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乐山心得体会

1942年中共中央发出整风决定，在全党整顿“三风”。1943年华中局在淮南新铺办华中党校，开始第一期整风学习。下面就是小编带来的抗日烽火中的乐山心得体会，希望能帮助大家!

抗日烽火中的乐山心得体会1

暑假里，我读了抗日烽火一书，令我感动得泪流满面。其中，一篇题为摧不跨的红色堡垒我印象最深，这是一则记叙反“清乡”斗争中湖泾支部的故事。　　1941年6月的一个晚上，在湖泾村一户人家的客堂里。站着全体党员，他们在一起讨论“清乡”问题。最后，他们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前宣誓。7月1日以后，干部章明、党员朱四四等不幸被捕，最后，朱四四牺牲了，沈三三被装在麻袋里活活摔死。他们不亏为党员，危难时刻都守住了党的机密。七月里的一天，有位积极分子找到了部队，告诉他们任天石司令的行踪已经被敌人发现，知道他坐船来到湖泾以后，日本人封锁了河道，为了保护任司令，沈志明让两位同志划一条船将任天石接走。日本人找了半天，仍不见踪影，接着他们找到保长，其实保长就是一位抗日骨干。他说：“这船是郎中先生的，是村上人得霍乱去请的。”鬼子一听就赶紧离开了湖泾村。　　读了这些曲折紧张的`故事，我明白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因为有了这些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而得来的。现在我们买房、买车，日子过得无忧无虑，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更应该努力学习回报祖国，作为小学生，我想，我在学习上要有不怕困难的精神，遇到难题多动脑筋，多向人请教。还要向革命前辈学习，爱劳动，多为社会奉献自己的光和热。还要自觉保护环境，用实际行动保护革命前辈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

抗日烽火中的乐山心得体会2

1941年至1943年，日本侵略者在“百团大战”之后加紧了对各根据地的扫荡，这段时间也成为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李春堂所在的太行11旅32团一直在晋东南地区坚持战斗。

“敌人对根据地采取了封锁政策，当时的物质条件非常困难，常常连盐都吃不上”。李春堂老人讲，当时遇到了灾荒年，部队生活一天就是三顿稀饭。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党中央号召根据地的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部队就自己开荒种地。李春堂还记得当时的团长和政委，一个挑着粪筐子，一个拿着粪叉子在村外的路上拾粪。

对李春堂来说，吃不饱饭不是首要问题，最让他难受的是医疗设备的极度馈乏。抗日根据地物质条件差，战斗中负伤的战士们往往无法得到及时救治。作为医生，他没有包扎用的救急包、绷带。遇到需要紧急救治的伤员，卫生人员就把自己的被子撕成布条当绷带，经过消毒后给伤员使用。平时用的伤口盖布，洗了再用用了再洗，一直用到不能用为止。没有消毒药品，他就用食盐水浸过的纱布条给战士清洗伤口。战士感冒了没有药，卫生队只就让炊事班做一些姜辣面条汤给战士喝，再盖上被子发点汗，用这种土办法来为战友们治病。

1943年秋天，身为医生的李春堂自己得了伤寒病，部队立刻把他从山西平顺县送到了后方医院。当时恰好遇到鬼子秋季扫荡，战友们用担架抬着发高烧的李春堂，在大山里不停地转移。当时医疗条件很差，伤寒病在当时死亡率又很高，可是李春堂竟然奇迹般的熬了过来，最终大病一场的他头发全部掉光。

在抗日烽火中成长

从13岁加入八路军后，李春堂在抗日战火中走上了一条让他一生都感到骄傲的成长之路。李春堂一参军就抽调至八路军总部当小司号员，领导看他勤奋好学，就派他参加八路军卫生处办的卫生员训练班。经过了三个短期学习李春堂被分配到先遣支队第二营营部从事卫生医疗工作。

1940年5月的一天傍晚，李春堂与营部党支部书记薛士琪在村外散步。当时李春堂已经是太行11旅32团一营卫生班班长。就是在那个晚上，薛书记的一段话让李春堂久久不能平静。薛书记对他说，“共产党是解放劳苦大众的，将来在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嘱咐他好好学习马列主义。

抱着“不抗日，活不成”的想法投身到抗日斗争中的李春堂被书记的话震撼了。李春常对记者说，当时不懂什么道理，只知道不做亡国奴，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才能过上安生日子。听了书记的话，才知道自己应当为了全体劳苦大众去战斗。也就是在这一年的7月，李春堂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极端艰苦的太行山区坚持抗日斗争，多次被评为工作、学习模范和战救工作模范。

从一个贫苦农村娃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又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一名军医，李春堂老人讲起那段峥嵘岁月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接受记者采访的那天，恰逢“七七事变”68周年。李春堂老人说，历史绝对不容忘记，更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要让世世代代都记住。在离开的时候，80岁的李春堂老人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两句话：“邪恶必败，正义必胜”。

抗日烽火中的乐山心得体会3

1937年日本鬼子打到了李春堂的家乡河北省磁县彭城镇。日本侵略军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把李春堂家住的两间房子都给烧了。鬼子走后，李春堂的父亲在废墟里只找到了一把菜刀，一把铲子，而锅碗瓢勺都被砸坏了。“老百姓受够了鬼子的苦，不抗日，活不成啊”。在这样的想法下，李春堂的父亲报名参加了八路军领导下的名为“独立三大队”的抗日游击队，1938年4月李春堂参加了这支游击队，当时他才13岁。

参军后的李春堂就在司号排学吹军号。那年8月，独立三大队抽调11名小司号员到八路军总部，李春堂就是其中之一。李春堂说，当时部队经常打游击、走夜路，有时下着大雨还要行军。李春堂个子小，如果过河没有桥就得趟水，河水往往齐腰深，有时他就抓住马尾巴过河，有时营部通讯班的大个子战士架着他的两臂，脚踩不着河底就过去了。后来李春堂被分配到先遣支队卫生处当看护员，每天的工作主要是给伤员换药。

1940年的夏季，李春堂迎来了自抗战以来自己参加的第一场大战斗。当时部队在紫山附近一个村子宿营，次日早晨正在吃饭，村东的哨兵突然发现了敌人，一场遭遇战就这样打响了。李春堂回忆说，当时的战斗十分激烈，有两个战士是被一颗子弹打中，子弹从后边的战士头上穿过，又打在他前面的一个战士的腿上。部队撤到山上以后，敌人用小钢炮掩护多次向山上冲锋。营指导员在战场上高喊：“同志们!我们要坚决守住阵地，狠狠地打击敌人，即使我们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我们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战士们的情绪很高，鬼子冲上来了，战士们就用手榴弹、刺刀同敌人拼搏，几次把敌人打了下去。

部队在紫山坚持了一整天，天快黑时奉命下撤，在下撤途中又与一股鬼子骑兵相遇。部队边打边撤，李春堂背着一支长枪和背包，还是个孩子的李春堂跑不动，可又舍不得把枪扔掉。最后实在跑不动了，李春堂就把背包丢掉，硬是把枪背了回来。李春堂老人说，部队里原来有许多磁县老乡，有些老乡平时找他看病治病，可是这次战斗下来，一些同乡就再也见不到了。

亲历“百团大战”

1940年，抗日战争刚刚进入第四个年头。国民党右派对抗战前途悲观，中国抗战营垒中存在着妥协投降的危险，而日本利用在华北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加紧对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实施所谓的“囚笼政策”，对敌后抗日斗争造成很大威胁。八路军指挥部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破袭交通线的战略进攻，切断敌人的交通命脉，打破敌人封锁，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

李春堂所在部队太行11旅32团奉命在河北的沙河邢台一带袭击敌人，掩护民兵破袭平汉铁路。后来部队又从河北急行军到山西辽县参加了榆社、辽县战役。大战开始一个半月后，日伪军陷于混乱局面。李春堂说，当时他所在的部队在辽县羊角一带跟鬼子进行战斗，他们在山上监视敌人，发现敌人大股部队时就发射炮弹。部队派出许多小分队袭扰敌人，有机会就消灭敌小股，积小胜为大胜，使敌人在根据地内日夜不得安宁。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役，持续作战三个半月时间。一共出动115个团，近40万人的兵力，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百团大战的胜利震动了全国，给了侵略军沉重打击，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斗志，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但是“百团大战”后，日本侵略军加紧抽调兵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加残酷的扫荡，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更为艰苦、更加困难的时期。

抗日烽火中的乐山心得体会4

刘顺元同志要我回到冶山县第一件事就是做好一宗错案平反及善后工作，稳定人心，挽回影响。1944年，天高、东南两个办事处范围内发生了一起三青团假案，是公安部门用逼供信搞出来的。从社会上搞到内部，牵涉区县干部多人，连东南办事处副主任李绳武和秘书葛许光都牵扯进去，逮捕了一百多人，大都是地方民主人士和知识青年。由于一开始就采取逼供信手段，先指名引供，承认者优待，不承认者遭受折磨，于是被逼者无中生有乱招供，被供出来的人被不分青红皂白抓起来，结果越供越多，越抓越多。为了给公安部门提供所谓证据，监内监外互相串供，共同制造假证据。公安局要三青团印章，监外亲属就找人刻一枚，要团旗，就将庙会用的旗帜送去。由于串供，最后不少人的供词都是一样的。李绳武是耿介之士，决不说假话，他在狱中写信给刘顺元同志，坚持说这是一起假案，并告诫说：历史将证明事实，也将证明你们领导轻信口供，最终会犯错误。因为案子牵涉面太大，区党委亲自审理，发现是一起子虚乌有的假案，完全是逼供信造成的，伤害了不少干部和地方人士，不利于团结抗日，一致对敌。

我到县里以后查阅了全部案卷，找当事人谈话，弄清了案件发生发展情况以及虚假的口供和证据。好在没有死人，主要做思想化解工作。我找许多人谈话，承认政府办案有错，但也批评有的人没有象李绳武那样坚持真理、不说假话，而是乱招乱供，制造混乱，将案子搞得愈来愈复杂。不少当事人心服口服。东南地区社会上层人士、地方上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我都很熟悉。经过我耐心说服，大家的怨气很快都消了，又愉快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打败日本鬼子出力了。

1945年4月到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党的“七大”召开过程中，淮南抗日根据地前沿的广大军民发动夏季攻势。6月1日，路东军分区司令员罗占云指挥独立团与冶山支队、六合总队各一部，向东沟敌据点发起攻击，激战七小时，伪军主力警卫三师九团三营全部被歼，俘伪营长等300余人，缴获迫击炮民、轻重机枪、掷弹筒、步枪等大批武器。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和仪征人民共同以无限欢欣的心情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个月，冶山县和仪扬县撤销，恢复成立六合县和仪征县。我任六合县委书记、县长兼支队政委，支队与军部特务团攻克六合城，我在城里工作两个月，10月调回仪征县任县委书记兼县总队(后改为大队)政委，又与仪征人民一道开始了解放战争的新征途。

抗日烽火中的乐山心得体会5

1942年中共中央发出整风决定，在全党整顿“三风”。1943年华中局在淮南新铺办华中党校，开始第一期整风学习。进华中党校学习的是县团级以上干部。1944年2月我奉调进华中党校学习，淮南地区的同志有二十多人，属于第二期。当时第一期学习尚未结束，才进入个人写关节报告、交待历史上关节问题阶段。我们编成两个组，配属到第一期的二队、三队。除读整风文件外，平时分头到其他小组旁听，听人家的关节报告、小组提问，接受教育。延安整风，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曾发生“左”的错误。由于纠正得早，没有波及到华中党校，因此党校第一期、第二期学习开展得都很正常，没有逼供信，结论都实事求是，有的人历史上弄不清的问题也写明相信本人交待或待查。我在华中党校整整学习了一年，半年旁听、见习，半年整风接受审查。这是我读书最多的一年，在学习期间我通读了联共(布)党史和马列著作的选集，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和其他整风必读的书籍、文献，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了较系统的理论探讨，对领导方法、思想方法，群众观念与群众路线有了清晰的理解。思想上是一次大清理，理论上是一次大提高，使我从自发革命进入到自觉革命，也是我参加革命后的一个转折点。华中党校审干委员会给我的鉴定结论是：魏然同志在党校整风中反省检讨较深刻，希望把这种精神带到实际工作中去。至于魏然同志入党前参加过以下各种团体：天长县行知学社及青年读书会，江都县抗日锄奸团，苏皖边区抗日义勇军，天长县青年救国会，三民主义青年抗日义务队，仪征常备队，江北抗日金兰同盟会，本会同意关节报告的详细说明，认为没有可疑之处。现在回忆起来，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处于极其困难的时候，开展整风是极其英明的。各级党委对整风学习都十分重视，层层开展。淮南区党委和新四军二师以上领导集中到华中局、军部整风。区党委在大刘营办党校，分期集中副县级和正区级干部学习。路东地委也在大井赵办整风队，分期集中副区级干部和乡长、指导员。县区也组织基层干部轮训。“磨刀不误砍柴工”。这种由上而下的整风学习，克服了党内的不良作风，统一了全党思想，教育培养了干部，对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以及解放战争胜利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1945年2月，我脱产学习一年后，以新的思想精神风貌，重返抗日斗争前线，回到淮南区党委报到。区党委副书记刘顺元看了我的自传及鉴定，很高兴。当即决定我回冶山县，接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和冶山支队政委，仍然集党政军领导于一身，说明上级对我是信任和重用的。冶山支队司令是艾明山，他是一位老红军，我俩从华中学习结束一道到了冶山。这时淮南抗日根据地形势也与全国抗战形势一样，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从战略相持转入了局部反攻。为适应战争形势需要，我在党校学习期间，即1944年7月左右，路东行政建制就作了调整，撤销了四个办事处建制，恢复成立了九个县，东南办事处撤销后成立冶山县和六合县(1945年5、6月并入冶山县)，还新成立一个仪扬县。当时仪征境内就包括甘泉、冶山和仪扬三县部分地域。陈集、大仪、古井等区属甘泉县，新城、龙河、朴席属仪扬县，铜山、谢集、月塘、移居、胥浦等区属冶山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