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感想最新5篇
每一个城市都有其发展的轨迹，时光匆匆，这一年是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大家有什么感想?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2020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感想最新5篇，以供大家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感想(一)
经济特区给了我新生活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处处是工地，村民们跑运输、做加工……1981年，渔民村成为全国最早的“万元户村”
夏日炎炎，海风阵阵。深圳罗湖区渔民村，中国最早的“万元户村”，我们的采访从这里开始。
“要是没有改革开放，你看到的这些地方可能还是泥塘呢!”见到渔民村的老渔民邓锦辉，是在村里古色古香的“渔人码头”文化室，他正和五六位老人悠闲地喝茶、读报、看书。“现在村里年年有分红、家家有产业，大家在‘物质小康’之后，都在追求‘精神小康’了。”说起文化室，担任渔民村居委会副主任的邓锦辉颇为自豪。
走出文化室，漫步于0.25平方公里的渔民村，记者找不到一点小渔村的感觉。鳞次栉比的小高楼、清洁宽阔的水泥路、郁郁葱葱的绿化带……昔日荒僻的小渔村，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样板村”。
62岁的邓锦辉肤色黝黑、身体结实，看着显年轻，“你以为我有多老?我比特区的‘岁数’大不了多少!”他哈哈大笑。
说话间，邓锦辉带着记者来到位于渔民村社区的家中，120平方米的三室两厅宽敞舒适，各种现代化家电一应俱全，记者试图寻找一些渔民生活的痕迹，一无所获。“现在除了周末钓钓鱼，生活里几乎没有‘渔民’的影子了。”邓锦辉说。
邓锦辉搬过多次家。他回忆道：“每搬一次家，生活都是一次大变样。”
改革开放前，邓锦辉与大多数普通村民一样，住的是土墙瓦房，过着海上漂泊的日子。“出一次海至少半个月，吃住都在船上。”邓锦辉告诉记者，那时的他总想，这大概就是自己一辈子的生活了。
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渔民村的春天来了。高速发展的经济特区处处是工地，村民们也从中觅得商机，渔民村迅速组建起自己的船队和车队搞运输。“现在的深圳国贸大厦、罗湖香格里拉大酒店，很多砖瓦、沙石都是我们运过去的，我们是一天天看着深圳长高。”邓锦辉骄傲地说。
虽然是简单的建筑材料运输，但市场供不应求。依靠自己的船队，村民们从中山运砖头来深圳卖，一船能装两万多块砖，能挣几千元。
“那时候，经常要干到凌晨2点甚至通宵，大家抢着干活，不把当天任务完成没人下班。”邓锦辉说，他的妻子在村里珠宝厂上班，把一个个小珠子小亮片穿起来，做成装饰品运到香港卖。“虽然苦点累点，但两口子一起努力，感觉日子特别有奔头。”
跑运输、做加工……20世纪80年代初，邓锦辉夫妻二人年收入就超过了1万元。1981年，渔民村成为全国著名的“万元户村”。次年，村里统一盖起30多幢二层小洋楼，邓锦辉家也分到了一幢。
“彩电、冰箱、洗衣机、电饭煲样样都有，地板是大理石的，水绿水绿的。我最喜欢的是那台大音响，可以唱卡拉OK，当时村里好多人都跑到我家来唱歌。”邓锦辉觉得，那是祖祖辈辈都没过上的好日子。
好日子才刚刚开始。1985年，村里集资建成了7层高的工业大楼，制衣厂、表带厂相继入驻;1992年，村集体成立深圳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村民人人可以获得分红;2004年，旧村改造完成，现代化的高层住宅取代了老旧的“握手楼”和“拥抱楼”，邓锦辉搬进了现在的房子中。
对渔民村村民来说，2012年12月8日是难忘的一天。
“经济发展了，我们几个居委会干部一合计，想丰富一下村民的文化生活，就办了个渔乐节。”邓锦辉说，渔乐节一次大概两小时，跳舞、唱歌等节目都由村民们自己出，大家都想露一手，在一起排练、演出其乐融融。
“渔村一派时尚景象，绿荫通幽处，小区人气旺，举村喜气扬，赞扬改革开放……”渔丰实业公司一间办公室里，传出这样一首悠扬的粤语小调，这首小调就是几位村民为今年渔乐节准备的。如今的渔民村，村集体资产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800万元增长到4.8亿元。“渔民村正计划对村集体经济、基层治理等进行全方位提升，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做贡献。”邓锦辉说。
“海上飘零”“翻身解放”“春到渔村”……蜿蜒350多米的渔民村文化长廊里，一幅幅精美的青铜浮雕记录了今昔变迁。从渔民村向西北方望去，京基100大厦等许多深圳标志性建筑耸入云霄。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感想(二)
经济特区给了我新梦想
“如果不是在深圳，我可能早就放弃了。经济特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和无数创业路上的同行者，让我充满了追逐梦想的勇气。”
见到周剑之前，对这位大名鼎鼎的“机器人爸爸”和他的优必选科技公司，记者已是耳熟能详：2016年央视春晚上，优必选的540台Alpha机器人集体起舞;2018年央视春晚开场表演，24只Jimu机器狗惊艳亮相;2019年央视春晚深圳分会场，6台大型仿人服务机器人Walker与明星们同台竞技。来到优必选，记者很期待见到更新奇的机器人产品。
“这是优必选的第一个机器人样机，技术上没问题，但在量产前连续开了四次模，都失败了，仅这一项就耗资千万元。”刚见面，周剑向记者展示的却是他创业之初的“痛”。在公司初创期，这样的失败打击几乎让优必选垮掉。“如果不是在深圳，我可能早就放弃了。经济特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和无数创业路上的同行者，让我充满了追逐梦想的勇气。”
这次创业前，周剑的人生可谓顺风顺水。他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期间就获得首届德国迈克威力最高奖学金赴德国留学，学业完成后被迈克威力集团收至麾下，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周剑仅用四年就成为最年轻的中国大区经理。2002年，周剑与另外两位合伙人开设工厂，为迈克威力等厂商定制生产设备，利润非常可观，他开始在深圳购置房产。
2008年，一次参加国外机器人展会的经历，给周剑的人生带来转折。这次展会上，一台可以模拟各种动作的人形机器人引起周剑的好奇心。他想买，但外商非但不卖，甚至都不让靠近看。这让周剑心中格外难受，他暗下决心，在深圳开始机器人项目创业历程，“看都不让看，那我就一定要做得比你好!”
研发人形机器人一直是机器人学者和人工智能科学家的梦想。凭着一腔热情闯入机器人行业的周剑发现，这次创业的难度超乎想象。很快，2000万元被周剑全部花完。
“当时不懂融资，都是靠自己借钱、押房子去筹措资金，走着走着，发现钱根本不够用，只能卖房子。”从2010年到2012年，周剑靠借钱和卖房子支撑机器人项目运转，投入大却不见任何收益。
卖掉第一套房子时，周剑没有多心疼，但父母觉得不对劲了。“爸妈当了一辈子老师，现在靠退休工资生活，在他们的观念里，这么折腾就是不务正业，现在居然还要卖房子，更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来自父母和工厂合伙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大家纷纷劝说周剑放弃机器人项目，但周剑仍然坚持，作出了一个几乎让所有人都吃惊的决定：把工厂的股份卖掉，并将自己在深圳购置的房产和轿车全部卖掉，筹措资金投入机器人项目。年迈的父母见儿子不听劝，一气之下离开深圳回了上海。
“2012年卖掉最后一套房子时，感觉非常糟糕，资金上陷入困境，还要面对家人朋友的不理解。”周剑说。
“还好，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周剑说，“深圳的机器人项目创业团队非常支持我，大家一致认为项目已经有眉目了，这时停下来太可惜了。于是我们坚持了下来。”
2012年3月31日，优必选科技公司在深圳南山区的香港理工大学产学研大楼成立，周剑重整行装再出发。当年秋天，为了筹集资金，周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创投活动，出乎他意料的是，凭借开模才开到一半的样机，优必选就陆续拿到了2000万元的天使投资。“当时听到投资人说了一句温暖的话，‘你把全部身家都投进去了，我还怕什么呢?’”周剑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托举着他飞向梦想。
2015年，为了给员工提供更好的办公环境，周剑想把公司搬到南山智园，这里地理位置优越、租金优惠，但当时处于创业期的优必选，在纳税额等方面还不满足园区入驻条件。园区负责人对公司进行了全面“摸底”后，认为智能机器人正是深圳积极布局的“未来产业”，破格让优必选入驻。“在深圳，政府高度重视创新，不是靠发文件开大会，而是落实到每一个具体行动。”周剑说。
在深圳经济特区这个成就梦想的舞台上，优必选一直在加速奔跑：自主研发的伺服驱动器诞生了，成本降到进口产品的几十分之一;第一台机器人Alpha诞生了，教育机器人Jimu Robot、悟空、商用服务机器人Cruzr(克鲁泽)、大型仿人服务机器人Walker等接踵而至……
每当工作累了的时候，周剑喜欢透过办公室窗户向外远眺。几年前还是一片旧工业区的南山智园，如今已成为高科技产业园，有众多创新企业进驻。周剑真切地感受到，一路走来，怀揣创新梦想的同行者正越来越多。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感想(三)
见证“移民之城”大时代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在短暂的40年间，从一个人口只有30多万的边陲“小渔村”，发展为如今管理人口超2000万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背后秘诀可围绕一个“人”字展开。
从创市之初，深圳就是一个对人才开放的城市，最早打破传统的地域、体制等限制，引全国之才、集全国之力建设。早在特区创办之初，就曾出台不少全国瞩目的引才之策。包括农村户口入深圳户籍，家属没工作的，深圳安排工作;分配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住房;高薪聘任人才，聘用期满留去自由等等。
例如，蛇口1981年在全国公开招聘人才，打破了由上级部门调派干部的做法，首开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先河。1983年，蛇口率先实行薪酬改革方案，不论级别职务，根据才能和贡献确定薪酬。
一时间竟引得全国人才东南飞，不少人受特区朝气蓬勃的生机召唤而来。放弃“铁饭碗”闯荡深圳的徐少春就是其中一位。
1990年，徐少春带着368元的养老保险金前往深圳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不久后他再次辞职，借了5000元购进一台286电脑创办了深圳爱普电脑技术有限公司。这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金蝶软件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1997-1999年间，深圳人才大市场仅接待像徐少春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求职者，数量就超过了350万。而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之初，深圳全市技术人员只有一名拖拉机维修员和一名兽医;如今这一数字已超过200万，40年间深圳科技工作者的数量增长了近100万倍。
如此大揽人才，不难让人想起“来了就是深圳人”那句脍炙人口的口号。有学者将深圳的创新气质与其移民特色联系起来，解释“移民之城”为何能够成为创新之城。“早期到深圳的移民大多都是抛弃了原有的稳定生活，愿意承受迁移带来的不确定性，去满足其对未来的高预期，这种文化特质尤其适合以IT为背景的高科技领域的创新。”
唐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移民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打破了原有的阶层，多元化的交往变得很正常，比如5个人凑在一起，一个是包工头，一个懂技术，一个能办得下贷款，一个做过处长，再来一个搞财务的，新公司就诞生了。
过去40年，深圳的常住人口增加了约42倍。直到目前，深圳依然在采取宽松的户籍政策，大专以上学历落户不受限制。深圳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透露，2019年，全市新引进人才28万人。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感想(四)
勇当制度创新策源地
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的教授代明，他曾于1999-2004年在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先后任职研究员、研发部长，对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颇有研究。
在他看来，深圳特区成立之初曾是一座“四无”城市——无重化工业基础、无重大国家项目、无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无资源环境承载力，深圳凭什么迅速实现崛起?
不少学者认为，深圳的崛起得益于其区位优势，毗邻香港;也有学者认为，其得益于政策优势，税收优惠、土地保障带来巨大红利;更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有为政府加之有效市场。
代明认为，区位论、政策论、方略论皆有一定道理，但多少有些“失焦”。在众多沿海、沿边经济特区中，深圳的成功与其背后的制度创新不无关系。
例如，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全国各地都来经济特区参观学习，民间科技企业相关规定也逐渐影响到全国，民营科技企业开始在全国遍地开花。
唐杰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很多人说深圳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但忽略了一个方面，深圳很早就在科技创新方面尝试系统化地设计制度。
早在1987年2月，深圳市政府就出台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在全国首次提出科技人员可以以现金、实物及个人所拥有的专利、专有技术、商标权等工业产权作为投资入股，并分取应得的股息和红利。
这意味着承认知识产权的价值，直接带来一股以华为为代表的创业潮，也为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打下了体制机制基础。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对此也颇为赞同。他表示，深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高科技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例如，建立和完善不同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人才服务体系、以高交会为主要平台的高科技交易市场体系、以高新园区为平台的区域服务体系、以华强北为代表的为高科技产业服务的产品配套市场体系。
“正是因为上述全方位的政府体制创新服务体系，才为深圳高科技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支撑。”张思平说。
不仅于此，深圳已经成为制度创新的策源地，不少制度改革经由此推向全国。据2017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的统计，深圳25年来制定的法规和法规性文件当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在国家和地方立法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先行先试，这些法规不仅护航深圳的发展，也为国家提供了参考蓝本。
例如，今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拟新提交审议立法项目29项，包含新制定法规14项，其中，个人破产制度在深圳“破冰”，科技企业有望实施“同股不同权”，深圳的立法探索背后，是这座城市改革的底色。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感想(五)
迎来“双区”时代新使命
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恰恰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迎来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不少学者对如何看待深圳未来的发展进行了诸多讨论。
受访专家认为，在争当全球标杆城市的赛道上，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而持续推进制度创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这是国家赋予深圳的新使命。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科技创新的高地，深圳有着雄厚的发展红利和持续创造红利的能力，理应为中国方案的探索和供给作出贡献，相信这也是中央将深圳设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初衷所在。
郭万达表示，在40年发展过程中，深圳特区虽历经过波折，但“关键先生”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1992年，随着浦东新区设立，中国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城市的开放新格局，“特区不特论”一度甚嚣尘上，争论直到1995年还未停息。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深圳开始停止登记注册“三来一补”企业，并在“八五”计划中明确提出把深圳建成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和生产基地，再次领跑全国产业结构转型。事实证明，后期全国产业转型大多借鉴了深圳改革经验。
2002年，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再次将深圳推上风口浪尖，“产业外迁”一时间成为全国热议的焦点。
深圳开始主动面对新一轮的转型，大力推动“腾笼换鸟”，在几年间甚至有超过1.6万家企业离开了深圳，转而迎来了一大批创新型科技企业。从传统制造转型升级为智能制造，深圳再一次走在了全国前列。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认为，特区模式可能被别人抄袭，但特区功能不会，其最根本的一点是创新、先行先试。尤其是在经济特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三区叠加下，深圳仍要继续发挥特区作用，在全方位先行示范。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较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曾任职于深圳发改委的星河产业集团常务副总裁阎镜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可能更多的不只是示范经济发展，而是示范制度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曹文炼认为，中央之所以选择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是基于深圳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发展基础，积累下来的改革经验以及人才和体制优势等。
站在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新起点上，深圳的发展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如何继续扮演中国科技创新龙头的角色，再造新时期的华为、腾讯，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深圳仍然需要依靠持续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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