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85周年心得感想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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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又称为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今年是一二九运动的85周年，大家有什么感想吗?不如吧你的感想写下来。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一二九运动85周年心得感想800字5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一二九运动85周年心得感想800字一
在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中，除了运动的主体——学生之外，也有教授的身影，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到了“一二·九”运动中，指导并保护参加运动的学生领袖，为此还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与牺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激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策动华北事变，妄图以“自治”的名义把华北五省变成它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退让，民族危亡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抗日民主运动在全国迅速地展开。
“一二·九”游行
当时，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是以清华园为中心的。学生中，姚克广(依林)、蒋南翔等地下党员和一些爱国教授都积极地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据《张申府文集》记载:北平的救亡运动之所以是以清华为中心，“原因之一是梅贻琦先生任校长时，号称教授治校，政治比较开明，为学生的爱国活动提供了一些便利。”“我的课名为逻辑，其实多是政治评论，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每次上课之前或临下课时，我都利用一点时间把当时的政治局势告诉给我的学生们，让学生们了解更多的时事。”
广大的进步青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终于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张申府文集》中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的耻辱越来越厉害了，简直令人喘不过气来”，我也“再不能勉强安心讲学了”。于是，“这年秋后，以清华学生为首各校学生有北平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简称学联)，我也联合北大、中大、师大、法商学院有共同思想感受的同人成立了一个不公开的‘文化劳动者同盟’。到了这年12月9日，便由各校学生在北平街头举行了游行，公开喊出大快人心震动人心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所谓‘一二·九’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在游行时是由我与孙荪荃(时任女一中校长)及姚克广(清华学生，即姚依林)任总指挥的。”
《张申府文集》还回忆说:“我记得那天上午，我同清华学生姚克广(姚依林)、女一中校长孙荪荃同学生郭明秋四人同到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饮茶，看着游行队伍的进行。姚克广和郭明秋是学联的主要负责人，这个咖啡馆实际上也就算是组成了一个游行队伍的临时指挥部。队伍游行走过西单又往东走时，就有一个清华的学生骑着自行车跟着队伍走，并随时把游行队伍的情形告诉我们。”
“一二·一六”游行
北平学生为了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于一周后的12月16日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当局关闭了所有的城门以阻止城外学生进城参加游行。但城外两千多名学生奋勇冲进了西便门。张申府坐在一辆人力车上，随着游行队伍向前走，并且救了一名被军警追赶着的女学生。《张申府文集》回忆说:“这一天，我是坐在一辆人力车上，在马路旁边随着游行队伍，从东往西走。一路上学生们情绪激昂，口号不断。我坐在人力车上，看见几个军警拼命追赶一个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已经跑进王府井并往北进了路西的一家药铺，而军警们仍然紧追不放。我目睹这一切，就从车上跳下来，对那些军警讲:‘她已经走了，还追她干什么?’他们一听我这些话，马上转过身来，对着我恶狠地喊起来:‘你是干什么的?’我便说:‘我是过路的。’他们看了我两眼，不像是参加游行的，也就没再说什么，无可奈何地转向别处去了。”
“一二·九”运动，迅速地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北平学联”和“北平院校(包括东北大学)”的师生于1936年1月联合成立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张申府和吴觉先(武剑西)、潘怀素、程希孟、章友江、黄松龄、严景耀、杨秀峰、许德珩等进步教授都参加了。不久，“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与“北平学联”又共同组织“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其中包括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七个省，下设总务、组织、宣传、工农、妇女五个部。
《张申府文集》回忆道:“总务部由我负责……杨秀峰任顾问，他耳朵虽然不好，但是许多主意都是由他拿的，在救国会中起了指导作用。经杨秀峰介绍，我认识了彭真同志，当时人们称他为‘高先生’，并由此认识了林铁、肖明等人。”
接着，上海由著名的“七君子”等人筹划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由七君子之长的沈钧儒负责。南北团结联合，相互声援，壮大了抗日救亡的力量。
躲到冯友兰教授家里
《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中有一篇《一九三六年清华被围纪事》，冯友兰回忆1936年2月29日夜晚情况时说:我刚吃过晚饭要出门到梅校长家去开校务会议时，“进来了两个学生。其中的一个我认识，他叫黄诚，是清华学生会主席，另一个我不知叫什么名字。他们说:‘宋哲元的军队来了，要抓人，我们两个先在您家躲一下。’我说:‘那好吧，都进来吧。你们在客厅里坐，我要去开会。把他们安顿好后，我就去开会了。”校务会议成员“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得往城里打电话，向各方面求救。打来打去，找到了秦德纯。当时他是北平市市长，也是宋哲元身边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们在电话里对秦说，现在的事态非常严重，如果军队进了体育馆，就要闯下大祸了。秦德纯听说后说他马上去见宋哲元。过了一段时间，秦德纯打来电话说:‘我和宋哲元说了，现在宋已经下命令叫军队撤回城里。’……我们仍留在梅贻琦家里等消息，一直等到校卫队打来电话说军队全走了……大家才放心……这时已是当夜两三点钟了。我回家后，黄诚他们已经走了……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开会，会上有一位同志走到我跟前说:‘我也是清华的学生。那年宋哲元包围清华时，我和黄诚在您家里躲过。我叫姚依林。’”
姚依林在《党史通讯》第6期的《“一二·九”运动回忆》一文中说:“这时，在学校里是南翔负责指挥，他通知我，还有黄诚，到冯友兰教授家里去避一避。我们就在冯友兰家的厨房里待着。到了晚上两点钟光景，国民党军警来见冯友兰，很客气地问及冯友兰，家里有没有人?有没有学生躲在屋子里?冯友兰回答说没有。警察未搜查即离去。第二天早上6点钟的样子，这时军警撤走了，我离开了冯友兰家。”
张申府教授被捕
就在同一天上午，张申府教授已经被两个便衣逮捕了。
据《张申府文集》记载，当时，他在从城内大乘寺19号家中往西单清华返校班车站去的路上，“那些抓我的人非常高兴，他们口称‘抓住了共产党的大头子’……我本是预备躲一躲的，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躲就被捕了……刘清扬也被捕了。第二天早晨，他们把我和刘清扬押解到宣武门外的侦缉总队。一到那里就把我关到木笼里，后来又把我放出了木笼。总队的队长姓马，他对我说，你太太给你求情了。原来这个姓马的是回民，刘清扬也是回民，刘清扬借此向那个姓马的求情，才把我从木笼里放了出来……我们又被送到前门内的警察局第三厅，被关在一个西屋里……靠北边是政治犯，多是学生，也有教员……这些人主要是因为搞学生运动、参加‘一二·九’游行被捕的……大约三月十几号，警察局把我、刘清扬还有十几位学生，一同解到位于安定门内的陆军监狱，此地俗称炮局子。不久前，抗日将领吉鸿昌在这里被杀害。到了监狱，首先是队长‘训话’，此人粗暴野蛮，他总是‘张崧年’、‘张崧年’地喊着我的名字训斥，我非常憎恨他，所以出狱后，立刻把我的名字改为申府(申府原为号)。队长‘训话’后，我被戴上脚镣，关进牢房。”
张申府还说:“我被捕后，地下共产党组织积极营救，家属和朋友也设法活动。当时任女一中校长的孙荪荃到南京找到冯玉祥，请冯从中帮忙，因为当时宋哲元任平津卫戍司令，统治北平，而宋曾是冯玉祥的部下……随着形势的逐渐好转，终于在5月8日被释放恢复了自由。我在监狱中度过了整整七十天。”
张申府出狱后回到清华继续教书。但“不料到了暑假，有人提出我在哲学课堂上讲时事太多，学校借此把我解聘了。在此期间，学校还开除了一些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最终我还是被迫离开了讲坛，离开了可爱的清华园。”
一二九运动85周年心得感想800字二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侵略者便把矛头指向了华北，妄图将华北5省(冀、察、晋、绥、鲁)变为第二个“满洲国”。日本采取的方针，与武力强占东北不同，打算通过扶持傀儡上台，建立日本操纵下的“华北自治政权”，实现其不战而攫取华北的目的。
(一)华北事变与日本对华北的残酷殖民掠夺
华北地区当时包括冀、鲁、晋、绥、察5省和北平、天津2市，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11;耕地面积3亿多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人口7620余万人，约占全国人口1/6，超过日本全国人口(当时约7000万人)。
华北地区物产丰富。小麦产量占全国1/3，棉花产量仅晋、冀、鲁3省即占全国46%。这里有较多的工矿企业，面粉厂占全国2/5，产煤量为全国45%，产盐量为全国20%。华北交通条件较好，这里有中国最早修建的几条铁路，总长度占全国1/2，公路长度占全国1/6。此外还有天津、青岛、秦皇岛、烟台、威海等优良海港。由于华北地区物产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攻占中国东北并巩固其统治的同时，也加紧了在华北地区的侵略活动。《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以武力威胁为后盾，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向华北进一步扩张。
1933年7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向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提出“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11月30日，日本陆军省在对内阁制定的《帝国外交政策》提出的最后修正案中，也主张“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定期接见记者的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其后被称为《天羽声明》，其要点如下：“关于东亚问题，日本的立场和使命，也许和其他各国的立场和使命有所不同。”“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各国也应该考虑到由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所产生的特殊情况，如果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必然带有政治意义。”“提供武器、军用飞机、派遣军事教官，提供政治借款等等，最后显然要导致离间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各国的关系，产生违反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的结果，因此，日本不能对此置之不理。”
《天羽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其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其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哪怕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正如当时世界舆论所评论的那样，这是“日本的东洋门罗主义宣言”。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谴责和愤怒。天羽英二在3天之后重新进行了辩解，几天以后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也作了重新解释。说什么“日本无意侵犯中国的独立和权益，日本希望中国保持完整的统一和繁荣”。但同时又宣布日本对于采取任何形式违反维持东亚和平及秩序的行动，不能置之不理，日本对东亚有着“密切的关心”等。
日本策划分离华北阴谋的重要人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天羽声明》出笼的第2天即4月18日，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的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了《挽救华北的政策》的机密文件。该文声称：“为避免在远东爆发大战及争取东亚的和平，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
1935年1月4日，日本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均参加，会议历时两天，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始终企望整个问题之解决，在未达到最后目的之前，则用侧击旁敲办法，逐步前进”。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借口，向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增调日军入关，声称如不接受日方要求，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国民政府继续屈服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6月10日颁布《申儆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令》，把日本称为“友邦”，宣称“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上海《新生周刊》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指为“侮辱天皇，妨碍邦交”，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该刊主编、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被囚禁。
1935年9月24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少将就华北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被称为《多田声明》，强调“逐渐使华北明朗化，这是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同时宣布了三条原则：“(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的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这是一个公开宣布的完整的侵华方案概括了日本在这一时期的目的，是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分离华北的侵略政策的代表性文件。
通过一系列密谋策划，日军从1935年上半年起制造种.种借口，挑起一系列事端，提出蛮横要求，迫使国民政府就范，以实现其侵华计划。早在1935年1月，日本侵略者就制造了第一次察东事件。
1月15日，热河伪满自卫团到沽源境内骚扰劫掠，与驻守沽源县乌泥河、长梁一带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所部第二十九军发生冲突，宋军将伪军40余人缴械。日本关东军强称乌泥河一带为“满洲国”领土，一面向察、热边境增调军队，一面通过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进行威吓，声言要“彻底肃清属于‘满洲国’”地方的中国军队。何应钦要宋哲元退让。1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声明，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有碍行政，曾限该部于上年12月31日撤退而未履行，故决定要以武力驱逐宋军。1月19日，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高桥坦向宋哲元提出“警告”，胡说独石口到沽源一带中国军队所驻守地方，属热河省丰宁县境，要求中国军队迅速撤出，否则将釆取“断然态度”。宋哲元根据何应钦的指示，于20日派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面晤关东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表示愿意让步以取得和解。但日军从1月22日起悍然以步炮兵1000余人，伪军2000余人，向长梁、乌泥河、独石口一带发动进攻，日机配合日军的地面攻击，连日轰炸独石口、东栅子等地。中国军队被迫后退。日本在炫耀武力得逞后，于30日在北平与中国代表会商，取得初步协议。在此基础上，2月2日，第二十九军代表与关东军第七师团代表在察热边境大滩达成协议。2月4日，北平军分会公布了“大滩口约”。议定日军即返回原防，第二十九军亦不进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长城东侧之村落)之线及其以东之地域。日军通过制造这次察东事件，削弱了中国政府对沽源县以东地区的控制。5月，日军更把察东沽源县的小厂、石头城子、乌泥河、北石柱子、长梁、断水梁等地，划为“热河丰宁县第六区”，设置“国境警察部队”。并以日本军官名字改变地名，如长梁改称林田堡(日军队长林田)、乌泥河改称松田堡(日军队长松田)。
6月，日军制造了第二次察东事件。6月11日，热河日伪军在察东发动新的军事进攻，进犯东栅子，12日伪满警察进犯小厂。第二十九军所部在上述地点进行了抵抗。然而，日方不顾事实硬说：“6月11日丰宁县日本人参事官一行，遭到独石口宋哲元部队的步枪射击。”关东军电令土肥原贤二少将，要在“最短时间内使守军撤退到黄河以南”。这时，日本陆军部认为将宋军逼走，恐有过分刺激，影响平津地区之虞，遂于13日电令土肥原贤二，暂时放弃了迫宋哲元部撤过黄河的决定。
5月初，天津振报社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两汉奸被暗杀，日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以此为借口多次晤见何应钦，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特别是6月9日日方递交的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提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以及天津市、宪兵第三团、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和蓝衣社等一批国民党政军宪特首脑人物;将宪兵第三团及中央军、东北军驻冀部队全部撤出;取消河北省内一切党部，解散宪、特组织等;并限期实施。为威逼国民政府屈服，日海陆军集结于山海关、古北口、锦州等地，“摆出即刻入北平的态势”。面对日本的武力威胁，南京政府于6月10日向何应钦发出训令，逐步答应了日方的无理要求。7月6日，何应钦又对日方作出书面答复如下：“敬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梅津的“备忘录”与何应钦的书面复函，即为《何梅协定》，它虽未履行正式签约手续，但何的复函已构成法律承诺。其结果是国民党的党、政、军、宪、特一切势力，全部被逐出了河北省与平、津两市，实现了日本要把该地区造成“真空”的图谋。
与此同时，日军又挑起张北事件。5月31日，日本特务以“关东旅行团”名义潜入察哈尔省偷绘地图，被张北县守城士兵盘查。日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向察省当局提出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6月23日，察省代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等于北平谈判。6月27日上午，中方代表秦德纯等与日方代表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依协定，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等中国军队撤出察北。后来察北6县被伪蒙军李守信部占领，成立“察哈尔盟公署”。
至此，日本侵略者几乎不费一兵一卒，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分实权。
《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为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帝国主义者大力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
1935年下半年，日本开始实施进占华北的第二个步骤：扶持傀儡上台，操纵“华北自治”，将华北分离出去。日驻伪满“大使”南茨郎在给外相广田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华北自治”的“最后目的，在于使华北各省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完全脱离南京政权而自行独立”。为此，土肥原贤二、高桥坦及日新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等到华北各地活动，威逼利诱，妄图策动原北洋军阀巨头孙传芳、吴佩孚、曹锟，以及国民党在华北的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等出面组阁，建立所谓“华北新政权”。
接着，日本内阁也通过了《鼓励华北自治案》，发表外、陆、海三相《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声称其“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在于通过以帝国为中心的日满华三国的互助合作，确保东亚安定”，要中国彻底取缔排日，拋弃欧美，转向亲日政策。其实质是日本要独霸东亚。为策划侵略的具体行动步骤，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冈村等，于10月上、中旬先后在大连、天津、上海召集关东军和驻华各地文武官员会议，以便将“已决定之方针传给当地”，使其相互密切配合。于是，在华北一幕幕“自治”丑剧，连连开场演出。
10月24日，日军策划河北香河县的汉奸、地主武装、流氓无赖举行暴动，占领县城成立了“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所谓“自治宣言”，诡称这是“民意”的表现。之后，平、津等地不断出现日本策划的汉奸“请愿”队伍，要求华北“自治”。11月19日，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集结军队，华北驻屯军也进行调动，并公开威胁说：“任何中国人欲以武力防范自治运动，必将触犯关东军的兵力”。11月25日，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寇卵翼下，在河北通县挂起五色彩旗，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辖区包括22个县。11月20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向蒋介石威胁说，如果中国政府不迅速采取适应华北形势的态度，事态有恶化的危险。11月24日，日驻华使馆陆军武官雨宫巽向中国政府代表陈仪提出要求撤销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12月18日，国民政府为了迎合日本侵略者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指派宋哲元等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中包括日本推荐的老官僚王揖唐、王克敏等人。成立这个委员会，在日本看来是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这个委员会虽然没有挂“自治”的牌子，仍悬持着青天白日旗，但实际上已把冀察置于南京国民政府之外，是变相的“自治”，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的要求。至此，华北已处于十分严重危机的地步。
与此同时，日本还策划了“内蒙古自治运动”。1935年8月间，日本关东军司令南茨郎派田中隆吉少将赴内蒙古策动锡林郭勒盟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加紧分离活动，成立了所谓“内蒙古自治政府”。1936年5月，德王在日军操纵下，在察绥边境上的化德加卜寺成立所谓“蒙古军政府”，自任总裁。下设外交、军政等8个公署。
此外，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经济实行空前的掠夺。攫取华北的经济权益，是日本帝国主义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为此，日本制订了掠夺计划—即所谓开发华北经济8大项目：(一)修筑津石路(从天津到石家庄);(二)开发龙烟铁矿;(三)塘沽建港;(四)发展河北电器副业，成立华北中日电器公司;(五)华北中日通航，建立日本在华北的_网;(六)改良华北种棉;(七)振兴华北水利;(八)“整理河北井陉及正丰公司煤矿”等。1934年5月，日本对华铁路借款已达8952万元。到1936年，日本又提出一个主要由它投资的华北铁路兴筑计划，准备建筑10条铁路。与此同时，日本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签订芦盐运日合同，在长芦大肆收买盐田，为日军事工业提供资源。日本在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幌子下，疯狂地对中国经济进行掠夺，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整个华北的金融命脉，已经完全控制在日本手中。冀鲁晋三省变成日本的植棉田，天津的中国纱厂为日本在华纱厂所吞并，天津的电气业完全由日资包办，平汉、平绥、北宁、津浦4路成为日本的运输线，日本的飞机独占了华北的上空，大沽、塘沽、北戴河、秦皇岛成了日本的港口，华北的金融、矿业也为日本所独占。
日本的武装走私活动也很猖獗。从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的一年多时间里，日本在华走私入口的商品价值约占中国国内商品输入总值30%多。中国关税损失2550万元之多，仅1936年4月一个月便损失关税800万元。日本的武装走私蔓延全国各地，走私港口除河北的塘沽以外，福建有厦门，广东有汕头，陆路有长城各口。关税是中国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占税收总额的70%左右，而进口税收又是关税中最主要的项目。关税收入的大幅度减少，极大地加剧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困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税收负担，中国的国力进一步被日本削弱。日本武装走私也直接打击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鸦片、海洛因等毒品的输入也直接毒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
同时，日本还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来势更猛地扩大对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侵略，首先是加紧商品倾销，使中国民族工商业深受其害。中日之间的商品竞争，以纺织品为最烈。日本纺织品因生产机械化程度和经营管理效率高，生产成本远比中国低，同时，日本政府对本国棉货倾销中国，免征出口税，且给予大量财政补贴，这样，造成中日棉货售价的悬殊。日货的大量倾销和国货的大量积存，迫使华厂大量倒闭和停工、减工。在1933年的头7个月内，全国92家华商纺织厂，即有18家倒闭或停业，减工者占44%，布机停工、减工者占41.9%。
日本对中国的大量资本输出，兼并华厂，更给中国民族工业以致命的打击。1934年，日商在华纱厂41家，不及华商纱厂的1/2;但其资本总额为25400百万元，比华厂多1倍以上，其生产额高达2160万打，使中国在华北的厂商大受其苦。日本设在山东的满洲、青岛二制粉公司，日产面粉达6800袋，中国面粉业根本无法与之竞争。兼并华厂是日本进行资本输出的一项重要手段。仅1936年一年，上海、天津、唐山即有6家纱厂被日资所兼并，其纱锭数共达18万枚以上。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经济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直接侵害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危及他们的生存。因此，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高潮中，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抗日倾向也在日益增长。他们指责南京国民政府对抗日爱国运动的镇压，发出了“万般有罪，爱国无罪”的呼声。
总之，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通过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内地。形势愈来愈严峻，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迫在眉睫。
一二九运动85周年心得感想800字三
1935年12月12日，《_》头版关于一二·九运动的现场通讯。
1935年，由日军策划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一直在步步推进，中国主权正在遭受极大破坏。
1935年12月6日，北平(今北京，下同)学联召开代表会，通过并发表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随即，平津15所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要求政府讨伐汉奸殷汝耕，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就在这天，却又传来了在日本侵略者逼迫下将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终于引爆平津各大中学校罢课风潮，抗议与声讨的人群汹涌而出。一二·九运动不可抑制地爆发了。
关于一二·九运动的情况，上海《立报》的相关报道十分密集。从12月10日开始，至12月中下旬，一直以相当大的篇幅，在跟踪报道平津地区乃至南京、上海的学生运动实况，为后世读者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记录。
《立报》12月10日头版的“评论”头条题为《大家起来》，明确表达了支持北平学生运动的立场，第一时间报道了北平学生运动。同时，当日《立报》第二版还刊出一则简讯，南京的各大中学校教职员也发表了宣言，声援北平学生运动。
面对南北两地师生的同时请愿，南京政府与北平当局并没有即刻做出回应。相反，日方则反应强烈，抗议中方“仇日”。《立报》12月11日的头版新闻报道，即将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的抗议登在了头条。对此，北平当局竟迅即做出了“侧面”回应——于当日即在北京大学等各大高校贴上官方布告，“劝学生安心上课，勿受蛊惑”，并称“如不听劝诫，鼓动罢课，即开除”。
《立报》12月12日头版再次刊出两篇“重磅”报道，一是“平学生拟再示威”简讯，二是由北平记者于12月10日寄至报社的一二·九当天的现场通讯稿，部分原文如下：
九日北平的学生游行示威，是有预定计划的。燕京清华两大学的学生都是九日早七时卅分，就在校内集齐，预备坐长途汽车进城，与其他各校学生联合游行。但是长途汽车因为某种原因休息了。结果四百个燕京学生，与二百个清华学生乃徒步出发。
……两校学生到了高亮桥，(距西直门约一里，为由两校赴西直门之孔道)，已有警察及乘机器脚踏车带有机关枪之警车队，在此拟阻学生前进。经过一番冲突，数学生受轻伤，仍被冲过。九时一刻抵西直门，门已闭，由廿九军与警察把守。警察请学生派数代表入城，学生不允，必全部进城，遂僵持于城门门口。是时新华门前已集有数百请愿学生，其中三分之一为女学生，手持旗帜，高喊反对伪自治口号。闻清华燕京学生被阻城外，遂并要求放彼等入城。侯成出见无结果，学生乃结队西行，走向西单牌楼，目的是欲赴西直门开城放两校学生入内。
至西单，因有警察欲解散学生行列，又发生冲突。有少数受伤，并有人被逮捕。余则仍折向北进……乃又折而东向赴“辅仁”……沿途每过一学校，即唤学生出校参加，至下午一时半，学生已聚至千五百人，沿途行人围观，学生乃散放传单……沿途皆有警察骑车追随，维持秩序，并拟乘机予以解散，但无结果。
至王府井大街，因内一区警署在此，遂更增加警察，打算驱散学生使入西面各胡同，然仍无结果。于是就有一部警察在王府井大街南口，距中央饭店五十码之一自来水龙头上，接上救火喷水唧筒向学生身上喷水，阻学生前进。请愿学生中亦即有人向前夺取喷水唧筒，警察为免武器被夺，即解下腰间皮带向学生抽打。一阵混乱之后，警察学生多半已水淋淋，而街头亦变成小河，且霎时间人身与地下之水皆已结成薄冰，学生行列始散。此役又有少数学生受伤赴协和医院就诊，尚无受重伤者。
至在西直门外之清华燕京学生，下午二时与城外之中法大学孔德学院(该校在西直门阜成门之间)学生取得联络，遂分派学生二队拟偷入德胜门及阜成门。当局更下令将北平西北两面城门完全关闭。至下午三刻城外学生开会，始决定各归本校。清华燕京仍徒步走回，到校已六时半，天已全黑……(十日自北平)
事实上，在此之后，北平各大院校及中学学生罢课、游行、示威、讲演等各种救亡运动还在继续，南北各地的响应行动也日益增多，国内民众表达“团结抗日”，反对“华北自治”的呼声更日渐高涨。直到1935年年底，北平各大院校均未复课，一二·九运动还在向纵深发展。如上海《立报》这样有民族责任感的报刊，都纷纷对这些行动予以及时细致的报道，将这段历史一一记录在案。
今年是一二·九运动85周年，从这些旧报刊中考察历史细节，重回历史现场，一切历历在目。
一二九运动85周年心得感想800字四
12月2日晚，清华大学2020年一二·九主题活动“峥嵘一二九，扬帆再起航”开幕式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王泽生报告厅举行。清华大学校团委书记邴浩、建筑学院、土木水利学院、机械工程系、化学工程系、软件学院等院系领导和校研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参观主题展。
清华大学校团委书记邴浩对本次开幕式进行了点评和总结。“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清华历史上的光辉一笔，一大批清华学子开启了投身革命生涯的道路。”邴浩回溯了清华举行一二九运动纪念活动的历史，也分析了近年来清华越来越多的院系采用合唱比赛、纪念长跑、展览等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的核心目的——让更多学生了解历史、记住历史，记住那个年代的一个个清华人为民族为国家独立而做的奋斗。邴老师指出，清华近年来的改革是一种使命驱动的改革，他勉励同学们担负起对国家和民族的使命和责任，形成家国天下的情怀，将来在任何岗位上都不忘自己的初心和清华人的使命。
一二九运动，又称为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是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举行的抗日示威游行运动，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这场运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标志着当时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来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运动中，清华师生英勇地站在斗争前列，率先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呐喊。作为一二九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和参与者，清华学子踏入历史的洪流中，与国家民族共同拼搏奋斗。
据悉，本次主题展以“峥嵘一二九，扬帆再起航”为主题，由清华大学建筑、化工、土木、建管、机械五系以及美术、核研院、软件和建筑研会联合举办。展览面向全校师生征集设计作品，获得广泛参与，涌现出了很多表现清华人风采和个性的优秀原创作品。经过线上投票和专家评审，被选拔出的优秀作品在清华大学建筑馆门厅展出，并且之后于12月3日至10日分别在清华大学主楼前厅和圆明园继续展出。布展分为三个方面：历史中的清华、改革中的清华和奋进中的清华，真实展示一二九运动中清华的历史故事，详尽讲述清华近年来的改革故事，生动表现当代清华师生作品中的奋进故事。通过主题交流感受历史赋予青年学生的责任和使命，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活动中，嘉宾领导与一百余名师生一起参加了本次开幕式，开幕式上嘉宾老师向获奖作品设计者颁发了优秀作品奖。部分获奖作品的作者对他们的优秀作品进行了展示，讲述作品背后的故事。《剪纸：红星绘河山》的作者们来自土木72班，班级代表肖娜分享了他们班的创作历程，刚进入大一的他们合作完成了一幅包含长城、雄鹰、万里河山等红色意象在内的剪纸作品。这幅作品凝聚了同学们的心血，也蕴含着他们团结协作的精神。 《一二·九系列丝巾·镶嵌你的记忆》的设计者们来自建筑学院，他们学以致用，用建筑设计课上学到的“镶嵌”理念设计了本次作品，得到了广泛好评。《希望之椅》的作者们希望用一种载体来表现在一二九运动中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的精神，用有形的东西将无形的精神凝固下来，给人传递一种仪式感。作品冰凉的触感也能让人回溯到1935年12月9日的那个寒冷冬日。同学们在石膏浇筑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但他们仍克服重重阻碍，最终完成了作品。
本次开幕式还邀请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团讲师张磊为同学们剖析十九大、讲述全面深化改革。开幕式还有一个特别设计的活动——一二·九诗歌朗诵，来自不同学院的三位学生用慷慨激昂、饱含热情的声音朗诵《历史不会忘记》，带领全场师生回到了那热血澎湃的一二·九历史当中。在开幕式接近尾声时，全体起立合唱国际歌。
本次“峥嵘一二九，扬帆再起航”一二·九主题活动在宣传方面，采取了包括微信转发写字游戏(“书写一二·九”)、紫荆园前举行填字游戏等多种可视化的宣传形式。在作品方面，本次展览学科与艺术碰撞，诞生了许多奇思妙想——文字、声音、实体、画面，展览将多种元素融于一炉;VR、3D打印、机床雕刻，同学们利用各种现代技术，展现出自己的思考与匠心。在参与群体方面，展览面向校内外不同群体，激发当代青年的创造力与个性。天马行空的想法与朴素的材料结合，全方面展现一二九精神和清华风貌。作品征集面广泛，收到了来自退休老教师的书法投稿，寄托了前辈深深的勉励。
一二九运动85周年心得感想800字五
12月6日，为纪念“一二·九”运动85周年，一场名为“我认识的马克思主义”主题文化沙龙活动在长春中医药大学杏林青马基地热烈展开。
作为这次主题沙龙活动的受邀嘉宾，长春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兴海和青年大学生畅谈了自己认识的马克思主义，他勉励同学说：“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就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四性，即批判性、实践性、真理性、人民性，马克思主义也正因此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希望大家将个人奋斗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结合，做有思想、有理想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贯彻党永远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一边的优良传统，坚持为人民利益牺牲奋斗，成为中国共产党坚实的后备力量。”
长春中医药大学杏林青马工程首期学员班成员田春芳在谈到“马克思与我”这个话题时说：“马克思在大学时就培养自己学以致用以及严谨的推理能力。从马克思身上我们应该去学习并借鉴符合自身发展的优点，努力挖掘自己的能力，我想当代大学生正是需要这样的精神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这对成为一名合格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树立完备的个人能力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应该始终坚持并为此一直努力。”
在谈到“我待马克思主义”话题时，学员韩春雨说：“一个人如果有信仰，就能从庸俗到脱俗到追求崇高的精神，最后可以绝处逢生，可见一个人的信仰多么重要。而人类最好的理想就是追求马克思主义，坚定自己的信仰。”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努力寻求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我们积极健康、务实进取。我们对国家发展建设的前途充满希望，对火热的生活充满激情。从我们离开父母的庇护，独立来到大学，到准备走向社会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人的价值不仅包括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也包括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学员赵婉彤在谈到“带着‘主义’去远方”时说。
文化沙龙活动中，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们还针对辩证看待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经九十多年依旧生机勃勃、新时代红船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等话题做了深入地交流。
“杏林青马工程”是长春中医药大学党委抓牢抓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文化沙龙活动作为“杏林青马工程”中“文化滋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首期学员班开班以来，先后邀请到了党的十九大代表、中国好人、全国优秀志愿者、传统文化名家、中医药领域专家、吉林省十佳大学生等一批有影响力、学生喜爱的人物作为嘉宾与学员互动交流。通过“杏林青马工程”这一载体，增强了对青年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引导，增强大学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升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和医学人文素养，为培养具备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深厚的理论和文化素养、强烈的责任和担当意识的中医药领域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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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85周年心得感想8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