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永根先进事迹学习心得体会

若水1147由分享时间：2022-11-08 13:29:28

卢永根先进事迹学习心得1

8月12日，刚刚过完入党70周年的“生日”，89岁的他安详离世，走得坦坦荡荡。

积蓄，全都捐了，880多万元，一分不剩，捐给了华南农业大学;后事，如他所愿，没有告别仪式，遗体捐给国家;最后一笔党费，老伴代交了，有1万元之多……

这一生，他是那样简朴，简朴到家里连窗帘都不挂;可他又是那样富足，一生家国情，桃李满天下，身后泽被万千学子，留下了闪光的无字丰碑。他曾说，生活过得好，不是追求舒服，而是“无愧我心”。

他，就是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水稻遗传学家卢永根，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布衣院士”。

“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有意义的人生之路”

生命最后的时光，卢永根躺在病床上，有些疲倦。可一说起当年入党时的情形，他眼中立刻发出明亮的光。

“当时在香港，一个很小的房子，有面墙壁挂着党旗。”老人的广东口音有些颤抖：“举右手，面向北方，延安就在北方，延安就是我们心中的太阳。”

1930年，卢永根出生于香港的一个中产家庭，家里有电话、出门有汽车。11岁那年，日寇占领了香港，他被父亲送回广东花都老家避难，谁料想，这里也被铁蹄践踏。

“老卢看到日本鬼子检查‘良民证’，一不顺从就一巴掌打过来。”老伴徐雪宾说，这一幕让老卢永世难忘。亲历了国土的沦丧，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卢永根陷入了迷茫。就在这时，一道“红光”照进了他的人生……

1949年8月9日，卢永根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实，早在两年前，17岁的他就瞒着家人，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决定，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对祖国的命运自当不能袖手旁观!”卢永根如是说。

“他把入党那一天看成生日，新生命的开始。所以，每年这一天，我都为他过生日。”87岁的老伴徐雪宾颤巍巍地笑了，有点羞涩地透露了一个小秘密：“我想在这一天，一定干一件最让他喜欢的事，所以在1957年8月9日，答应与他结婚。”

新中国成立前夕，卢永根受党组织派遣，离开香港，前去广州领导地下学联，迎接广州解放。“我为什么要抛弃安逸的生活而回内地呢?是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只有社会主义祖国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卢永根说。

作为华南农业大学的校长，卢永根这样定位自己的三重角色：先党员，再校长，后教授。

“虽然我现在疾病缠身，无法自由地行走，但是，我的意识是清醒的，我的牵挂是不变的，我的信仰是坚定的!”岁月时光无法磨灭卢永根的初心。住院不久，卢永根和老伴向党组织郑重申请：“我俩大半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党。这个时候，也不能没有组织生活。”对此，校党委决定，由农学院党委书记等几名党员参与，每月在病房开一次党员学习会。

“我全程看了党的十九大开幕直播，听完总书记的报告，热血沸腾，备受鼓舞……”十九大召开第三天，在病房党员学习会上，卢永根笑得皱纹绽放，“仿佛回到刚入党的那一刻”。

“我是炎黄子孙，要为自己的祖国效力”

“这片野生稻太好了，我们没白爬上来!”2001年10月的一天，广东佛冈的一个山顶上，71岁的卢永根一手拄拐、一手扶树，开心得像个孩子。

爬山不容易，卢永根拄着拐杖，感觉很吃力。“卢老师，您别上去了，我们上去采回来!”学生刘向东不忍。“要上去!野生稻的生长环境很重要，我想去看。”没办法，学生架着他，一步一挪，齐腿深的草打得裤管刷刷作响。

野生稻，携带栽培稻不具备的抗虫、抗病基因，是改良水稻的重要种质资源。连续几年，卢永根带着学生们奔波在广东高州、佛冈、遂溪、博罗、惠来等地，苦苦找寻……

卢永根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颖教授的助手。“抗战时，丁老师带着水稻种、番薯种，一直逃难到云南，把种质资源保护下来。”卢永根十分敬佩。丁老师去世后，卢永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团队完成了恩师未竟的事业，保存了具有特色的野生水稻基因库，首次提出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新观点……近些年，卢永根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33个，在华南地区累计推广面积1000多万亩，新增产值15亿多元。

这对师生，还有一段佳话。学术上，丁颖是卢永根的老师，是他的领路人，但在政治上，卢永根是先行者，是进步青年，他多次对丁老师说：“像您这样先进的老科学家，应该尽早成为共产党的一员。”终于，丁颖在68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80年代，高校论资排辈风气严重，年轻科研工作者难以“出头”。怎么办?时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的卢永根决心要捅破这层“天花板”。他冲破重重阻力，破格晋升了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平均年龄40岁，最小的年仅29岁，其中5人直接由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如今的这8名骨干中，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卢永根的日记扉页上，抄写着艾青的诗句。

曾几何时，在美国的姐姐苦劝卢永根一家移民，可怎么也说不动他。卢永根说：“我是炎黄子孙，要为自己的祖国效力。”他在给留学生的信中写道：“外国的实验室再先进，也不过是替人家干活。”在他的劝导下，多名学生学成归国。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祖国故，两者皆可抛!”在一次对学生的演讲中，卢永根化用著名诗句深情表白。晚年，又有人问他为什么非要留在国内，他说：“你向党、向人民作过许诺和宣誓，那自己要遵守了!”

“党培养了我，这是做最后的贡献”

“老卢啊，你身后，储蓄怎么处理?”2016年底，身患癌症的卢永根住院，老伴徐雪宾问道。

“捐!”卢永根脱口而出，只有一个字。

“好，我也是准备捐的。”没有任何思想斗争，老两口就做出了这个决定。

2017年3月14日下午，卢永根被人搀扶着，吃力地迈上银行台阶。他颤巍巍地打开黑色旧挎包，掏出了里面的10多张存折。周围安静极了，只见卢老吃力地在一张张凭证上签字，一次次输入密码。不久后，他又在另一家银行，捐出了其他剩余积蓄。

8809446. 44元!老两口没有留给唯一的女儿，而是成立了“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徐雪宾说：“我们的生活样样都得到满足了，这些钱就是多余的。”

样样都得到满足了?走进老人的家，仿佛回到上世纪。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蚊帐用的是竹竿，一头绑着绳子，一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台灯是几十年前的款式，收音机坏了修了再修……

“这些东西没有用光用烂，还能用，物还没有尽其用。”卢永根说。“床已经很好了，我们刚结婚时，4个条凳架上板子，就是床。”徐雪宾很满足。

出门，80多岁的老两口背着双肩包、头戴遮阳帽，挤公交、换地铁;吃饭，叮叮当当拎着饭盒，和学生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吃得一粒米都不剩……看到有学生剩饭，卢永根总忍不住提醒：“多少株水稻才能出一碗米饭?”

这已经不是卢永根第一次捐赠。早在2015年，他就和老伴回到家乡，把祖上留下的两间价值100多万元的商铺，捐赠给当地的罗洞小学。

这些壮举，大家说是“捐”，可卢永根却说是“还”：“党培养了我，这是做最后的贡献。”老伴徐雪宾也说：“我们两个年轻时就受到党的教育，国家给了我们许多，我们用不完了，当然还回去。”

不仅“还”钱，他们觉得连自己的生命都是党和国家的，也要“还”回去。于是，双双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

“布衣院士”卢永根走了，走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他不留财产、不留遗体、不留墓碑，但是，他却留下了很多很多……

卢永根先进事迹学习心得2

他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

他走了，留下一片赤诚、无限感动。

“卢永根……”追思中，一声轻唤，让人泪流滚烫、心潮难平。

有一种信仰，叫赤诚报国;有一种大爱，叫“布衣院士”。

唯物主义者“最后的贡献”

“党培养了我，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是作最后的贡献。”——卢永根

2019年8月12日凌晨，87岁的卢永根院士因病辞世。按照他和家属意见，不举行任何遗体告别仪式;遗体无偿捐献给医学科研和医学教育事业。

这是他作为院士的“最后一次科普”;这是他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最后的一次贡献”。

卢永根去世后的第4天，他的老伴、华南农大离休教授徐雪宾将一个信封郑重交给华南农大原党委书记李大胜：“这是阿卢的特殊党费，希望组织能够接受。”

住院的日子，卢永根夫妇坚持着每天清晨收听广播、每晚看《新闻联播》的习惯。夫人每天为卢永根读报。

“2017年4月17日，卢永根希望学院把教育基金的管理实施办法制定好”;

“2017年9月27日，组织支部学习黄大年的先进事迹”;

“2017年10月20日。卢永根在病房全程观看了十九大开幕直播，他表示，总书记的报告让他这位老党员热血沸腾，备受鼓舞。”

……

这是卢永根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记录。

党的十九大召开当天，卢永根身体非常虚弱，躺在床上，插着氧气管，仍然坚持全程听完十九大报告，并参与随后的学习、讨论。

“卢永根诠释了党性的力量。”华南农大党委副书记钟仰进说。

“布衣院士”的“穷”与慷慨

“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卢永根

2017年3月，卢永根以夫妻的名义将毕生积蓄880万元人民币捐赠给华南农大，成立教育基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及优秀青年教师，资助、邀请农业领域国内外著名科学家来校讲座。这是当时华南农大建校以来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

2014年，他还说服哥哥，将老家两间兄弟共有的祖屋，以他们父母的名义捐给了广州花都区罗洞村的小学。

在卢永根夫妇慷慨捐赠的背后，是无法想象的节俭。

退休后，夫妻俩出行坐公交，吃饭在食堂。平日里，人们总能见到这位老校长、老院士端着一个半旧饭盒，静静地与学生们一起排队打饭。

院士家中的摆设，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破旧的木沙发、老式电视;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帐子用的竹竿，一头绑着绳子，一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几张还在使用的椅子，用铁丝绑了又绑……

华南农大农学院原党委书记张展基一直记得，一次，他打着雨伞走出校门，突然看到卢永根校长一手拎着包、一手提着皮鞋冒雨往学校里跑。后来才知道，卢永根的皮鞋是出国或特殊场合才穿的，那天他在省里开完会回校，正赶上下雨，他生怕皮鞋沾水弄坏，于是有了拎着鞋赤脚奔跑的一幕。

有一年，农学院给参加运动会的教工发了一套运动服和运动鞋，竟然成为卢永根日常生活的“标配”。那双运动鞋，他穿到脱胶、掉线，去修鞋摊补了几回，继续穿，实在不能再穿了才扔掉。他说：“没到用光用烂还能用，物要尽其用。”

“公家的钱，能省就省。”华南农大农学院教授刘向东回忆，卢永根特别严于律己。

2003年，卢永根参加在南昌举行的全国野生稻大会，会后继续去沈阳出差。为了节省住宿费和时间，已是70多岁的他选择坐夜行火车到北京，再换乘飞机到沈阳……

科学家的爱与奉献

“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卢永根

双休日和假期照常工作，早已成为卢永根实验室的不成文规矩。

卢永根表示，既然选择了教师的职业，就无怨无悔，从来没有想过改行。

曾经有一个时期，教师的社会地位不高，生活待遇也较低，有些教师心情浮动。

卢永根说：“不为五斗米折腰，才是真正的科学家。”

1987年，上级拟将担任华南农学院院长的卢永根调到北京，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兼党组书记，享受副部级待遇。但卢永根恳切推辞，因为他舍不得离开水稻研究事业。

卢永根是中国著名稻作科学家丁颖院士的学生。1961年，中央决定为老专家配备科研助手，丁颖院士选择了卢永根。直到1964年10月丁颖在北京逝世，卢永根一直在他身边工作，跟随老师跑遍了全国的稻区。

丁颖淡泊名利，勤恳敬业，生活俭朴，学农爱农。这些优秀的品质，深深地影响了卢永根。同时，年轻的卢永根身上共产党员的可贵品格也影响着丁颖，晚年的丁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卢永根一生从事稻种.种质资源收集、保护与创新利用以及水稻遗传学和细胞生物学等基础性研究工作, 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他曾协助中国科学院院士丁颖开展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研究，丁颖去世后，卢永根主持总结该项工作并参加撰写《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在水稻遗传资源、水稻半矮生性、雄性不育性、杂种不育性与亲和性等方面的遗传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他提出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新学术观点以及应用“特异亲和基因”克服籼粳亚种间不育性的设想，被业界认为是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新认识，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卢永根还带着学生，悉心保护着1万多份水稻种质资源并加以研究。如今，华南农业大学已成为我国稻种资源的宝库。

2001年，听说在广东佛冈县的一处山顶上长有野生稻。卢永根不顾年迈，带学生去寻找。山上没有路，布满荆棘。到了半山腰，卢永根已经体力不支，但他坚持要去现场，学生们只好架着他爬到山顶。

直到70多岁，卢永根还带着学生翻山越岭，到处寻找野生稻种。

有一张当年拍的现场照片，卢永根一手拄拐，一手扶着树，在野生稻旁笑得格外灿烂。

近些年，卢永根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33个，其中水稻25个，大豆5个，甜玉米3个;培育水稻不育系3个。这些品种在华南地区累计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新增产值15亿多元，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香港仔”的“中国心”

“日本侵华战争的现实教育了我，使我觉醒到当亡国奴的悲惨。我是炎黄子孙，要为自己的祖国复兴效力。”——卢永根

卢永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仔”。1930年，他出生在香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接受西式教育。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攻占香港。他亲眼看到日本侵略者的凶残，体味到沦为亡国奴的苦楚，民族自尊心油然而生。因香港战乱，卢永根回到广东省花县老家避难。在家乡逃难的两年时间里，卢永根加深了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和认识。

回到香港后，卢永根转入新开办的香港培侨中学。这是一所爱国的进步学校，爱国和民族思想活跃。3年培侨中学的学习，成为卢永根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1949年8月，香港。卢永根举起右拳，面向北方，庄严宣誓加入中共地下党。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刚入党的卢永根进入广州岭南大学读书，领导地下学联做好迎接广州解放的工作。1953年，卢永根从华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并留校工作，从此扎根内地，毕其一生研究水稻。

“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1994年，卢永根在一封公开信中这样说。他指出，连为养育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服务都不愿意，还奢谈什么为全人类服务?

卢永根曾3次赴美探亲访学，美国的亲人竭力说服他留下来，但被他坚决拒绝。

华南农大红满堂草坪，35年前的一个夜晚，卢永根曾在这里作过“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祖国”的主题演讲，让学生们终生难忘。

“我的发言，如果能像一束小火花一样，点燃你们心中的爱国主义火焰，迸发出热情，为振兴中华而奋斗，正是我所热切期待的。”卢永根说。

卢永根先进事迹学习心得3

卢永根，作物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祖籍广东花都，1930年生于香港。

卢永根长期从事作物遗传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研究领域包括稻的遗传资源、稻的经济性状遗传、稻的雄性不育遗传和栽培稻的杂种不育性遗传等方面。曾协助中国科学院院士丁颖开展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研究，主持总结该项工作并参加撰写《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在水稻遗传资源、水稻半矮生性、雄性不育性、杂种不育性与亲和性等方面的遗传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提出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新学术观点以及应用“特异亲和基因”克服籼粳亚种间不育性的设想，被业界认为是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新认识，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卢永根今年已84岁高龄，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他每天仍行走在华南农业大学的高树绿荫之下，行走在家里和办公室之间。他的治校和治学理念已经融入华南农业大学的精神，而他本人，也成为华南农业大学最宝贵的财富。

40多岁的年龄差异，并没能阻挡两人互相学习的劲头：在学术上，卢永根不停地向丁颖靠拢;在政治上，丁颖也经常向卢永根请教。

从“香港仔”到革命者

卢永根祖籍广东花县，即如今的广州市花都区。其祖父幼年家贫，辗转至香港谋生，先在一家海味店当伙计。因为为人诚实勤劳，在香港得以立足，并逐渐富裕。卢永根的父亲卢国棉是一家英国律师行的高级职员，家境已颇为殷实。

1930年，卢永根出生于香港，在这个典型的中产家庭中排行第四。1936年开始入读香港粤华中学附属小学，接受到较好的香港教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香港仔”。1941年，在卢永根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卢国棉眼看局势危急，便安排将卢永根等几位儿女送回老家的乡下避难。但广东花都当时也属于沦陷区，不仅三天两头有日军到乡下来骚扰、很不安宁，而且那里的物质生活也非常贫乏。和之前在香港的生活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卢永根自小接受香港殖民地教育，民族意识本来比较淡薄，但此时亲眼目睹日军凶残，也体会到战争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体会到当亡国奴的苦楚，他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在乡下待了将近两年之后，卢永根返回香港，入港侨中学读初中。不久，日军宣布投降，部分国民党军队进驻香港。然而，媒体报道的“国军”在香港的种.种行为，让年轻的卢永根日益失望。

初中时期，有两种学校可供他选择：一是上英文书院继续接受英式教育，另一是上中文书院。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的卢永根没有遵照父亲的意愿继续读英文书院，而是自己选择了岭英中学。

在岭英中学，卢永根碰到了思想进步的语文老师林莽中(萧野)，并经他介绍到香港培侨中学读高中。在卢永根看来，培侨中学的三年时光，是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在这里他从一个无知的青少年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培侨中学是一所爱国的进步学校，爱国和民主思想非常活跃，学校里经常有来自内地的进步人士，在这里举行读书会、时事报告会等，卢永根深受感染，他自己也开始热衷于投身各种进步活动，成为一名非常活跃的进步学生。他参加民主竞选，当选为香港培侨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他组织辩论会，号召同学们关注社会的未来。

1947年12月，卢永根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并积极开展地下活动。1949年8月9日，年轻的卢永根在香港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在高中即将毕业的时候，党组织通知卢永根，高中毕业后他可能有三种去向：一是直接投身解放事业，回内地打游击;二是继续留在香港升学或工作;三是回内地，继续学习。经反复研究，党组织决定安排卢永根回内地，到岭南大学读书和从事革命工作，到广州去迎接解放。

就这样，一位自小接受英式教育的“香港仔”成为了年轻的革命者，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到私立岭南大学去学习。

丁颖的得力助手

1949年8月，卢永根按照组织上的安排，顺利考入私立岭南大学医学院，同时领导着岭南大学的地下学联工作。之后不久，因承担社会工作过于繁忙，而医学院的课程又过于繁重，卢永根转入了课业负担稍轻的农学院，自此开始接触到自己一生的研究事业——农学。

1952年11月，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农学院和中山大学农学院合并为华南农学院，卢永根也随之成为华南农学院大四的学生。

在华南农学院里，卢永根认识了原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丁颖教授。丁颖早年留学日本学农，回国后在广州从事稻作研究，卓有建树，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水稻育种领域便有“南丁(颖)北赵(连芳)”之称。丁颖给高年级学生讲授专业补充课，主要内容是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和中国稻作区域划分，这门课程深深吸引了卢永根，也直接促使他日后走上稻作研究之路。

1953年8月，卢永根大学毕业，党组织安排他留校任教。从此他成为作物遗传育种学的助教，不仅从事教学，也承担一定的研究任务。

留校工作之后，卢永根和丁颖在工作上有了更多交集，除了在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之外，他们还是华南农学院仅有的两位广州市人大代表，常常要一起去参加会议。40多岁的年龄差异，并没能阻挡两人互相学习的劲头：在学术上，卢永根不停地向丁颖靠拢;在政治上，丁颖也经常向卢永根请教。

1955年，经华南农学院选派，卢永根到北京农业大学参加为期两年的“全国作物遗传选种进修班”，课程内容以米丘林遗传学为主，由苏联专家费·米·普罗茨科夫讲授。但卢永根本人根据以往的育种实践，主张实事求是，反对全盘以米丘林遗传学作为业务指导。他坚持认为“苏联专家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很感人的，但政治和业务不能混为一谈，美国教授业务(注：主要指摩尔根遗传学)好，但政治上反对我们，这个我们也分开来看”，而当时的状况是“对苏联专家盲目崇拜，对中国专家不够重视”。在1958年的整风运动中，这些观点成为卢永根政治上的重大问题，被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1957年，丁颖被任命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调往北京工作，但许多业务工作仍留在华南农学院，卢永根继续在这里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61年8月，中央决定为老专家配助手，丁颖选中了卢永根。次年八月，卢永根赴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成为丁颖的科研助手。

身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的丁颖并没有因为行政工作繁忙而放弃自己的研究业务，他多年一直希望进行的全国范围内的水稻品种和栽培技术考察开始实施，卢永根成为本项研究最重要的参与者。甚至，在有些丁颖无法亲自参与的时候，由卢永根来代替他完成了部分工作。

这项被称为“中国水稻品种光温条件反应研究”的项目，给年轻的卢永根奠定了一生的研究基础。他亲随丁颖，奔赴内蒙古河套、宁夏、甘肃、新疆以及陕西西部和陕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一方面聆听丁颖先生的教诲，一方面也考察了各地的水稻品种、性状、栽培方法等。正是因为亲历过这些考察，结合他惊人的记忆力，卢永根对全国各地的水稻品种有了充分的了解，在自己的脑海中建立起了巨大的数据库。对于全国各地的水稻品种和性状，他都如数家珍。

调研的同时，卢永根也收集到各地不同的稻种。这些积累，成为我国水稻遗传育种重要的基础性资源。

研究进行过程中，1964年10月丁颖院长因病不幸去世。卢永根牵头完成了研究的后续工作和项目总结，包括光温生态试验所产生的大量数据的整理工作。1978年，在水稻光温生态试验数据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成为我国水稻育种工作者最重要的参考书，同时也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专注水稻育种

丁颖去世之后，卢永根回到华南农学院，继续从事水稻遗传育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带回丁颖院士生前收集的七千多份稻种，成为华南农学院开展水稻育种最宝贵的资源。据他的学生刘向东介绍，这个种质资源库，不仅学校的研�咳嗽笨梢岳茫部鸥泄蒲г骸⒏吹┐笱А⒅猩酱笱У裙�内科研机构，后来逐渐扩充到一万多份水稻种质资源，是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之一。

“”运动初期，卢永根被戴上“死不改悔走资派兼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后来被下放广东翁城干校，在这里度过了十年的时光。直到1978年，卢永根才迁回广州。

1978年8月，由国家农牧渔业部派遣，卢永根到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参加“遗传评价与利用”培训班学习，为期4个月，在培训班结业考试中，卢永根在来自11个国家的31名学员中，成绩名列第一。培训结束后，卢永根以访问学者身份又留所从事研究工作2个月。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科研人员培育出水稻矮秆品种，大大提高了水稻产量。同时，矮秆也有利于提高水稻的抗倒伏性，因此对水稻矮生性遗传规律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期，卢永根对此进行了研究。他选用矮脚南特等4个早籼稻矮源，分别与高秆品种冷水麻杂交，通过对其杂交后代的遗传分析，研究矮源的基因型和遗传方式。通过实验，卢永根发现水稻品种的半矮生性属简单遗传，受一对隐性主基因控制，同时还存在一些修饰基因。因此，他提出矮秆水稻品种并非越矮越好，半矮生性品种比较符合中国当前育种的要求。与此同时，他将中国现有的水稻矮秆品种划分为矮生性和半矮生性两个类型和四个群，其中半矮生性的遗传方式较简单，容易在其后代得到稳定。卢永根还强调，理想的矮源不仅遗传组成应属于半矮生性，而且要具备优良经济性状和高的配合力。这些研究结果为有效利用现有水稻矮源和人工创造新矮源提供了理论依据。

1980年，卢永根以公派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留学，与美国著名水稻遗传育种专家J.Neil Rutger博士合作研究。在这里，他将自己对水稻育种的研究拓展到了细胞生物学层面，进行水稻诱导胞核雄性不育突变体的细胞学研究。卢永根将11个水稻胞核雄性不育突变体划分成四类：可染花粉败育型、部分花粉败育型、完全花粉败育型和无花粉型，进而在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和小孢子发育期对这四类胞核雄性不育突变体进行了细胞学观察，探讨它们的败育机理。结果表明，明显的染色体畸变与胞核雄性不育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丁颖在《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中认为，中国栽培稻起源于华南，而分布在华南的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先。在丁颖的影响下，卢永根也开始密切关注中国稻作的起源问题，并多次与梁家勉等知名农学史家交流。但多年以来，对中国栽培稻起源的研究，多限于历史学、考古学等少数几个领域。卢永根在20世纪80年代从细胞遗传学的角度对栽培稻种的起源进行了研究。他选择了原产中国的普通野稻、药用野稻和疣粒野稻三个野生稻种，对它们进行粗线期核型的研究，并与栽培稻进行比较分析，建立了中国三个野生稻种的粗线期核型。他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三个野生稻种的粗线期核型存在着差异，其中普通野稻与栽培稻在染色体长度变化范围、相同类型和编号的染色体数目、核仁组成中心的位置以及染色粒的分布方式等方面均表现出最大相似性，从而进一步印证了丁颖的论点，即普通野稻是中国栽培稻的近缘祖先。

卢永根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带领团队研究水稻的杂种不育性，并和助手张桂权一起提出了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概念，以及应用“特异亲和基因”克服籼粳亚种间不育性的设想，被业界认为是目前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新认识，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通过不同时期的研究，卢永根弄清了多胚水稻多胚发生的细胞学机理，弄清了光温敏核不育水稻及栽培稻杂种不育性的细胞学机理，发掘出一批携带有胚囊和花粉育性基因的新种质，创建了一大批同源四倍体水稻等新种质。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的水稻遗传育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做好三种角色

1983年，卢永根担任华南农学院院长，开始了长达13年的校长生涯。上任之初，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的专访时，卢永根谈到自己的党员、校长、教授这三个角色的关系，说自己谨记“先党员，后校长;先校长，后教授”的原则，这个简单原则体现了卢永根对党的教育事业高度负责、学校利益高于一切的责任感。

这句话虽然简单，但真正要把握好这三种角色的关系很难。卢永根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真正做到了。

在卢永根看来，很多人是有多重身份的，比如说既是专家，又是党员。如果他们在党内以专家自居，在党外的专家面前又标榜自己为党员，这是不行的。而他自己首先是一个党员，工作上首先要从大局出发;在校长和教授身份上，自己首先应该考虑校长这个角色。既然是校长，就要着眼于学校的发展，就要把自己教授的工作和身份暂时放下。特别是不能利用校长的身份，给自己的教授身份获得好处，比如学校的资源向自己的研究方向或实验室倾斜，利用自己的地位帮助自己的团队获取研究经费等种.种好处。

这一点，给张桂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他回忆，老师卢永根担任校长的13年，完全是全心全意站在学校的高度，为学校全局谋发展，但也恰恰是他自己的实验室发展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期。

身为校长，卢永根坚持着自己的治校理念。在他的回忆中，当校长期间他主要做了三件事，摆在首位的是学校的人才队伍和学科建设;第二，坚决抵制住了学校为主体的商业行为;第三，不遗余力地进行校园环境建设。在若干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三件事，都交出了让人满意的答卷，而正是这份答卷为学校的未来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卢永根先进事迹学习心得4

华南农业大学校园内，卢永根院士雕像静静地伫立着。

卢永根是水稻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这位把一辈子贡献给作物遗传育种学的老科学家，2019年8月12日逝世。

卢永根的一生，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心向党、一生爱国、一身正气、一生恭俭，充分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教育工作者和农业科学家的可贵精神和高尚情操。

“祖国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我打心底里热爱自己的祖国。”卢永根曾这样说。

初与终

——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卢永根祖籍广州花都，1930年12月出生于香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在香港接受良好的中西方综合教育。1941年，在卢永根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其父将几位儿女送回老家广州花都乡下避难。在花都，卢永根经历了东躲西藏、衣食匮乏的逃难生活，目睹了日军的凶残暴行。

从小经历离乱苦难，激发了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

高中时，卢永根不顾家人反对，放弃了在港前途更好的英文学校而选择在中文学校就读。1949年8月9日，卢永根在香港正式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卢永根常把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名言挂在嘴边。改革开放后，卢永根曾以公派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留学，在美期间，美国的亲人竭力说服他留下来。

“因为我是中国人，祖国需要我!”卢永根坚定地说。

最初的使命，深深地融入卢永根的血液之中，成为他一生中不曾动摇的信念。

近年来，因身患重病长期住院，无法正常参加支部活动，他便主动向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党委提出，希望学院考虑成立临时党支部，并获得了批准。临时支部每月定期开展组织生活、交纳党费，支部成员一起学习相关文件材料。

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卢永根依然不忘党员身份。卢永根去世后，他的遗孀徐雪宾女士，将用信封装好的一万元钱交给学校党委。这是卢永根生前嘱托转交的特殊党费。

知与行

——把根深深扎在泥土里

在广袤的土地上，农民看天吃饭，如何提高水稻的育种品质?这是卢永根毕生科研的命题。

他像普通的农民一样，挽起裤腿，赤脚走在农田里，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寻找水稻的祖先“野生水稻”，跑遍了广东、海南和江西。

野生稻的收集十分困难，要么在山区，要么在荒芜的沼泽地，但卢永根从不放弃。有一次，已经70多岁高龄的他带队去清远佛冈一座荒山的山顶采集野生稻，爬到半山腰已经体力不支，但他仍然坚持要上山。

好不容易才爬到山顶，大家都累坏了，学生们也想让他先歇一歇，他却坚定地说：“找!赶紧找!”

幸运的是最终找到了宝贵的野生稻。他俯下身紧紧地握着稻穗对学生们说：“作为一名农业科学家，你必须把根深深扎在泥土里，一定要亲自察看现场，不能遗漏一丝一毫的细节。”

卢永根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长期奋斗在科学研究和高等农业教育第一线。他保存下了丁颖院士生前收集的7000多份稻种，后来逐渐扩充到10000多份水稻种质资源，成为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之一。

卢永根在水稻遗传资源、水稻半矮生性、雄性不育性、杂种不育性与亲和性等方面的遗传研究中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提出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创新学术观点以及应用“特异亲和基因”克服籼粳亚种间不育性的设想，被业界认为是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新认识，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浓与淡

——“布衣院士”的坦荡人生

浓浓的爱国之情，一直是卢永根心中的底色。

1984年，他在给全校学生作的一场题为《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祖国》的报告中，曾深情地说：“我为什么摒弃比较安逸的生活，放弃个人的名利而回内地?主要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现实教育了我，使我觉醒到当亡国奴的悲惨。我是炎黄子孙，要为自己的祖国复兴效力。回内地30多年来，有过一帆风顺的日子，也有过身处逆境的时刻。但我坚信，是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只有社会主义祖国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我打心底里热爱自己的祖国。”

他还曾改编过一首诗，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亦高。若为祖国故，两者皆可抛。”

浓浓的教书育人情怀，也一直伴随着他。2015年5月，他将广州花都祖辈传下来的两家商铺赠予当地罗洞小学作为永久校产，商铺租金收入全部用于学校奖教奖学;2017年3月，他将毕生积蓄880多万元全部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设立教育基金。

对于自己的生活，他却非常淡然。

卢永根始终保持着节俭朴素的作风，办公室设施简单，满室皆旧物，家中使用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旧沙发、旧铁架床、旧电视。

他一直住在没有电梯的五楼居室，虽然年事已高，平日仍然常背个挎包、头戴遮阳帽，坐公交车出行，一旦遇上大雨，就挽起裤腿，蹚着雨水回家。

患病期间，卢永根又亲手签下了遗体捐赠志愿书。卢永根逝世后，已经按照他本人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他的遗体已无偿捐献给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事业。

卢永根先进事迹学习心得5

一边是国外优越的科研、工作、生活条件，一边是恩师丁颖先生毕生收集托付给他的7000多份水稻种质资源。卢永根选择了留下，因为“我是中国人，祖国的建设需要我!”

如何提高水稻的育种品质?这个科研命题，让卢永根花了毕生时间来思考。他像普通的农民一样，挽起裤腿，赤脚走在农田里，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寻找水稻的祖先野生稻。为什么?因为他有科研求真的恒心。

他担任华南农大校长期间顶住压力，破格提拔青年才俊，以人才断层困局，改变论资排辈风气，打开了学校人才培养的新格局。为什么?因为他有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忠心。

他的家中陈设仍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年过七旬每天仍自己到食堂打饭，简朴一生的他却毫不犹豫将自己的毕生积蓄880多万元尽数捐出，献给他钟爱的农业教育事业。为什么?因为他有无私奉献的爱心。

赤脚耕耘大地，卢永根不在乎名，不在意利，但求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扎根田里乡间，卢永根不顾得累，不害怕苦，只求育得青禾，苍生饱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研究既要追求知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

心唯大我育青禾。正是因为像卢永根这样的一代代科学家舍弃“小我”而执着于“大我”，怀抱一颗质朴至极而又难能可贵的恒心、爱心、忠心奋力拼搏;一批批农业科研工作者躬身于田野乡间，将论文写在中国的土地上;广大科技领域工作者不忘初心，发扬追求真理、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农民在丰收时的笑容才会如此灿烂，粮食安全的红线才会被牢牢守卫，“苍生俱饱暖”的全面小康梦才会日益接近，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才能响亮吹奏。

在给予他们崇高礼赞的同时，社会也应为他们营造更好的科研制度环境，破除“五唯”，让领衔科技专家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动权，让他们的科研才华得以尽情发挥，科研抱负得以尽情施展，助力科技强国梦更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