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领导集体的伦理精神思考(2)

关于领导集体的伦理精神思考

         三、关于领导集体的伦理精神思考
         领导班子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集体，它既有团结，也有分歧，既有统一也有对立，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既有求同，也有存异，既讲服从统一意志，也讲个人心情舒畅，但不管是那一对哲学矛盾，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达到“合”，即达到团结统一，这样“从善如流”的领导班子始终充满活力，富有积极性和创造性。如何样保持这样的活力，需要我们创造性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又需要结合现时代的要求正确处理好几种关系，构建现代领导集体的伦理精神。
         1、讲究真诚与友善，正确处理好肯定与否定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情谊观
         领导干部要做“君子”。在《论语》中，提到“君子”一词的有一百多处，什么是真正的君子？这就是要在讲真诚与友善的基础上，处理好赞成与反对、颂扬与批评、肯定与否定的关系，凡是认为主要领导说的话都是正确的，做的事都拥护，这样的人不一定都怀着好心、真心，不是真正的君子。《论语》曰：“巧言令色，鲜仁矣”，《阳货篇》、《公孙长篇》中对“巧言令色”的斥责还有两次。曾子曰：“胁肩陷笑，病于夏畦”，意思是耸起肩头做出讨好人的笑脸，这就好比顶着夏天的毒日带病在地里干活一样。

孔子提出的君子标准有三条：第一有善良之心；第二“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第三“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关于第三点我们在下一个问题再论及。第二个标准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想着自己的小家，想着自己的利益，这样的人不是君子。孟子是从“居仁由义”的原则出发来论述君子的，在他那里，君子叫做“大丈夫”，“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意思是说，杀一个无罪的人这是不讲仁德的行为，假如一个人不是罪有应得而取了他的性命，这是不讲道义，为何我们的居所、行走的路上有恶行呢？那是因为我们对“仁”、“义”理解、应用不当造成的，所以，我们讲“仁爱”要看我们的行为是否符合“道义”，是否适当，这样的话，你做大事的条件就具备了，这也是一个君子应该做的事情。后人进一步按照孔、孟思维的逻辑发展线索拓宽了君子的涵义，即品德高尚正直、与人为善、做事讲道义且符合大多数人愿望的就是君子，不能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来作为判断君子的标准，即使是封建帝王也不能把反对他意见的大臣说成是小人。因而我们“不可以一时之誉，断其为君子，不可以一时之谤，断其为小人”这就需要我们因情而析，因事而断，看其一贯的言行表现。
         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要讲“君子之交。”“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这个道就是道义、正义、真理、理性。那么，我们应该交什么样的人，即什么样的人才是好搭档、好同事？孔子曰：“古有朋友，三益三损。友直、友谅、友多闻，为益；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孔子告诉我们交正直的朋友，心胸开阔的朋友，博学多闻的朋友。不要去交那些脾气暴躁的朋友，优柔寡断的朋友，心怀鬼胎工于心计的朋友。“君有过则谏”，主张大臣对君王的过错要加以劝阻。后梁拜安城王国侍郎周兴嗣在《千字文》中写道：“交友投分，切磨箴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君子交往应该以做学问、做好人来相互砥砺，增进彼此的仁德。《弟子规》写道：“善相劝，德皆建；过不规，道两亏。”当主要领导的要特别警惕下级中的谄媚者、阿谀奉承者、溜须拍马者，因为这些人都有共同的目的，即都是奔权势而来，奔利益而来，都想谋一己之私利。清朝山阴金先生在《格言醒壁》中论述对这种人的态度时说：“能媚我者必害我，宜加意防之；肯规予者必肯助予，宜倾心听之。”尽管在“能媚我者必害我”之处有绝对化的倾向，但是对于领导干部有非常大的警醒作用。凡“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我们要百倍警惕那些领导在台上就百般献媚奉承，领导离岗退休或者下台失势就态度冷漠、置之不理甚至还要踩上一脚的小人。马克思说：“真诚的、十分理智的友谊是人生的无价之宝。你能否对你的朋友守信不渝，永远做一个无愧于他的人，这就是你的灵魂、性格、心理以至于道德的最好考验。”
         2、讲究团结与统一，正确处理好求同与存异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和谐观
         领导干部还要做“群而不党”的君子。一个领导班子的团结一致并不是说全体成员铁板一块，唱着同样的音高，没有矛盾。一个和谐的领导班子应该是在个人意见对立、展开充分辩论的基础上求得相对正确结论，还要允许个人或者少数人保留不同的意见，这就是“求同存异。”据上所论，孔子提出君子的第三条标准是“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意思是君子应该是“矜持”、内敛而不争名夺利，与别人搞好团结而不拉帮结派与另外的人搞对抗。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讲团结、和谐，但他不一定对别人的意见表示赞同，而品质低劣的人表面上赞同你，但他在内心反对你，背后捣你的鬼。孔子把对“和”与“同”的不同取舍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体现出了孔子“重和”的价值取向，但从论述中国鲜明地看出孔子是主张“求同存异”的。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即君子普遍地厚待人们，而不偏袒阿私；小人偏袒自己周围的人，搞自己的小圈子，而不公正、普遍地厚待大多数人。
         然而，“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争”，不仅是动物的本能，也是人身上的动物性的表现，或说是人出于本能的一种情绪表现。墨子曰：“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司马迁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忘。”这里讲的“利”，有权利、利益、名誉、地位、威望等。前面讲的，孔孟是不主张争利的，孔子连射箭这样的娱乐活动都主张不要分出胜负，执手登台、退而饮酒不去算输赢。孟子曰：“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但是世界没有争论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我们领导干部争的大多数不是利，多数情况下是站在不同角度对问题的不同主张，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有了争论怎么办呢？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代表者都主张“调和”，孔子从人生修养的角度提出“执两用中”、“致中和”，孟子的“人和”，荀子的“群居和一”等。宋代哲学家张载对中国的“调和”哲学做了很好的诠释：“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调和的手段是什么，即以什么标准来调和矛盾？孔孟等主张从“义”出发，惟从是义。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不逋也，无莫也，义与之比”，也就是说领导要做到不强求别人，不刻意去反对人，一切惟道义行事。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董仲舒也说过，君子正其义而不谋其利，张载更是从上天赋予的理性观念出发，把正与反、对与错、是与非、分与合的检验标准看成是上天的意志。
         但不管是将“心”作为原点的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将“绝对观念”、上帝意志作为标准的客观唯心主义，都否认了“调和”的客观基础。但他们在主张调和哲学的思辨中都闪耀着辩证思想的光辉。例如如何行“义”？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作为具有决策权的领导，在碰到争议的事情时，多听听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要先表态，这样就少招致很多怨恨；多观察和调查研究，没有把握的事情先放一放，这样做就少了很多失误的地方，自己也少了很多后悔。在这里讲的“行义”就不是按一个人的主观好恶办事，而是集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和集体的智慧，就是哲学上讲的“探索真理”和追寻事物的客观存在性，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求实。”汉武帝在位时的大学博士韩婴曰：“与人以实，虽疏必密；与人以虚，虽密必疏，”也就是说领导决策只有尊重事实，把真实情况说清楚，才能够消除隔阂，把人团结起来；如果靠虚张声势，以势压人，会使亲密的人变得疏远。王夫之后面在解释张载的观点时说：“内者，心之神，外者，物之法象，法象非神不立，神非法象不显。多闻而择，多见而识，乃以启发其心思而会归于一。”意思是内心为神，外为天地万物，万物之各种现象只有通过人的内心才能认识，人的认识能力也只有通过万物才能表现出来。多闻多见，则启发人的心智，增长智慧，最后万物与人的认识归于统一。在“多闻”、“多见”、求“实”的基础上从义，“求同”和“存异”就统一起来了，领导班子之间的矛盾调和也找到了正确方法。
         3、讲究平等与尊重，正确处理好集中与民主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从整体上讲民主平等思想没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但其中包含了比较丰富的民权思想内容，从维护统治者的权利和地位出发，其主要观点是：仁政爱民、齐之以德、君臣同心、用人唯贤等。怎么样处理好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如何样行使权力，形成具有统治力的内部组织结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论述充满了哲学的智慧。孔子提倡君臣有等级的以礼相待，鲁定公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与孔子不同的是，孟子充满了反叛的精神，提倡君臣有情谊的平等交往，君主要重视大臣的作用。多次提出“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圣人与我同类”、 “人皆可为尧舜”，虽然他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来说的，但包含了人格平等的思想，所以发出了“如欲治平天下，夫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呐喊。“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子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仇寇。”“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在孟子看来，人天生就是平等的，当君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必须要把大臣看成自己事业的一部分，重视大臣的意见，发挥整体的作用，否则大臣可以联合起来罢免君主。墨子从如何“为政”的角度，论述了君王应该如何遴选大臣、对待大臣，认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这里墨子提出了圣王不仅要举贤，还要授权，关心大臣的生活，这样做不是为了贤者本身，而是为了自己事业的成功的需要。西汉戴德、戴圣叔侄编撰的《礼记.祭统》强调“政事之均焉”,“贵者不重,贱者不虚,示均也。惠均则政行,政行则事成,事成则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违,善为政者如此。故曰,见政事之均焉。”意思是，为政者不要厚此薄彼，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这样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
         从朴素的平等观出发，当领导的应该如何行使权力呢？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倾听于民。《周易.系辞上》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要允许别人发表意见，各抒己见。孔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作为一个领导者，只要有宽厚之心，他就不怕别人给他提意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就不会被蒙蔽，成为有智慧的人；勇敢的领导者要勇往直前，不要有什么担心的。孟子是极力主张兼听不同的意见的，特别是要听取下属和大多数人的意见，“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那些事情可以做，那些事情不可以做，不要只听自己亲信的话，也不要只听班子成员的意见，要多听一听群众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二是博采众长，从善如流，倾听于臣。封建社会的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是他要实现自己的权力也不是随意所欲的，在他下面设立了三公九卿，明智的皇帝决策也是要听取大臣的意见，决策之后还是要交由大臣们实施。中国古代的权谋之术是隐讳之术，没有人论证过君臣如何行权。孔子只是从“为学”的角度来论述如何学习别人长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韩愈在《师说》中论述了如何“闻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所以，“吾闻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作为领导者或者一个班子的首长，所见所闻毕竟有限，精力时间也有所不济，要多“闻道”，然后“从义”，才能干好事情。三是见贤思齐，闻过则改。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作为领导者在自己内心里要建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要有自我批评的主动性和勇气，惟贤者尊，惟贤者学，惟贤者用，用则予权，做到“勇者不惧”。孟子曰：“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要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必须要敬贤哲，做到贤者有位，贤者有为。
         当然，公正与平等、集中与民主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也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来到中国，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是绝对没有人敢提与皇帝讲民主的，封建皇帝为了实现自己的统治只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与自己的统治集团分享了权力，但这种分享也是非常有限的，来自于皇帝的授权，这与我们现代社会所提出的尊重民意、提倡民主完全是两回事情。  
 
         参考文献：
         [1]薛桂波,倪前亮.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6年10月,第23卷第5期.
         [2]迟成勇,郭广银.论市场经济背景下儒家伦理精神的现代转换[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月,第25卷第1期.
         [3]姬立玲.传统“和合”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启示[J].学理论(下),2010年第9期.
         [4]郑慧.中西平等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差异[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