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中小学生关于一二九运动85周年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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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9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形势下，数千名北平爱国学生，在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领导和组织下，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2020中小学生关于一二九运动85周年心得5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2020中小学生关于一二九运动85周年心得一
1935年的12月9日，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由爱国的北平学生首先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短短的几天内，就如星火燎原，席卷全国，成为后来的全民抗战的雄壮序幕，历史上称之为“一二·九”运动。
毛泽东对“一二·九”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一二·九”运动在国内发展成为全国各界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及其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争取独立解放事业的意义，知道的人是比较多的。然而，“一二·九”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在国际上引起的巨大反响和产生过的深远影响，在国内却几乎是鲜为人知的。实际上，它是全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其先锋部分，它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发展。这方面的情况，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除了几个救亡团体的内部刊物有所披露外，国内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陆璀老人就是这场运动的亲身经历者和幸存者。她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之一，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中国革命的女战士，她在国际上宣传共产党抗日的方针、政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主办《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周刊的邹韬奋先生立即起而响应。邹韬奋是三、四十年代最著名的记者、政论家、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大众生活》用大量篇幅和照片报道了运动情况，邹韬奋先生亲自连续撰文，热情赞扬和全力支持学生救亡运动，称之为“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认为“这个运动实在是全国大众对于救亡的坚决的意志之一种强有力的表现”。当时《大众生活》的销行量突破16万份，为当时所有刊物之最。它对学生救亡运动的热情支持，对同学是极大鼓舞。1935年12月21日《大众生活》第一卷第6期封面和封底，用的就是陆璀在“一二·九”运动的当天，在西直门外一个站台上，手执大号筒向学生和市民群众讲话的照片。当时邹韬奋先生并不知道这个女学生是谁，只是收到有人给他寄来这两张照片后，觉得它有代表性和象征意义，就采用了它，并且在封面上加上“大众起来!”这个口号。谁也没有想到，这两张照片竞成了“一二·九”运动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照片，被后来的有关书刊和展览广泛采用。可惜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两张照片的拍摄者是谁?虽然署名“万里”，但显然这并非摄影者真姓名。
12月16日，游行示威的学生队伍受阻于宣武门时，陆璀机智地从紧闭的城门下的一道缝隙中伏身挤入，奋力抽掉城门的铁闩，但门环还有铁丝缠绕。这时，她被赶过来巡警抓捕。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斯诺。在12月16日那天陆璀被警察逮捕时，斯诺正在现场，他跟踪到警察所。在警察的包围中，对陆璀进行了一次特殊的采访，并当即发出了一条“独家新闻”，用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标题：《中国的贞德被捕了》。这篇报道在美国的大报上登出后，确实起了一点轰动效应，为我们抗日救国、反对法西斯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主张作了有力的宣传。
斯诺对“一二·九”运动的积极支持和巨大帮助，也就是他对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事业作出的第一个重要的贡献。斯诺本人也从“一二·九”运动这段经历中受到启迪和教育，促进了他思想的发展，为他后来访问我陕北红区进一步打下了思想基础。
1936年2月29日，数千名军警带着机关枪，两次包围了清华大学进行大搜捕。陆璀因名列黑名单，被迫离校。组织上就安排陆璀在斯诺夫妇家去隐蔽，住了一个多星期。斯诺那时才30岁，但在新闻界已崭露头角。他除了外出采访外，几乎整天都埋头在他的工作室里。那里堆满了各种书籍，特别是有关中国的书籍。他正在进行艰苦的努力，编译他后来在1936年7月出版的介绍中国新文学的书——《活的中国》。在斯诺家里，陆璀阅读了他已经出版的第一本书《远东战线》。
后来，斯诺经过我地下党的联系和介绍，作为第一位外国记者，访问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历时四个月，并写出了他震动世界的不朽之作——《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第一次向全世界揭开了当时所谓的“世界最大之谜”，真实、生动而且具有权威性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其影响所及，不仅是中国和外国的一代人，而且是几代人以至后世。
1938年，毛主席曾这样说过：“当其他人谁也不来的时候，斯诺来到这里调查我们的情况并帮助我们把事实公诸于世……我们将永远记住，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毛主席还曾写信对斯诺说：“我们都感谢你的。”
斯诺的名字，已经成为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象征。陆璀曾说：“我们永远怀念和感谢你——埃德加·斯诺!”
2020中小学生关于一二九运动85周年心得二
黄诚是“一二九”运动领导者之一，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壮烈牺牲。
学生爱国运动的领袖
黄诚生于1914年5月16日，河北省安次县调河头村人，没落地主家庭出身。黄诚6岁丧父，8岁进私塾，14岁时到邻县永清存实中学读初中，1930年随姐姐黄佩到北平，入第四中学初中三年级作插班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诚目睹祖国的危亡，民族的灾难，再也压抑不住满腔沸腾的热血，和其他爱国同学一起走上街头，贴标语，散传单，向群众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华的野心，组织同学清查、抵制日货，并串联各个中小学，筹备成立北平中小学学联。这些活动引起了校方的注意，校长齐梅阁通过保证人警告黄诚不要误入“歧途”，但他仍然坚持爱国活动。1932年暑假，学校就把黄诚等几个进步同学开除了。
这年秋天，黄诚考进了天津北洋工学院预科。这里的学生运动较之中学更为活跃，黄诚进一步受到了进步思潮的熏陶。1933年初，他和几个进步同学组织了荒火社读书会，由本科学生杨戊生(即魏东明)任社长，黄诚任副社长。他们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议论国内外形势，抒发抗日救国的热忱。黄诚提出：“宣传民众为当今救国之要务。”为实践这一思想，2月间，他又和吴承明等几个同学开办了北洋工学院工友补习学校，向校内工友及其子弟讲授文化知识，宣传爱国思想。但只办了一个多学期，便被学校当局封闭。黄诚继续积极参与组织学潮，与反动当局斗争，并经常用“煌煌”、“成成”等笔名，给校刊《北洋周刊》写稿。学校成立级代表联席会(学生会的前身)的时候，黄诚被推选为级会主席。
1933年冬，学校当局为卡家境较差的进步学生，宣布取消给学生的书籍、仪器半费津贴，但同时又给跟校方跑的一些学生发放丰厚津贴。级代表联席会当即决定发动全体同学罢课，反对学校这一决定，并推选黄诚、杨戊生等为代表与校方交涉。学校反动当局便乘机以“煽动学潮”的罪名，将黄诚等人开除。
黄诚没有屈服，一面继续宣传抗日救亡，一面坚持自修学习。1934年9月，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地学系。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黄诚与杨述等同学组织进步团体东方既白社，编辑《东方既白》杂志、介绍唯物辩证法和社会科学知识，宣传抗日救国思潮，赢得了广大同学的信任。
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继而颁布所谓“睦邻令”，严禁民众的抗日救亡活动。11月，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公然打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接着，“华北自治”、“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又传遍北平。爱国有罪，卖国有赏，民族存亡到了极其严重的关头。在北平地下党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下，北平各校于12月相继成立了抗日救国委员会，黄诚当选为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主席。他所领导的这个救国会，在12月6日付印的刊物《怒吼吧》第一期上，发表了影响很大的《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当时华北学生的共同呼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和清华大学地下党组织及救国会其他领导成员一起，积极酝酿、组织同学们参加全市性大规模请愿游行示威行动。
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黄诚是清华大学游行队伍的总领队。12月9日一早，市公安局出动大批武装警察，扣留了全部校车，企图阻止同学们游行。黄诚等率领队伍举着旗帜和标语，冲破警察的重重阻拦，步行进城。9时左右，游行队伍到达西直门时，城门紧闭，城头上立满荷枪实弹的军警，学生们在朔风雪地里，虽寒风冻裂了手脸，但热血溶化了全身。黄诚挺身而出，带领同学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他还以炽烈的感情，恳切的言词，向站在城头的军警宣讲国家危急的形势，和当亡国奴的痛苦，使得一些稍有爱国之心、不愿当亡国奴的军警也不禁潸然泪下。但慑于上命，他们不敢开门。黄诚等见西直门进不去，便留一部分同学在那里继续宣传，又率领大队向阜成门、西便门、广安门前进。沿途宣传民众，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在12月16日的示威中，黄诚领着同学们用血肉之躯撞开了西便门，赶到天桥参加3万多人的市民大会。会后继续游行示威。当时的清华，成了北平学生运动的一个坚强堡垒，黄诚是其中的一名骨干。经过这场革命风暴的洗礼，他于1936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一页可歌可泣的篇章。以“一二九”运动为开端，全国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当局对爱国学生实行大搜捕。这天拂晓，440多个反动军警手持黑名单闯进了清华园，包围学生宿舍。黑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黄诚，还特别画上了红圈圈。清华救国会立即提出了“护校”和“驱逐反动军警”的自卫口号。在同学们的掩护下，黄诚等救国会领导人未被搜出，但姚依林和蒋南翔等3位同志被捕。反动军警正要把他们拖上汽车押走时，救国会发动广大同学向军警进行突然的反击，砸坏了军警的汽车，把他们抢了回来，并抢到了黑名单。当晚，敌人增派两个团共5000军警包围清华园。黑名单上的人早已分散避开，黄诚和姚依林躲藏在冯友兰教授家中，度过了紧张、危险的一夜。
同年4月，黄诚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6月间，黄诚在参与组织北平学生“六一三”大示威后，和另外3位同学一起被清华大学反动当局开除。在8月10日出版的《觉报》上，黄诚发表了题为《让我们做最末一次被开除的学生吧的文章。文中写道：“我被开除了，这原是我意料中的事情??这在一个从事救亡工作的人，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的今天，原不算一回事”。“政府口口声声是抗日救国，而实际上是国家一天天的沦亡!同样的，学校口口声声是爱护青年，而实际上是屡次对同学的开除与记过!——‘良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只看行动，只看事实，凡是妨害了救亡工作的就是汉奸，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铁则吧?”“我是被开除了，我不留恋，我不后悔，一切都为了救亡!我要为了救亡而奋斗!”他还写了《我被开除的前后》、《从学校开除学生说到殖民地教育》等文章，声讨反动当局卖国投降、迫害爱国青年的罪恶行径，表明自己誓为祖国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坚强决心。
是年9月，在党组织的帮助和进步教授吴承仕的协助下，黄诚转入中国大学国文系就读，同时继续从事救亡运动。他深得广大同学的信任和拥护，在10月初全市学生的公开选举中，被选为北平学联主席，与玉文彬、孙世实等人一起负责学联的领导工作。黄诚同时担任了中共北平学联党团书记，直至“七七”事变爆发。
这个时期，黄诚除了负责北平学联的全面工作以外，还积极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大学的救亡活动，其中一次是组织领导“驱王”、“驱祁”运动(当时中国大学校长由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廷兼任，实际掌权的是王正廷的爪牙、总务长祁大鹏)。吴承仕、黄松龄，齐燕铭等进步教授支持爱国学生，也直接参加了驱王驱祁运动。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斗争，终于赶走了王正廷和他的爪牙，基本上取得了进行爱国活动的自由，为北平学联和全市爱国学生公开活动争夺了一块阵地。这时的中国大学，随之成为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心。
1937年1月20日，黄诚和北平学联的其他几个负责人及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史立德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先是关在伪冀察绥靖主任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后转押“军人反省院”狱中，黄诚他们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与敌人进行了机智、英勇的斗争。起初敌人想把他们送往南京囚禁，黄诚等人设法与狱外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得到了狱外广大学生群众的支持、配合，迫使反动当局放弃了送交南京的企图。
黄诚的身体本来就比较差，受牢狱生活的折磨后更为消瘦、虚弱。一天清晨，黄诚突然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难友们脱下棉衣盖在他身上，进行人工呼吸，才把他救醒过来。大家要求看守给他卸掉沉重的脚镣，黄诚挣扎着站起来，对看守说：“你们监狱当局对病人这样的虐待是惨无人道的，应当立即把所有难友的脚镣都去掉，如果你们不答应，我要向社会上控诉??至死也要同我的难友们同甘??”话还没有说完，又昏过去了。过了几天，直到他病得奄奄一息，监狱当局才雇了一个医生为他看病，并下掉他的脚镣。经党组织和社会上的多方营救，1937年3月16日，敌人不得不释放黄诚等人。
出狱后，黄诚更加奋不顾身地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引下，黄诚领导北平学联及时提出了“救国不忘读书”、“师生合作，共御外侮”等口号，广泛团结爱国师生，使北平各大、中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发展。黄诚还经常代表北平学联奔走于工农商兵等各界群众之中，并组织同学去二十九军劳军、慰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对二十九军官兵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年暑假，蒋介石下令全国所有大学二年级学生参加军训，企图以此整肃爱国学生的思想。黄诚认为这正是既可学习军事知识，又可向国民党军队官兵广泛深入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好机会，于是他通过学联迅速向各校作了布置、自己也到二十九军的一个师里参加军训。二十九军原是个地方军阀部队，曾与日寇有过勾结，后在全国反蒋抗日的大势下，逐渐与我党发生联系，并转而倾向抗战。这个部队有个姓曹的连长，一天接到家信，托黄诚代念。信上说他的父亲因灾荒饿死了，埋葬时借了高利贷250元，家里打算把他13岁的妹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还债，如他不能寄钱回家，妹妹将被人家接走。曹连长听了泣不成声，马上找到营部，可只借到40元。正当他走投无路时，黄诚发动同学凑齐了250元，使曹连长非常感动，更加相信并拥护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黄诚的影响下，其他同学也都认真学习军事知识，并主动与二十九军下级军官交朋友，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对后来二十九军参加抗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北平市委决定由蒋南翔(北平市委学委书记)、黄诚(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杨学诚(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负责领导北平流亡学生中党的工作，组织、率领部分平津学生南下，深入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去。8月8日，黄诚乘平津间恢复通车后的第一趟火车离开北平，从此结束了学生时代的生活，投笔从戎，沿着党所指引的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叶挺军长赞誉他是“我们新四军的交际家”
黄诚等率部分北平学生南下，9月18日抵达南京，继又逆长江而上，于10月初到了武汉，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当时周恩来在长江局)取得了联系，被派往第七战区做川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第七战区在郑州一带，司令长官是川军司令刘湘。当时刘湘还在成都未回，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便安排黄诚、谢云晖、刘烈文和朱光4位同志以全国救国会代表的名义赴成都会见刘湘，商洽北平南下学生去七战区工作的问题。刘湘原是个_老手，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后，民族大敌当前，他对共产党的态度有所改变，当即对黄诚等4位代表表示，欢迎同学们到他的部队里去工作。黄诚等人先回武汉，不久刘湘也来到武汉。黄诚的公开身份是七战区巡视员，负责抗日宣传工作。他利用刘湘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为七战区起草了“谁能抗战到底，谁就是我们的领袖”、“中途妥协是汉奸”等口号。战区内有人问：“领袖不就是蒋介石么?”黄诚回答：“不一定，那要着他是真抗战还是假抗战，蒋介石不抗战，也当不成委员长!”
上海失守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乱作一团。川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刘之间矛盾很深。蒋介石阴谋借日军之手消灭川军，便令刘湘部队去守卫南京，刘湘不得不将部队开往前线。黄诚请示长江局，长江局指示随川军前往，并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分配了一个20来人的宣传队交黄诚带去。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在川军中成立中共特别支部，黄诚任支部书记，谢云晖和魏今非任支部委员，直接受长江局领导。黄诚他们来到安徽歙县岩寺一个川军的兵站，一面做川军的统战工作，一面开展地方工作，在岩寺小学举办了两期青年训练班。黄诚在青训班上讲课，分析国内外形势，宣传党的统战政策，为抗战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1937年10月，经过国共两党谈判，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这年底，陈毅率先遣队先期来到岩寺，次年1月接见了川军中党的“特支”成员。1938年春，刘湘病死于武汉，七战区撤销，并入三战区，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令通缉黄诚等人。黄诚和“特支”的同志以及从武汉带来的宣传队的全体同志，都通过陈毅参加了新四军。黄诚先在陈毅指挥的一支队工作，和陈毅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不久，黄诚调到新四军军部，担任军政治部秘书长。
在党领导的新四军这所大学校里，黄诚呼吸着自由新鲜的空气，感到自己比学生时代更年轻了些，更加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他在给姐夫张西堂的几封信中，欣喜地谈到：“此地如一学校，亦如家庭，友朋相处，完全待以至诚”，“有好师傅，尤其有上级及同事之时相督促，弟虽愚纯，亦感在此进步甚大。”通过和工农兵群众的深入接触，黄诚的思想感情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从农村到城里读书后，染上了一些都市气息，物质生活比在农村讲究，和工农群众的生活比，他常说自己这种生活太“布”了。这个“布”，是英语“资产阶级”的音译“布尔乔亚”的简称。而到皖南之后，他在给姐姐的信中说：“现在正向‘布’学习，这‘布’字与从前的‘布’字大不相同。”这里的“布”则是“布尔什维克”的“布”了，从“布尔乔亚”的“布”到“布尔什维克”的“布”，这是黄诚思想感情上质的飞跃。
在新四军军部，黄诚十分注意学习老同志的丰富经验和优良作风。他很敬佩、尊重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叶挺也很器重他。他善于言辞，长于交际，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因此军部许多对内对外的联系事务都由他出面，他也都能出色地做好。叶军长赞誉他是“我们新四军的交际家”。秘书长直接领导军直属队、文书班、管理科、运输班、警卫排等单位，军部机密材料都由黄诚负责保管，许多重要文件也由黄诚起草。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一次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但材料没法随身携带，黄诚用密写的办法把江南各省抗日武装情况简要写在一本中国地图册的背面，到重庆再显现出来。袁国平赞扬黄诚是他的“好帮手”。黄诚在军部还常给广大干部上政治课。在讲“新旧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这一课时，他既讲了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又讲了共产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区别，指出共产主义一定会在中国实现。他讲的内容丰富，分析深刻，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深受大家欢迎。
黄诚还很注意做驻地周围进步青年的团结、教育工作。1939年春，周恩来到皖南视察工作时，曾访问距军部20余里地的刘寅家。当时刘寅是太平县北乡小学的校长，他向周恩来汇报说，黄诚给他看《新华日报》，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他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这件事，受到周恩来的热情称赞。后来，刘寅经黄诚介绍，参加了新四军。
194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策划第二次_高潮，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以7个师8万余兵力，对奉命北移途中的新四军9000人进行包围袭击。我军浴血奋战了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太大，且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不幸被俘。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扣。黄诚在战斗中受阻，隐蔽山中，在敌人大部队搜山时，被敌人发现被捕。
陈毅赋诗感怀黄诚，称赞他“临难铮铮风骨好”
黄诚被俘之初，和近百名新四军人员一起关押在108师师部附近的一间大民房内。敌人查问谁是共产党员，并把新四军医生陈延圣拉出来逼问。黄诚为避免敌人伤害更多的同志，挺身而出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空喊抗日，实际_，策划事变，暗算我军的罪恶行径，警告他们不要想在共产党人身上打什么主意，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的气节决不丢。这一席慷慨激昂的话，既压下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又鼓舞了同志的斗志。
黄诚等在108师关了3天，便转押到52师。转押途中，黄诚秘密地递给同在军政治部工作的纪白薇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如果你能出去，请转告党，我是决不会叛党的!”到了52师，黄诚和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敌工部部长林植夫关在一起。晚上，敌52师师长刘秉哲把黄诚、李子芳、林植夫3人分别找去谈话。刘秉哲早就认识黄诚，两人多次打过交道。就在皖南事变之前不久，刘秉哲受顾祝同指使，为了制造友好假相，假意邀请新四军篮球队进行友谊赛。新四军领导经过研究，决定由黄诚率军部篮球队前往参加，受到刘秉哲异乎寻常的热情接待。在皖南事变中，作为蒋介石的嫡系的52师最为卖力。这晚，刘秉哲假装客气地让坐倒茶，接着故意歪曲事变真相，诬蔑新四军“不服从命令”，是“叛军”。黄诚据理一一驳斥，刘秉哲无词以对，只是“劝说”黄诚“要识时务，不要执迷不悟”，“希望”他“脱离共产党”，“欢迎”他“到国民党方面来共事”。黄诚对此嗤之以鼻。
第二天一早，刘秉哲又假意“请”李子芳、黄诚、林植夫等人吃早饭，说送他们去上饶“受几个月的训练”，并说叶挺军长等人已经先送到长官部去了。饭后，刘派了一名副官和一个班武装押解，还美其名曰“护送”。当天送到太平县唐式遵总部。睡到半夜，敌人将黄诚等人五花大绑起来，说是“怕打散的新四军来抢人”。次日清晨，黄诚等被戴上手铐，推上卡车，改由一个宪兵营长和一个班的宪兵押送，23日晚上到达江西上饶，关押在三战区长官部驻地皂头附近的李村监狱。黄诚与李子芳同关在监狱南面一排靠西头的囚室里，叶挺也被囚禁在这里，单独关在北面东头房内。两个囚室中间隔着过道、宪兵住房和院子，彼此无法接触。
不久，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叶挺关在上饶，汇来了一笔款子，当时国共两党仍维持合作关系，周恩来兼任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职务，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不敢扣押，只得让副官将款项转交叶挺。叶挺用这笔钱买了一些布做单衣，送给黄诚等人每人一套。党对被囚同志的关怀，军长对部属的关心，使黄诚深受感动。
1941年7月，黄诚和李子芳一起被转押到石底监狱。石底位于上饶集中营大本营周田村的附近，牢房是一幢孤立的民房改的，反动派赶跑了农户，又在四周筑起了高墙，用一个班的宪兵看守。两间囚室，关着黄诚、李子芳等10名新四军干部。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凭着高度的党性和组织观念，经过暗地酝酿，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李子芳任支部书记，黄诚和徐锦树任支部委员。10个人划分为两个党小组，李子芳和黄诚分别兼任两个小组的组长。秘密党支部经常给大家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还组织大家抓紧时间学习。黄诚教同志们学历史、政治、数学和英语，讲课时连看守的宪兵都听得入了迷。有的宪兵不禁暗中称赞说：“共产党、新四军里真有人才啊!”有一个宪兵向黄诚学英语，黄诚耐心地教他，并向他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改变了他对共产党、新四军的错误认识。这位宪兵敬佩黄诚的为人和才华，想救黄诚出狱。不料这事被他的上司发现，受到了刑法惩处。后来，这位宪兵乘机逃离了国民党反动部队。
有一天，上饶集中营的特务头子、三战区政治部情报专员室少将专员张超来到石底，指着李子芳、黄诚等，大放厥词：“你们都是比较负责的干部，这次新四军叛乱，你们都要负一定的责任”，要“好好静思反省”。他还诱骗说，只要“幡然悔悟自新”，“宣布脱离共产党”，就可“既往不咎”，而且还会得到“重用”。黄诚首先愤怒地高声反驳说：“我已经听够了你们的这一套。什么‘叛变’，不服从军令，完全是歪曲事实。究竟是谁叛变，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看得很清楚的。你们一再制造摩擦，煽动_，破坏抗战。我们为顾全抗日救国的大局，按照你们的意见渡江北上，而你们却悍然发动了皖南事变，暗害我军，使日本侵略者高兴，全国人民悲愤。请向，你们的这种行为，不正是对祖国人民的背叛吗?”黄诚义正辞严的驳斥，气得张超面红耳赤，目瞪口呆。黄诚继续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几年来转战大江南北，战绩辉煌，有目共睹。我们一不投降日本，二不掠夺百姓，一心只为抗战救国，不惜流血牺牲，难道这有什么罪过吗?!”李子芳和其他同志也相继据理反驳，张超无言以对，只得凶狠地嚷道：“真是顽固不化，不识时务!”
黄诚和李子芳等同志曾讨论过集体越狱暴动之事，但由于敌人监管严密，有的同志身体虚弱，跑不出去，秘密党支部便批准身体较好又懂军事的徐锦树、廖正文、胡崇德3人个别越狱。一个风雨交加的黄昏，徐锦树等3人从厨房挖的墙洞里跑了出去。顾祝同得到消息，大为震惊，马上派出大量兵力四面追捕。徐锦树与追捕之敌英勇搏斗，壮烈牺牲。廖正文、胡崇德被敌捕回。敌人把徐锦树的遗体抬进监狱，张超指着遗体对黄诚、李子芳说：“这都是你们指使的结果!说吧，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大家愤然站立。黄诚首先痛斥张超说：“你们是杀害徐锦树的凶手!问我们想干什么?告诉你们，我们想早点离开这个黑暗的监牢，奔赴抗日前线!”李子芳接着说：“要不是我们身体差，也会越狱的。如果那样，又是谁来指使我们的呢?”
敌人给黄诚、李子芳戴上了沉重的脚镣。因怕他们影响其他“囚犯”，又将同囚的另外5位同志解往周田村关押。黄诚从被捕之日起，就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他曾经设法托人从狱中带出一张纸条给杨述，是用一张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写的：“军败被拘，生死莫卜。几年来从事于抗战，无愧于心。我绝不因斧钺在前而变初衷。假如就这样死了，则求仁得仁，夫复何怨。”可见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1942年4月，根据蒋介石、何应钦的旨意，顾祝同下达了秘密处决黄诚、李子芳等人的指令。4月23日上午，张超派了两名特务到石底监狱，将毒药投放在饭菜里。黄诚、李子芳、廖正文、胡崇德4位同志饮食后，顿觉腹痛如绞，昏迷过去。因药量不足，没有断气。黄昏，张超又增派两名特务来，用绳子将他们勒死。黄诚等为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4年9月，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赋诗感怀黄诚，称赞他“临难铮铮风骨好”“被俘不屈，志量可佩”。
2020中小学生关于一二九运动85周年心得三
清华大学本科、哥大(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学霸加大学问家。更令人惊奇的是，她不但是一个母亲，还是一个被誉为“小钢炮”的英勇战士，而且健康活到100岁。她就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黄绍湘。
北平长大的湘妹子
人们常说，英雄不问出身。但学者却有点不同，通常著名学者往往都有家学渊源，或因其成长离不开家庭环境的熏陶。黄绍湘就是如此，她祖籍湖南临澧，1915年出生在长沙一个家学深厚的书香门第。其曾祖父黄道让是咸丰年间进士、晚清诗人;其父黄佑昌年少早慧，23岁从日本学成归国，在北京大学教授民法、罗马法课程长达18年，著述颇丰，有“黄罗马”之称，后又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虽是著名法学家，但诗词书法均颇有造诣。黄绍湘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家庭的文化烙印深深刻在她的身上。
1917年11月，两岁的黄绍湘随家人迁往北平，在北平度过了童年、小学和中学时光。
现在流行“拼爹”一词，很多人梦想自己能生在豪门世族，黄绍湘虽出生在学者、官员之家，社会阶层不可谓不高，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她也有她的烦恼，就是家里重男轻女。黄绍湘从小就显示出湖南人敢于反抗的性格。1930年夏，黄佑昌出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大法官，举家又要迁往南京。这一次15岁的她坚决不去南京，而是与大姐留在北平读书。这就是黄绍湘人生三转折中的第一个转折——与官僚家庭走不同的道路。
但小丫头毕竟是小丫头，虽然敢于反抗，有时也不得不跟现实妥协。黄绍湘在北平私立笃志女子中学读高中时，因对校方要求学生做祷告等宗教仪式很反感，决心另行择校。此时恰好大姐染上伤寒，她母亲来北平照顾大姐。本来黄绍湘从小就喜欢理科，但母亲认为税务是“金饭碗”，盐务是“银饭碗”，她顶不住母亲的严令，只好考进了国立盐务专科学校。
然而，九一八事变令千千万万爱国学子义愤填膺，一腔热血的黄绍湘和同学们参加了北平学生支援南下代表的卧轨请愿活动。青春期的她思想很活跃，广泛阅读了托尔斯泰、高尔基、普希金、莎士比亚、狄更斯、歌德、海涅、海明威、马克·吐温等人的文学作品，知识面很广。同时她开始大量阅读左翼进步书籍，接受“五四”以来进步思想的洗礼。与此相辅相成的是，黄绍湘在盐务学校的学习成绩也相当好。因为各项专业课成绩名列前茅，她还被选为班代表。1934年春，她代表全班同学向校方提出撤换不称职教员的要求，校方非但不听，反而给她记了两次大过。全班同学为她声援，要求学校撤销处分，却遭到校方申斥。深感不公的黄绍湘愤然离开盐务学校。她从小就向往清华大学，经过考试她以优异成绩如愿被清华大学录取，插班进入外语系二年级学习。清华大学为她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舞台，开始了她人生的第二个转折。
一二九运动的小钢炮
作为对时局异常敏感的天之骄子，面对日寇步步紧逼、祖国大好河山备受蹂躏的局面，黄绍湘感到十分痛心。外语毕竟只是一门工具，不能告诉她更多的道理，她想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学习了解中国积贫积弱而被侵略的根源，于是1935年秋季她转入历史系学习。这一选择结下了她一生与历史研究的不解之缘。
黄绍湘勤奋好学，然而当时的时局却不能给她一个和平安宁的学习环境。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东北之后，得陇望蜀，将魔爪进一步伸向华北，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南京国民政府也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适应日本要求“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华北岌岌可危，广大爱国志士特别是青年学生莫不扼腕痛惜。
就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之际，痛感华北沦亡迫在眉睫的广大平津学生在中共北平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清华大学救国会的《告全国民众书》悲愤地喊出了广大学生的心声：“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大中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3万余人在天桥广场召开市民大会，随后又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迫使国民政府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身处抗日风暴之眼的黄绍湘，心潮澎湃地追随清华的同学们，汇入到这一抗日爱国大潮之中。她参加了12月9日和16日的游行示威活动。国民党军警的镇压，不但没有把她吓住，反而激起了她争取民族独立、反对黑暗统治的热情，她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了积极投入救国运动的一员。1936年春，黄绍湘还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团，但在高碑店遭到军警镇压，身为弱女子的她，居然奋不顾身，用木柄与军警搏斗。
一二九运动狭义的是指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学生中爆发并迅即传播到全国的学生救亡运动;广义地说，则是指中共领导的从1935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学生救亡运动。在这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黄绍湘以其豪迈的爱国热忱、过人的口才和干练的个性，成为一二九运动中走在前沿的学生领袖之一。1936年6月，黄绍湘在清华大学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在蒋南翔和牛萌冠的领导下，从事清华救国会和北平学联的工作，连续担任了两届救国会委员。这是她人生的第二个转折。
1936年10月，由北平各校学生公开选出的代表在燕京大学举行北平学联第一届成立大会。黄绍湘、王永兴和何礼3个人，由清华大学全体学生大会选出，作为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的代表参加北平学联。当时，学联的分工是北京大学管组织，清华大学管交际(即统战)，师大管宣传，燕京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大学管总务。黄绍湘即负责交际工作，对于各类人物既敢于斗争又能极力争取。比如黄绍湘与何礼代表学联找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兼物理系主任杨立奎说明学联宗旨时，杨大骂过去的学联(指秘密学联)拿俄国的卢布，但被黄绍湘与何礼驳斥后，杨很狼狈，不得不同意学联的宗旨。
西安事变后，中共决定发动全国民众请愿，逼国民党做出抗日的决定，于是在北平组织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北五省学联等团体。华北学联由陕西、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山东6个省和北京、天津、太原、济南、青岛、西安、张家口7个市的学联代表参加，聘请教授指导，并由北平学联代表以黄绍湘、智体洁为首组成主席团。1937年1月底，中共北平学委负责人蒋南翔建议学联组织一个代表团，去南京向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请愿。2月4日遂成立华北学生献旗团，该团由北平、天津、石家庄、青岛、保定、济南、太原、西安、徐州等地区的25位代表组成。黄绍湘当时是清华救国会派驻北平学联的代表，一直做公开交际统战工作，在南京还有一些上层社会关系，于是北平学联地下党组织指派她担任献旗团团长。
国民党三中全会定于2月15日开幕。献旗团乘火车在12日下午抵达浦口，一下车就被军警包围，随后被安排住在中山路华侨招待所，形同软禁。13日晚，国民党要员在华侨招待所会客厅对献旗团训话，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周佛海和宣传部长方治分别训话。翁文灏、周佛海、方治都坐在桌子南头，献旗团代表围绕桌子坐着，黄绍湘坐在桌子北头。献旗团身后站了30多名便衣和军警，军警都持枪立正，枪都上膛，摆出随时准备开枪的姿势。国民党当局企图用这个阵势吓住学生们。翁文灏讲话比较温和，周佛海则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最后训话的方治态度最凶狠，措词蛮横无理。他恶狠狠地说：不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而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人都是共产党，学生时代，只有读书才能救国;学生爱国运动首先应当拥护中央政府;现在的学生运动是受了共产党利用，你们学生必须和中央政府合作，不要受骗。方治还声色俱厉地说：“受共产党利用的只是极少数，你们要交出团里的共党分子。”
学生代表明白这是企图分化大家，于是都气愤不已。黄绍湘当即代表全团团员起立发言，严正反驳说：学生爱国运动是自觉的救亡运动，我们都是爱国青年，华北危急，亡国危机迫在眉睫，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御侮图存，谈不到被党派利用的问题;我们都是爱国青年，代表全华北学生的爱国愿望，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内战，开放言论，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和一切政治犯，宣布对日作战，一致对外，有何越轨……在黄绍湘发言到十分激烈处时，周佛海一拍桌子，军警立即作开枪姿势，进行威胁，黄绍湘毫不畏惧，仍然慷慨陈词。
然而光勇敢还不足以让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经过多次要求，献旗团于14日举行了一个极其冷落的献旗仪式。随后，献旗团成员便被押上火车，被强令离开南京返回北平。沿途各地爱国学生冒着凛冽寒风到车站热烈欢迎和慰劳献旗团。16日下午，献旗团在东北大学学生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各报社、通讯社记者10余人参加，黄绍湘介绍了献旗团的筹办经过、赴京任务、沿途情况以及在南京受到软禁和威胁的情况，博得与会记者广泛同情。但碍于当时新闻封锁、检查制度的严厉，媒体不可能全部报道。
随后，北平学联在西直门内东北大学广场上召开了一个几千人的群众大会，由黄绍湘在大会上作报告。她以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继续阻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_的反动政策，以及对献旗团行动进行封锁、对献旗团进行威胁、软禁等实际情况。当时还没有麦克风，面对几千人的大场面，黄绍湘讲得声音沙哑，喝了些生鸡蛋润润喉咙，再继续发言。当她讲到国民党便衣、军警用枪对付献旗团学生代表时，不禁怒火中烧，眼睛湿润，声音反而更响亮了。有些同学听到献旗团被软禁的情况，止不住落泪，自发地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响亮口号。
此后，根据抗日形势需要，黄绍湘等还积极组织慰劳二十九军、向二十九军献旗等活动，对激发二十九军在卢沟桥奋起抗战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因黄绍湘在一二九运动中的杰出表现，被人送了一个“小钢炮”的雅号。
只身赴美留学
由于积极从事抗日工作，学习时间较少，黄绍湘在著名明史专家吴晗指导下，选择明代盐法作为毕业论文，于1937年6月顺利获得清华大学历史系文史学士学位。抗战爆发后，她转移到武汉、长沙等地工作，1939年5月她又到重庆进行地下工作。在重庆，她迎来了人生的第三个转折。
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自费赴美留学考试。中共中央南方局敏锐地意识到二战之后美国将在世界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共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美国，因此动员英语很好的黄绍湘参加考试。黄绍湘果然取得优异成绩，南方局同意给予她部分津贴，经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批准，补助2000美元。此时，黄绍湘已与毕中杰结婚并生了两个幼女，但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是第一位的，于是她忍痛离开丈夫和女儿，孤身前往美国留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主攻美国史，从此开始进入美国史研究领域。由于战火不断，丈夫和孩子的音信时断时续，她在日记中写道：“太思念孩子了，有时跑到厕所偷偷哭一会儿。”但她有一种坚定信念作为支撑，因此锲而不舍地钻研大量进步学派的专著，外语水平和思辨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她以“威廉·麦克莱的政治哲学思想”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指导教授是一位进步派学者约翰·克劳特，他对黄绍湘的论文评价很高，认为是一篇“倾注了深邃的思想”“写得非常好”的论文。硕士毕业后，黄绍湘本来有机会在耶鲁大学讲授中文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她在1947年春毅然放弃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奔向祖国的怀抱。
此后，黄绍湘一直潜心从事美国史研究。1953年她推出了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本美国史专著《美国简明史》，学界泰斗陈翰笙认为“这部有价值的历史著作是值得向读者推荐的”：“这部《美国简明史》是我国解放后史学中第一部关于外国通史的著作。其内容、组织和笔调都很好。”1957年，黄绍湘又出版了颇具拓荒性质的《美国早期发展史》。这两本书都成为大学历史系教员和学生的必读书，也是我国外交、军事人员的重要参考书。“_”结束不久，她在1979年就出版了《美国通史简编》，此书被誉为“极具标志性、代表性的美国史专著”，是“开创中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力作”。1987年，黄绍湘在72岁高龄又出版了100多万字的《美国史纲》。黄绍湘的学术成就得到中外学界的好评。美国著名学术刊物《美国遗产》称：“在中国，黄绍湘是美国史的主要权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黄教授是美国史研究的拓荒者”。著名美国史研究专家、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也认为：“在国内谈到研究美国史，还当首推黄绍湘先生，她是第一位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研究的。”
作为学者的黄绍湘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是始终坚持学者的独立观点，既不随波逐流，也不人云亦云。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与美国尖锐对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当时的政治宣传下，国内产生了仇美和反美情绪。黄绍湘不怕被别人误解为在美国留过学就替美国说好话，率先在美国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地分析具体情况。她在1951年发表的文章中勇敢地指出：“用简单地‘骂倒’的办法，把美国过去的一切都否定，不顾当时历史具体情况，乱派罪证，针对广大读者特别是对学习美国历史的同学，是极不利的。”改革开放后，由于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密，很多人对美国趋之若鹜，于是又出现另外一种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中国应该照搬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年过古稀甚至已到耄耋之年的黄绍湘却不跟风，多次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美国史研究新局面”。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她始终如一地坚持运用马克思理论指导美国史研究。现在，很多学者著书只为稻粱谋，或者为了博出位而“语不惊人死不休”，市场经济流风所及，学界也平添不少浮躁的空气，真正像黄绍湘这样能够不为外物所动、始终坚持自己信仰的学者更是值得尊敬的。
在湖南收获爱情
作为湘妹子，黄绍湘在湖南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只是两岁前在长沙生活过，抗战初期在长沙和湘西工作过而已。但湖南不仅是她的故乡，也是她的福地，她在湖南收获了爱情，与毕中杰结为革命伴侣。
黄绍湘曾经对子女们说：“想起那些为了革命牺牲的战友，作为幸存者，很庆幸我还拥有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做了我想做的事情。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不相信生命轮回。但是，如果真的有来世，真的让我再次选择，我还是会走同样的道路。”这就是真正的信仰。
2015年11月28日，黄绍湘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100岁。
2020中小学生关于一二九运动85周年心得四
1935年，以华北事变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侵略的深入，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严重危险。在民族危亡的刺激和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号召影响下，以北平学生发动的一二·九运动为起点，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股浪潮推动着国内各党派与阶层在抗日大旗下聚结。
1.一二·九运动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北平的爱国学生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们满腔怒火，首先发出抗日救亡的怒吼，中共中央北方局积极支持和领导了学生的爱国运动。
1935年12月3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大会，决定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请愿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经过深入发动，北平学联决定于12月9日发动全市学生进行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日本侵略的大请愿。
12月9日，被长期压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北平各大中学生的爱国学生6000余人涌上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请愿，愤怒的学生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省自治!”“打倒汉奸卖国贼!”“立即停止内战!”这呼声划破了笼罩在古城上空的乌云，喊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请愿群众代表向国民政府提出六项要求：(1)反对华北自治及其类似组织;(2)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3)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4)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5)不得任意逮捕人民;(6)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当天，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西单时，遇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挡与镇压。但爱国学生并没有因此而被吓倒，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反而激发了学生们的坚强斗志。第二天，北平学联决定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日救亡怒潮席卷了整个北平城。
12月14日报载，国民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打算于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共北平党组织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12月16日清晨，北平各校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在天桥举行了三万多人的市民大会，大会通过组织民众，共同抗战，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决议案。会后举行数万人的示威游行。国民党政府再次派军警阻挡，致使学生400余人受伤，30余人被捕。
北平学生的示威游行，犹如一颗火星，引燃了布满全国的干柴，抗日救国的烈火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起来。广州的6000多铁路工人，上海的邮务工人和沪杭甬铁路工人首先行动起来，召集群众大会，发出通电，援助学生，要求对日宣战，武力讨伐殷汝耕等。上海邮务工会给北平全体学生的通电指出：学生的爱国热忱“已激起全国同胞坚强之民族意识;足见国家虽弱，民心尚有可为，奸宄虽暴，难逃民意制裁”。a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在12月18日和19日，分别发表宣言，声援北平学生的救国运动，并号召全国工友和职工参加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来。使“运动发展和扩大成为全民族抗日救国的伟大联合力量”。对抗日救亡，工商界也不甘人后。纸业、纱业等93个行业工会发表宣言说：“吾工商业，自经一八暨一二八之变，衰败之势，日甚一日，兵火浩劫，既断伤其元气，经济侵略，复暂决其生机……吾人当痛定思痛之余，深知非巩固国权，万不足以言工商业之复兴。……吾工商界当一二八淞沪之役，踊跃输将，救国未敢后人，现值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一霎，惟望政府速下最后最大之决心，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
这表明，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也改变了政治态度，积极参加到救亡运动中来。和五四运动一样，在一二·九运动掀起的全国抗日救国运动中，青年学生走在最前列。各地学生在北平学生运动鼓舞和影响下，纷纷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几天之内，一二·九运动点燃的抗日救国烈火燃遍了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和一些县镇，天津爱国学生12月18日举行示威游行，19日起实行罢课;上海爱国学生和文化、教育各界以及广大工人、群众于12月24日举行全市示威游行;南京、杭州、武汉、广州、开封、济南、太原等城市，爱国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
一二·九运动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广大爱国华侨、各地学生组织和进步团体，对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给予了有力的声援。一二·九运动后，他们便组织各种救亡团体，采取有效行动。各种抗日救国会，绝大多数是一二·九运动后组织起来的，或本来有而工作消沉，一二·九运动后才活跃起来的。纽约华侨抗日救国会召开侨界抗日大会，通过了发往国内的四封电报稿，致北平学生的电文说：“抗日运动，侨界同钦，政府媚日，九省沦亡，请反对_，发动武装抗日，促进国防政府，愿为后盾。”致南京政府的电文说：“媚日卖国，九省沦亡，侨情激愤，应即觉悟，组织国防政府，积极抗日，否则声罪致讨。”同时还致上海《大美晚报》转全国学生，致电香港《大众报》转粤桂政府和原十九路军将领，表示了上述主张。另外，旅德华侨、东南亚华侨等也发表通电，声援学生运动，表示了抗日救国的殷殷之情。
一二·九运动掀起的全国抗日救亡热潮，还博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首先是世界青年学生团体群起响应北平学联的呼吁。当时援助中国学生运动的有三个国际学生团体，它们是：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简称“世界学联”)，社会主义学生国际联盟，
世界学生公社筹备处。同情和支持中国学生的还有：英国大学劳动联盟、大不列颠北爱尔兰_学生运动会、剑桥和平评议会、牛津国际同志会、皇家大学社会主义者社等26个团体;法国的学生保卫文化自由和平联合会、大学学生联合会等5个团体;美国的有美国学生联合会，它包含了200所大学和100所中学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进步思想者和自由主义者;此外，还有10个留学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的中国学生组织。一二·九运动，使中国青年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第一次在世界上引起如此强烈的响应。它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争取国际支援创造了良好条件。
关于一二·九运动的意义，毛泽东指出：一二·九运动“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运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还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2020中小学生关于一二九运动85周年心得五
一张1944年摄于深圳的老照片，记录了东江纵队司令曾生的一段传奇经历。照片中，与他微笑握手的是美国飞行员克尔。当时的克尔刚经历了一场“虎口脱险”，将他从日军围追中解救的，正是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
在抗日战场烽火岁月中，曾生是我军将领中颇为特殊的一位。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少年归国的“华侨”，他毕业于中山大学文学院，一天军校没上过，却在民族危亡的抗日战场上锤炼成威名赫赫的东江纵队司令员，后来成为开国少将。
近日，南方日报记者独家采访了曾生将军的儿子曾德平，听他讲述归侨将军曾生的抗战往事。
参加“一二·九”运动捣毁不准抗日的教育厅
曾生是广东惠阳(今深圳坪山)人，父亲是澳大利亚的华侨工人，母亲则是一位善良纯朴的客家妇女。1928年，曾生从澳大利亚悉尼商学院中专部毕业，随父亲回国。
1929年9月，曾生考入中山大学附中。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广东军阀陈济棠乱抓乱捕，把曾生投进了监狱。在监狱的墙上，曾生看到许多共产党人写的革命标语、口号和诗词，由此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出狱后，曾生升入中山大学文学院就读，同时阅读进步书刊，加入了中国青年同盟，开始从事革命工作。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响应。曾生担任广州市学生抗敌联合会主席，带领学生、市民2万余人游行示威，愤怒的游行队伍捣毁了压制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教育厅。1948年，毛泽东对首次见到的曾生说：“你们打了不准抗日的教育厅，打得好!”
1936年，曾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遭当局通缉，被迫潜往香港。他在那里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筹办“余闲乐社”组织爱国海员，宣传抗日并募捐钱物。
投笔从戎组建游击队为部队变卖所有家产
曾德平感慨地说，在南粤抗日军民中，有一个特殊的归侨群体，他们没有躲避战乱远走他乡，而是投入到艰苦卓绝的救亡战斗中，其中很多人献出了生命。
曾德平回忆，爷爷曾是外国商船的海员，并在澳洲定居。曾生避难香港时，也子承父业干过海员工作，并创办了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使之成为一支特殊的抗日力量。
“爷爷做海员时辛苦攒下了一些积蓄，回国后在老家购置了10多亩土地。可游击队组建时，连吃饭都成问题，为了解决部队的燃眉之急，父亲说服母亲，将土地全部变卖了。”曾德平追忆说，1938年冬，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南粤地区相继沦陷。党组织指示曾生即刻从香港回到东江地区，迅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在回忆家人时，曾德平自豪地告诉记者：“我母亲、我舅舅、我大姐、还有阿姨……全家都在东江纵队参加了抗日斗争。”
曾德平说，在当时恶劣的条件下，游击队得以生存发展，靠的是无数举家参加抗日的爱国群众，以及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无私援助。
“比如‘东江游击队之母’李淑桓，她和七个子女从香港回来参加抗日部队，其中有3个儿子参加到我父亲的部队。”曾德平举例说，李淑桓后来被捕，她坚决不供出游击队情报，被敌杀害。李淑桓家其他人也在抗战期间相继英勇牺牲。
组织香港大营救救出800多位文化名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日军一占领香港，便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并实行宵禁，敌寇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并贴出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必须到“大日本军指挥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当时，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在内的数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尚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处境危险。为此，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人，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积极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
为尽快把困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抢救出来，按照中央指示，曾生负责组织展开了一场秘密大营救。经过近3个月的努力，东江纵队胜利完成任务，营救出来的有800多名，有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夏衍、戈宝权、千家驹等，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获救之后，邹韬奋为曾生及东江游击队写了一条幅“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并在一旁题识曰：“曾生大队长，以文士奋起，领导爱国青年组成游击队，保卫祖国，驻军东江。韬从文化游击队自港移阵地，承蒙卫护，不胜感奋，敬书此奉赠，藉表谢忱。”
拯救飞虎队飞行员开辟“飞行员安全通道”
1944年2月11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中尉克尔奉命空袭香港启德机场，不幸被日军击中战机，克尔被迫跳伞落入敌占区。驻香港日军立刻展开搜捕。
双脚已被烧伤的克尔，首先被东江纵队小交通员李石找到。东江纵队迅速组织营救，先是派出翻译和医疗人员，随后又派出精锐力量，历尽艰险，将克尔转移到深圳坪山。
曾德平在向记者讲述这段往事时，提到父亲讲过的一个感人细节：“李石身上仅有几毛利是钱，自己都舍不得用，但是他把克尔藏好后，再回去时就用仅有的钱买了几个糖给克尔，令克尔非常感动。”
抗战期间，除克尔外，东江纵队还救过多位美军飞行员，其中有8人寄回了感谢信。另据文献记载，在曾生的领导下，东江纵队通过美军“飞虎队”飞行员，开辟了著名的“飞行员安全通道”。
东江纵队与美军由此建立密切的交往，并且经上报党中央后，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批示同意，双方建立了秘密情报站，游击队通过秘密电台向美军太平洋舰队提供了一批重要情报。该情报站得到陈纳德将军和驻华美军司令部的赞誉，他们在电报中称赞说，“(情报)质与量都非常优秀”、“对美军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成功，有着决定性的贡献”。
曾德平告诉记者，1977年，克尔因病去世，他留下了自己的日记、当年与东纵战士的合影、东纵坪山司令部赠送的锦旗等遗物，交托妻子好好珍藏。2008年，克尔的妻子即将告别人世之际，她将遗物托付给两个儿子，并嘱咐他们来中国寻找恩人。
“后来这许多照片，就是克尔的儿子戴维从美国来到中国与我会面时赠送给我的。”曾德平向记者展示了一批珍贵的抗战老照片。父辈曾共同为着正义的信念而战斗，也让双方后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率领“东纵”威震敌后接受广东日军投降
曾德平感慨道，东江纵队在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孤悬华南敌后的异常艰难情形下，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据战后统计，东纵先后作战1400多次，歼敌9000余人，部队发展到1.1万人，武装民兵1.2万人，最终成为华南抗日战场的一面旗帜。
党史资料记载，东江纵队从日寇铁蹄下解放了大片国土，先后建立了7个县级政府和一批区、乡抗日民主政权。1945年，朱德总司令在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1945年8月15日，曾生将军被朱德总司令指定为华南抗日纵队代表，接受在粤日军投降。
曾生为东江纵队和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发展华南敌后抗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十大元帅和一批将军，曾生被授予少将军衔。
人物档案
曾生：1910年生，1995年去世。原名曾振华，深圳市(原惠阳县)坪山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推举为中山大学学员工友抗日会主席团主席、广州学生抗日联合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东江纵队司令员。1945年8月15日，曾生被朱德总司令指定为华南抗日纵队代表，接受在广东的日军投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生先后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珠江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南海舰队副司令员，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第三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交通部副部长、部长，国务院顾问。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口 述
广东老报人杨奇：
日伪顽三面夹击下
住茅棚蹲山洞出报
已经93岁高龄的杨奇对于烽火岁月的记忆犹新，旁人看来的小细节，他也记得非常清楚。他对抗战期间在东江创办的《前进报》，有着特殊的情结。他说：“最为艰难惊险而又富于传奇性的，莫过于办《前进报》那四个年头了。”
在伪军重要据点编辑抗日报纸
问：《前进报》是怎样办起来的，当时的环境怎样?
答：日本法西斯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1942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广东武装斗争的统一领导，决定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抗日游击队总队，并决定出版一份代表司令部、政治部发言的机关报《前进报》，由我任社长。
《前进报》一诞生，就处在日、伪、顽三面夹击的环境中。那时候，部队活动的地区还很窄小，报社并无固定地址，战友们背负着沉重的出版工具，在宝安、东莞一带辗转流动。有时住茅棚、有时蹲山洞。在深山密林里把军毡作为帐篷，把藤篮工具当作桌子，进行撰稿、刻写蜡纸、油印出版。
1943年，东江纵队连续打击敌人取得光辉成果，而日军为了巩固广九铁路以及莞太、莞障两条公路的据点，出动了“久留米师团”的一部，又纠集了驻守在东莞县城、石龙、虎门等地的日伪军共约9000多人，采用“铁壁合围”的战术，向我东莞大岭山根据地发起所谓万人“扫荡”。这一年《前进报》社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东莞抗日根据地出版。为了避开敌人的“扫荡”，曾经将编辑室潜入伪军重要据点的厚街镇，而将油印室设在附近的双岗村，编好的稿件和版面，是由地下党员王培兴的老母亲带去双岗村出版的。随后，又曾经将报社转移到桥头乡和所谓“和平区”的河田乡去。
问：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出报，您和其他同志肯定做了不少工作吧。
答：是的。1942年5月，国民党187师进攻游击区，报社奉命转移，越过日军封锁的深圳河，到了香港，在大埔圩林村的一处黄蜂寨山上安定下来了，但由于远离领导，军需处无法供应纸张油墨，为了坚持出版，我在和报社同志们商量之后，决定冒险到香港市区去找亲友帮助。
我化装成小学教师，手里拿着一份汉奸报纸《南华日报》，混在一般旅客中，从大埔圩乘火车到九龙去。经过日军的岗哨检查时，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在汉奸报纸里面，竟然夹着东纵出版的《前进报》。
正是依靠这份《前进报》，亲友们大为赞叹，因而资助了一笔钱，得以成功购买一批白报纸。我把它切成四开张，作为货物运回大埔圩，再由驻地的农民妇女在夜间挑回林村，最后由报社的同志背上山去，这才使得报纸得以继续出版。
到敌占区采购纸墨一路惊心动魂
问：在日伪地区办《前进报》，您都遭遇了哪些危险经历?
答：在东莞地区出报期间，我曾经由一个“白皮红心”的伪村长带路，从厚街乘船到敌占的广州市采购纸张油墨，事先约好，他先行，我跟着，装作互不相识。开船以后，我叫了一碟排骨饭，吃完付钱的时候，船上的伙计却说“有人替你付了”，我很纳闷，我对他说，我是路过东莞办货的，船上并没有朋友，可能认错人，请他照收饭钱。但他离开一会再回来时，无论如何不肯收，也不肯告诉我是谁请吃的。
这一来弄得我坐卧不安。我分析了几种可能，作了最坏的打算，包括上船时万一被捕怎样应付等等。但是，直到上岸离开码头时，仍然一路平安，太平无事。即便如此，上岸之后，我仍然不敢直接去政治部杨康华主任介绍的地方，先找一家咖啡室坐下，观察了一会儿才付账出门，马上登上门口的黄包车，在肯定没有人跟踪之后才在泰康路借口下车，步行到和平制药厂，找高华同志取得联系。不过，对船上被招待吃饭一事，我始终想不通。
第二天，我赶快买了一大批玉扣纸，坐上另一艘船回到厚街，立即写信向杨主任报告一切，不久，才知道原来在船上招待我吃饭又不愿露面的人，是邬强、卢伟如支队的一个姓麦的“小鬼”。他是当地人，为了赡养父母而离开了部队，到了轮渡厨房工作。因为我到过邬强支队多次，所以他认得出我这个乔装的“行商”。他当然没有想到，出于好意请我吃一碟饭，却使我虚惊了一场。
人物简介
杨奇，1922年出生，1940年毕业于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并担任《文艺青年》半月刊主编。1941年初，因揭露新四军被突袭真相，遭到国民党多方迫害，《文艺青年》被迫停刊，杨奇旋即奉命到广东游击区办报，先后任《东江民报》主编、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社长。抗战后赴港参与创办新华社香港分社、《华商报》。解放后曾担任《南方日报》副社长、《羊城晚报》总编辑、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大公报》社长，1992年离休。
记者手记
他们把一生献给了人民
采写此文时，翻看抗战烽火中一张张老照片，看得眼眶发热，内心激荡。
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副副坚毅的面庞，那一节节光辉的战斗诗篇，穿透岁月的尘封，仿佛闪烁出夺目的光芒。
“他把一生奉献给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事业，却从来不愿展现自己个人。”曾德平先生这样说。
曾生和杨奇他们走过的家国之路，波澜壮阔。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这是抗日军民共同坚守着的家国情怀。
在那硝烟弥漫、战火连天的岁月，曾生和他的战友们出生入死与敌厮杀奋战，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取得一系列胜利。
他们把一生献给了人民。尽管硝烟已经散去，但忘记历史就会重蹈覆辙。抗战的一幕幕场景依然鲜活，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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