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的研(2)

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的研

　　四、统筹城乡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城乡收入来源的角度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城乡差距的主要表现。顾海兵（2008）通过城乡居民收入构成或收入来源的具体解析，认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与乡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差异程度。黄祖辉、万广华等（2003）发现中国现阶段的转移性收入并没有成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手段，相反是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
　　（二）资源配置、劳动生产率及产业结构等对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的影响
　　1.关于城乡资源配置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研究已发现城乡差距可以由许多因素来解释，其中城乡间劳动收入差距可以解释42%，户籍制度可以解释28%（Shi等，2002），而人均GDP水平与城乡消费差距具有负向相关关系，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所获得的潜在收益与城乡消费差距正向相关，地方治理的效率与城乡消费差距及其变化都是显著负相关的（Lu，2002）。
　　林毅夫、刘明兴（2003）利用1981—199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指出经济发展战略（以反映产业技术选择偏离最优资源禀赋的技术选择指数为代表）显著影响城乡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还决定于从农村转移的资金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转移、预算转移、扶贫资金的转移等）（马从辉，2002），章奇等（2004）发现，由于中国的金融发展过程带有城市倾向，因此金融发展（以信贷规模在GDP中的比重为指标）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方杰（2006）认为，统筹城乡生产要素资源配置，促进城乡资源配置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在实践层面研究上，孙林等（2004）对南京的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城乡居民关系是造成南京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单至芬等（2006）、陈利昌等（2006）、刘奇中（2006）分别对黑龙江、广东和安徽的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对策进行了研究；“城乡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湖北课题组（2006）”对湖北城乡协调发展问题、原因和对策进行了研究；“成都就业研究课题组（2007）”成都市城乡统筹比较充分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赵彩云（2008）运用1978—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考虑GDP、资金在城乡间不对等流动和配置、劳动力流动状况和发展机会等因素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实证分析资源配置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相互关联。
2.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国内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是造成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李永杰、张建武（2002）认为，实现城乡统筹就业的关键因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说是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提高，是决定城乡统筹就业的根本条件，也是城乡统筹就业的最终结果。中国统计信息网（2005）认为，城乡差距与城乡产业特性有关。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过大差距是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基础。偏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民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分割。在胡鞍钢（2004）看来，“城乡差距”不仅反映在城乡收入差距上，还体现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差距和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上。谭静池等（2007）通过对陕西的实地调查，实证研究得出：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分治”使城乡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两个经济单元和两种发展水平，农村居民主要从事第一产业，城镇居民主要从事二、三产业，以手工、半手工等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村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加上农村劳动力的低素质积累效应，也导致城市劳动力价值远高于农村劳动力价值。
　　3.关于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研究。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统筹城乡发展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H.钱纳里（Chenery，1975）对经济发展各个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动和城市化发展的轨迹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了产业结构变动与城市化存在关联。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力份额也在不断增加，两者在变动上之所以会有相似之处，是因为城市化与产业部门中的劳动力结构密切相关。
　　4.关于制度因素对统筹城乡发展影响机理的研究。李振国（2006）认为政府应加快制度改革，增加对农民的制度供给。但陈永正等（2005）发现制度供给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作用有限，在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供给的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因此，不同于曹明华（2005）提出的户籍、就业、保障、土地、行政管理等五方面制度创新，他认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突破口是围绕农业产业化进行制度创新，主要依赖于户籍制度、农村金融、土地制度这三个方面的创新。
　　吴冠岑（2007）从制度变迁理论角度对目前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以及演变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马远军（2006）分析了制度问题影响城乡统筹的内在机理，制度滞后影响城乡统筹建设效率，制度失衡提升城乡统筹建设成本，制度不经济导致城乡发展不公。通过建立不确定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决策模型和对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可以发现以土地换保障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增加了制度约束线的纵截距和斜率，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郝寿义，2004）。何西（2007）从农民、企业、政府三者利益博弈的角度构建城乡一体化最优制度求解的模型。
　　关于制度政策可操作性变量的选取方面，王小鲁、樊纲（2005年）所用模型引入的大多数变量都是与政策有关的外生变量，包括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也包括与改革进程相关的制度变量，考虑的变量分别是按人均水平计算的各省地方财政得到的净转移，城市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覆盖率，人均教育水平（用6岁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数表示）、单位国土面积的公路和铁路线路分布密度以及电话普及率，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分省市场化指数，企业家与政府部门及其人员打交道的时间比例（反映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度）、用企业的非税上交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反映企业的税外负担）和灰色收入指数（反映腐败）。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未必能够全部通过模型中市场化指数的估计结果反映出来。陆铭、陈钊（2004）通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从经济开放、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财政支出的结构等几个方面来考虑1987—2001年间经济政策的调整可能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陆丁（Lu， 2002） 以人均消费/人均GDP的变化率为代理变量衡量地方治理的效率，发现它与城乡消费差距及其变化都是显著负相关的。
　　5.其他因素对城乡统筹水平的影响。全球化对城乡差距具有正向作用（Wei&Wu，2001），魏尚进等（Wei and Wu， 2001）认为经济开放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但是，他们的研究所控制的变量太少，而中国各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等各方面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因而其结论的可靠性不高。陆铭、陈钊（2004）后来发现在1978—1998年间经济的开放（FDI在GDP中的比重和出口贸易额在GDP中的比重）将增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出口贸易额在GDP中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则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他们还验证了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城市化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另外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非国有化）、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以及文教科学卫生支出的比重都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陆铭、陈钊，2004）发现。农产品价格变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或工农贸易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城乡差距的变动（马九杰等，2005）。
　　（三）实证分析方法上
　　1.多元线性回归。王培刚、周长城（200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社会因素是失业率与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劳动力人数的比重两个变量。也有学者从二元结构系数、城市化水平、人均GDP增长率以及产业结构来解释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变化。王小鲁、樊纲 （2005）通过计量模型（准对数二次函数模型）分析发现有一系列因素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或缩小有重要影响。这包括经济增长方面的因素、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制度方面的因素、劳动力流动障碍以及政府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收入分配的非制度化和政府腐败等因素。
　　2.灰色关联法。付海英等（2006年）构建了一套评价中微观区域城乡统筹发展现状的量化指标，并用灰色关联法寻求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将众多影响因素归整为自然、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和城镇化水平等五个因素。
　　3.DEMATEL法。李银星、杨印生（2006）通过制定指标评价体系研究影响统筹城乡发展的因素，采用DEMATEL法确定统筹城乡发展的综合影响度、中心度、原因度、被影响度，主要分城乡关系统筹因素、城乡经济统筹因素和城乡社会统筹因素三类共提取20个直接或间接影响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发现影响统筹城乡发展较大的因素为第三产业发展、农民人均税负水平、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国家政策倾向。
　　4.分位数回归建模与分解。段景辉、陈建宝（2009）对中国城镇和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位数回归建模分析，找出了影响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关键因素；采用分位数分解方法对城乡家庭收入差异进行分解，估算了城乡家庭收入差异影响因素的影响度，发现各个影响因素在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五、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对策研究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走出城市偏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有赖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和“城市—农村二元利益集团”政治均衡的实现（李建勇，2009）。从交易效率的视角考虑，解决统筹城乡问题的办法在于取消不利于经济体交易效率提高的政策措施，厉行有利于交易效率提高的制度改革（赵红军、尹伯成，2006）。需要在非均衡发展、调整城乡就业结构、多元化城镇化发展以及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等四个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还要给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张红宇，2004）。其根本性措施是：实现城乡等级法权地位平等化、收入分配格局平衡化、农村资源充分流动化与市场一体化（林光彬，2004）。此外，还需培育容忍合理差距的社会文化（王培刚，2005）。
具体而言，需要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钟甫宁，2003；肖万春，2003），缩小县域城乡差距（刘志澄，2003；刘奇、王飞，2003；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发展司，2004；程必定，2004），改革现行的城乡分割的体制（顾益康，2003；石忆邵2004；韩俊2003），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陈进，2003；颜华，2004），推进城镇化（陈昭玖、周波，2004；王建兵2003），以促进统筹城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