反本质主义与文学理论的“美学立场”(2)

　　三
　　关系主义并没有因美学立场而放弃文学性质的研究。通过话语分析这一方法，它有效地将美学形式与立场结合了起来。在南帆看来，话语分析“是文学、语言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交汇之地”。可见，关系主义所强调的美学立场以形式与意识形态的融通为前提。借此，内部与外部研究之间的硬性区隔得以被有效地穿透。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纯粹的内部研究，因为任何语言形式本身都渗透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同时，文学也不是简单的政治替代物，只有依托于语言形式本身，才能产生马尔库塞意义上的美学能量。针对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南帆指出，“文化研究可以放大考察的半径，但是，文本和形式始终是一个不可摆脱的圆心。即使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下，文学批评也仍然要坚持对文本和形式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学批评考察的是意识形态施加在文本和形式之上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最近陶东风在理论上做了一些修正。他着力于探讨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内在关系，以及文学性和文学研究模式在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运用的情况。显然，其最终的目的在于沟通内部与外部研究，找到两者汇通、契合的一面。不过，审美的感性功用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使得文学形式与重建文学“政治维度”的努力之间依旧处于割裂状态。
　　在此，我们暂且撇下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不谈。值得反思的是，当下的文学异常冷清，其美学能量似乎无从张扬。作为关系主义“美学立场”主要理论资源的马尔库塞学说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有没有局限性呢?在后现代语境当中，美学立场的宣示与坚守是不是有可能滑入另一种“本质主义”?对此，詹姆逊的一些探讨无疑至关紧要。马尔库塞的新感性学说认定感性具有颠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能量。但詹姆逊认为，马氏生活的时代依旧沉浸在一种理想的政治话语实践中，即“昔日对于文化空间、文化功能与文化领域的讨论(最著名的莫如马尔库塞的经典文章《文化的正面性格》)，一向肯定文化领域的所谓‘半自主性’，强调文化产品既诡秘幽幻而又富乌托邦色彩的存在”。遗憾的是，这种文化“半自主性”显然已被
晚期资本主义的整体逻辑所摧毁。因此，这些激进的观点，到今天可能已经不合时宜了。詹姆逊认为，“从否定性、对立性、反抗性、批判性的到内省性——这种.种口号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一个本质上以空间观念为本的假设：一言以蔽之，那正是人所共称(却已不合时宜)的所谓‘批评距离’的确立。我们知道，在今天的所有左翼理论里，凡是有关文化政治的分析皆无法不借助于至少一种最基本的美感距离论，务求将文化行动本身置于资本的偌大存在以外。一旦有了适当的批判距离，文化实践才有机会在一个具体的立足点上攻击资本的存在。”在后现代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与之伴随的是新空间的形成，它“涉及对距离(本雅明所说的辉光)的压制，和对仅存的空无和空地的无情渗透。后现代主义的空间重组，最终导致了批评距离的撤销：“在后现代主义的崭新空间里，‘距离’(包括‘批评距离’)正是被摒弃的对象。我们浸浴在后现代社会的大染缸里，我们后现代的躯体也失去了空间的坐标，甚至于实际上(理论上更不消说)丧失了维持距离的能力了。同时，我们也已经察觉到，近年来跨国资本的庞大扩张，终于侵进及统辖了现存制度下前资本主义的据点(包括‘自然’及‘无意识’)。控制了这些据点，也就是操纵了发挥批判效能的最佳立足点。”资本主义的资本扩张无孔不入，连我们曾经作为抵抗据点的无意识都被有效操控和征用了。詹姆逊意识到了主体的尴尬处境，所谓后现代的“超级空间”使得空间范畴终于能够成功地超越个人的能力，使人未能在空间的布局中为其自身定位；一旦置身其中，我们便无法以感官系统组织围绕我们四周的—切，也不能透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找到确定自己的位置方向。这种情形下，思维能力无所作为，个人主体也是无能为力的。而在实际生活经验中，“这个过程表现为所谓的主体之死，或更确切说，是这种主体破碎的和分裂的解中心和消散(它们甚至不能发挥詹姆斯式的反射器或‘观点’的功能)。”
　　国内理论教材对本质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文化研究的接纳，表明其对后现代语境的威压有着足够的敏感。但它们倡议的现代性美学立场无疑与当下语境形成了深刻错位。詹姆逊曾力图通过“认知绘图”将理论直接与政治实践相关联，以求发展出一种具有真正政治效用的后现代文学理论。在他看来，任何理论实践形式，要预防其成为纯粹的话语能指，都必须确定其在社会以及文化政治实践中的方位。不过，詹姆逊一直没有就此给出一个形而下的“作战指南”。即便是对鸿运大饭店的“绘图”也不具有普适性，最多提供了一个话语分析的典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詹姆逊的理论困境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