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看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心得体会或个人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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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0年努力，浦东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最前沿、金融改革创新的先行区，金融市场体系完备、中外金融机构集聚，是金融发展环境最友好的城市之一。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收看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心得体会或个人领悟5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收看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心得体会或个人领悟一
向海外宣传推介浦东，这是我作为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的应尽之职。 尽管我的职务后来发生变化，先后到市外资委、市政府、市人大工作，但我对开发开放浦东的关心和热情并没有改变，真心做开发开放浦东的一颗铺路石。
1990 年 6 月 8 日，以市长朱镕基为团长、汪道涵为顾问的上海经济代表团访问香港，出席 90 年代上海经济发展沪港合作展望研讨会。朱镕基同志作了两个讲话，主要是说明上海要向世界开放，并出席在香港富丽华酒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朱镕基同志在会上回答了记者关于开发开放浦东有关的提问。
朱镕基同志强调，开发和开放浦东，是中央的战略决策，说明我们中国仍然在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我相信这个战略决策必将促进整个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地区以至中国经济的发展。在香港和新加坡期间，朱镕基同志还做了很多考察工作，包括住房制度改革等，听了很多意见。7 月 7 日，应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邀请，以朱镕基为团长、汪道涵为顾问的中国市长代表团访问美国，在访问结束后，又在美国作了停留，宣传浦东开发开放。朱市长的出访，是对浦东开发开放的很好宣示和宣传。
7 月，我随副市长倪天增率领的上海市友好代表团及上海浦东开发专家团、上海城市开发专家团访问日本，出席上海市、大阪府友好交流十周年纪念仪式，举办大型研讨会宣传浦东、推进合作。倪天增和我详细地介绍了浦东开发的独特优势和具体规划，向出席会议的五百多名日本政界、企业界及有关人士展示了浦东开发的诱人前景，引起日本企业的强烈反响，使浦东成了大阪企业界的热门话题。会上有一位大阪制造商提问说，大阪与上海是友好城市，能否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优惠条件?这时，我回答说：“对此，我们一视同仁，不过老朋友来了，我们会更热情地接待的。”我的回答，引起了会场上一阵轻松的笑声。11 月，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邀请，我作为“中国讲师团”的成员再次访问日本，出席由日本“日中技能者交流中心”主办的日中经济说明会。我在日本三个地区就浦东开发、建设世界一流的新区以及外高桥形势等给日本经济界、工商界进行巡回演讲，日本各地工商企业界人士、日中友好人士踊跃参加，交流反响也很好。
1991 年 4 月 3 日至 27 日，朱镕基市长率上海市代表团应法国、德国政府和友好城市邀请，先后访问了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德国等西欧六国(共七座友好城市)。我和徐匡迪(时任上海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长)、叶龙蜚(时任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等陪同朱镕基市长访问。这次出访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向西欧六国的政界、商界、金融与企业界广泛宣传我国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经济持续稳定、和谐发展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形势，特别是“八五”期间我国改革开放的重点——上海浦东新区的建设宏图以及各项优惠政策，希望六国政府积极支持本国银行、企业参与浦东开发。这次出访，代表团在西欧六国做了大量的工作，朱镕基同志应邀在荷兰作“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主题报告，访问了七座友好城市。各国政府、友好城市和企业、经济界均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接待规格高，接触面广。由于日程安排紧、活动频率高，每天都安排六至九档活动，坐汽车访问根本来不及，一些西方著名的大企业为了争取代表团能去他们工厂访问还派了专机、直升机，以节省旅途时间。常常是当天早上飞一个地方，回来，下午再飞往一个地方。经我国驻外使馆安排，应邀会见各国政府总理、副总理、首相、议长、副议长、欧共体副主席、各国外交部部长以及外贸、经济、邮电等部长共 24 位政界人士。我们访问意大利时，意大利总理刚刚解决组阁的问题，马上就会见朱镕基同志和代表团成员，表示要为全面恢复和发展意中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而努力。代表团还与各国金融界、企业界、贸易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通过情况介绍会、报告会、工作午餐、早餐等多种形式，向他们宣传中国、介绍上海，特别是具体讲解了浦东开发开放的规划和各种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引起了各国经济界人士的浓厚兴趣。在法国雇主协会组织的报告会上，原来只发出不到 100 张票，结果来了近 200 人。西班牙企业家组织联合会的午餐会，虽然只邀请 16 人出席，但都是该国银行、航运、冶金、机械、电子业的巨头，席间他们轮番提问，并愿意组织代表团访问上海、访问中国。此外，各友好城市均热情而详尽地介绍了我们感兴趣的各方面问题，并对上海港的建设、改造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在法国访问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们代表团乘坐直升机从巴黎飞往法尔马通核电站集团参观，刚开始时天气晴朗，结果到了阿尔卑斯山区，突然飞机上空乌云密布，风雨大作，没办法飞了，飞机的油耗也很厉害，油快用完了，最后飞机被迫降在山顶上的一个小学操场上。天气极端恶劣，学校里也没有人。怎么办?是回去呢还是继续往前飞?结果法尔马通核电站集团传来消息，还是非常希望我们去，他们所有的领导人员都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天气稍微好转，我们又继续前行。这次代表团访问成果显著，各国政府先后表示，将用政府贷款或出口信贷支持本国企业参与上海的投资或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各国银行、金融界对在上海开设分行、开展业务十分感兴趣。荷兰的鹿特丹银行、法国的巴黎国民银行、德国的西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等一再回顾它们与中国金融界的长期合作关系及对中国重大项目提供资金、贷款的历史，并表示要尽早到浦东开设分行。
1991 年 4 月 29 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同意朱镕基辞去市长职务。4月30日，宣布徐匡迪到市计委工作，我到市外经贸委、市外资委工作。离开浦东开发办后，我继续通过出访海外国家和地区，或者会见各国元首、政要及商界领袖来宣传浦东，推动外资投资浦东，为浦东发展献计出力。
1992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14 日，我随黄菊同志访问美国、日本。当时黄菊同志带了两个代表团，一个是中国代表团，团长为黄菊，副团长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韩叙，应美中协会邀请访问美国。另一个是上海市代表团，应世界银行、美国旧金山市和日本大阪府大阪市邀请，出访美国、日本。 到了纽约总领馆，当时适逢《中美联合公报》发表 20 周年，三位美国总统，包括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以及前总统尼克松、卡特都发来贺电祝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来会见我们。举行晚宴时，黄菊同志除了讲中美关系外，就讲浦东。到了华盛顿，黄菊同志又讲浦东，他还向来宾介绍了浦东新区内的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开发区、陆家嘴金融区的开发和发展情况。在日本访问期间，上海市代表团还是讲浦东，有力地宣传了上海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心和美好前景。
1992 年 12 月 7 日，我又陪同黄菊同志访问英国和我国香港，在英国做了很多工作，在香港跟李嘉诚签约，包括和南洋酒店签约，而且作了很多考察。1994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6 日，我陪同吴邦国书记访问美国、加拿大，然后访问古巴。在美国、加拿大访问期间，也接触了很多银行以及沃尔玛等大企业集团，借机宣传浦东开发开放。
除了出访之外，我还积极会见海内外嘉宾。从 1992 年开始，我参与会见、接待了 150 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议会领导，包括时任圣彼得堡第一副市长、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其中很多人都是来看浦东的。1993 年至1996 年，会见 243 位跨国公司(海外的、全球性的)的董事长、总裁，他们都是到上海和浦东投资的。1992 年至 2002 年，我会见过 340 多位跨国公司首脑，就推进浦东开发开放、申请举办中国上海世博会、吸引外商投资等事项进行会谈，为推进上海改革开放尽心尽力工作。
作为一个曾参与过浦东开发开放初期工作的“老人”，我不管是在任上还是退下来，都始终心系浦东开发开放，可以说，浦东开发开放的事业已经融入我的生命里了。
收看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心得体会或个人领悟二
“到处都是农田和空地，村庄里的人们过着自己的生活。”这是浦东留给Mark Israel的第一印象。
11月4日，唯泰中国首席执行官Mark Israel在接受集中采访时，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来上海的见闻：“1974年，我来到上海，住在外滩边的和平饭店。”当时，东方明珠还未建成。
“从过去到现在，浦东的转变令人惊叹，在短时间内能有如此巨大的改变。”Israel说，他在上海生活了8年，部分见证了浦东的成长和发展。
2015年起，唯泰集团在浦东打造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选址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内，集聚众多奢侈品品牌折扣店。
提到落户浦东，Israel表示，首先上海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各方面配备完善;其次是消费者市场成熟;浦东新区政府也给予非常多的帮助和支持。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Israel多次强调政府的职业精神，尤其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购物村内有200多个品牌，每个品牌开店都需要经历一系列流程。落户五年来，流程简化，我们的合作伙伴可以更快地获得许可证，了解营商信息，了解市场如何运作。”
2020年疫情期间，奕欧来在政府协助下安排体温检测、查验健康码等一系列防疫举措，购物村关闭37天后重新开业。“所有防疫措施都必须快速落实，没有政府帮助我们不可能做到。”Israel说。
根据统计数据，2020年第三季度，上海奕欧来的销售额同比增长62%;截至11月4日，整体销售较2019年提升94%。
Israel还告诉记者，如今中国品牌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中国创新、中国设计师、融合风格不断涌现。因此，在奕欧来购物村，不仅有象征纽约、巴黎、维也纳的大道，也有象征上海的大道。“上海始终是重要部分，我们看到了创新、创造力和能量。”
自11月19日起，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与苏州奕欧来奥特莱斯将更名为：比斯特上海购物村与比斯特苏州购物村。
奕欧来方面表示，作为“比斯特购物村系列”旗下的中国成员，比斯特上海及比斯特苏州购物村(奕欧来)，与著名的伦敦比斯特购物村、巴黎河谷购物村一脉相承，汇聚逾百家时尚及生活时尚品牌精品店，带来无与伦比的欧式购物体验。
Israel告诉记者，奕欧来的目标是成为长三角地区乃至中国的重要购物目的地，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让奕欧来成为游客们上海行程的一部分。
“上海有2400万人，长三角有更多人，这是持续增长的庞大人口，他们的消费能力也在不断增长。我们看到了近乎无限的增长潜力。”Israel说。
收看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心得体会或个人领悟三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住在一个弄堂里，大家彼此熟悉，这是一种很温馨的感觉。”王凯(Murray King)说，“随着城市扩建，人与人变得陌生，但我们希望把这种熟悉感、社区感带回上海。”
在中国生活了22年，加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10年，王凯目前担任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公共事务与传讯部副总裁。他说，希望在迪士尼营造温馨的社区氛围，创造老少皆宜的环境，给每位游客留下美好回忆。
2011年4月8日，迪士尼乐园项目在浦东新区开土动工。2016年6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正式开放，成为全球第六个迪士尼度假区。
为什么选择上海，选择浦东?
11月4日，王凯在采访时表示，迪士尼的选址主要考虑经济发达程度、游客数量、消费需求以及顾客对迪士尼的忠诚度。
他说：“在中国的大都市中，上海在全球化和商业发展上表现突出。上海也是长三角区域的核心，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
迪士尼曾做过调研，不管是坐火车、开私家车，还是乘飞机，在3小时的里程内，迪士尼度假区可以覆盖超过3亿人。王凯说，近年来，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基建越来越完备，同时有更多人愿意开车前往迪士尼，所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消费者可能覆盖整个中国。
至于落户浦东，他表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不论是城市天际线，还是磁浮列车、地铁等基础设施，浦东在中国都名列前茅，我们希望参与其中。”王凯认为，浦东在金融业、旅游业和服务业上都做得非常出色，而迪士尼度假区在全球文化旅游业中也是龙头企业，建造上海迪士尼的想法与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是同频共振的。
王凯称，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是华特迪士尼公司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所以在建造时承担很大的风险。而开园第一年，上海迪士尼就成为全球排名前十的热门目的地，打破了全球迪士尼乐园度假区2016年的客流量纪录，此后一直保持良好的游客体验。
开园4年多来，上海迪士尼保持高速扩建。在开园后两年内，度假区迎来首个主要扩建项目“玩具总动员”;2019年，上海迪士尼宣布扩建第八个主题园区“疯狂动物城”。
“我们现在取得的成功和浦东密不可分。”王凯表示，过去5年，迪士尼和多个部门及合作伙伴达成紧密合作，这其中包括上海市政府、浦东新区政府、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和申迪集团等。
今年5月11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在疫情后重新开园，成为全球第一个重新开园的迪士尼乐园。
“现在大家习以为常的防疫措施在当时尚未成形，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也是首次实施疫情防控措施。” 王凯称，迪士尼在恢复开园之初曾面临很大压力，但政府和合作伙伴给予了大力支持，因此度假区才能迅速恢复正常运营。
他表示，疫情仍然在全球蔓延，目前，迪士尼仍将保持谨慎态度，确保所有的演职人员和游客的安全。
收看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心得体会或个人领悟四
浦东开发开放初期九个法规的出台过程
1990 年 9 月 10 日，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国家财政部、海关总署、中国人民银行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为支持开发开放浦东制定的九个法规和地方行政规章，对当时浦东开发开放意义重大。我参与了法规、规章制定工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往事，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前期研究奠定浦东开发
浦东开发开放的宣布看似一瞬间，其实整个发展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80 年代初期。1990 年 9 月那批九个法规的出台并不是一蹴而就，酝酿编制过程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以追溯到 1984 年 9 月。当时，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和市政府联合组织召开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会议主题是“上海向何处去”。会后提出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中首次指出要振兴上海，“重点是向杭州湾、长江口南北两翼展开。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市区建设”。
国务院对这个汇报提纲作了批复。自 1986 年起，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中心等十多家单位组织上百位专家举行了两次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同时着手进行上海城市规划修编，并上报国务院。当时的浦东作为上海新市区的拓展，定位是发展住宅、新兴产业，缓解市区发展的地域限制。
1986 年 10 月，国务院对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作了批复，批复中提出“要把上海建成为太平洋西岸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之一”，“当前要特别注意有 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尽快修建黄浦江大桥和隧道工程，在浦东发展 金融、贸易、科技、文教和商业服务设施，建立新居住区，使浦东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这时，浦东开始有了新区的定位。
上海浦东 20 世纪 80 年代第一阶段的开发研究工作，研究的题目很广泛， 参与的单位和人员也不少，九三学社等还有比较系统的专题研究报告，海外学者林同炎先生等也做了相当认真的研究和献言。整个前期工作由当时的老市长汪道涵顾问牵头。1987 年 8 月 29 日，原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俞健牵头制定了一个关于开发浦东政策研究的工作提纲，进行讨论和分工。课题组有 10 个人，我当时由于担任市政府土地批租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也是那个课题组成员之一。研究提纲涉及四大方面、22 个题目，研究浦东开发可行性的基点。四大方面包括：政策开放度和优惠政策，出租土地使用权的理论和具体政策研究，浦东新区财政税收政策，开发投资、地价收入和经济效益的预测。
1988 年 5 月，上海市政府组织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对前期浦东开发的研究作了成果的汇总和交流。市委常委会还专门听取了关于利用外资开发浦东的报告。
1988 年 9 月 30 日，当时的市委书记江泽民、市长朱镕基以及老顾问汪道涵进京汇报浦东开发准备工作，中央原则同意并指示上海要做好浦东开发的筹备工作。市领导回来后就成立了“开发浦东新区领导小组”，但由于其后国际国内的一些原因，后续的研究耽搁了下来。
自 1989 年下半年至 1990 年 3 月，鉴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小平同志发表了许多关心上海振兴和浦东开发的重要讲话，他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他还说，浦东开发我相信可以后来居上。中央从更高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发展战略高度认识浦东的开发开放问题。至此，浦东开发的意义已经跳出了仅仅为振兴发展上海的地域定位。
中央给予政策支持
1990 年初，中央领导在上海过春节时，市领导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关于开发浦东的一些建议和设想，得到了积极肯定和支持。在此基础上，上海市委、市政府形成开发浦东的请示报告，2 月 26 日上报中央。3 月 28 日至 4 月 7 日，姚依林副总理带领国家有关部委主要负责同志来上海调研浦东开发工作。其间，提出浦东开发要再加上“开放”的定位，开发基调是参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加上某些特殊政策，开发面积定在 350 平方公里。
调研中，上海还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宣布时，除中央支持浦东开发 10 条政策以外的几个希望考虑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土地收益使用分配问题;关于进一步搞活金融业的问题，包括可不可以组建中外合资财务公司，开办浦东发展银行，允许设立外资银行等;关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上海当时提出建设外高桥挖入式深水码头、浦东机场、浦东铁路等项目;关于第二产业发展问题，上海提出希望把国家重点产业项目放到浦东等。
中央各部委和上海市讨论、调研了 10 天，最后汇总形成了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内容包括浦东开放度的定位：以现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为基础，实行某些经济特区政策。汇报提纲还讲到了浦东开发区政策制定应当体现的几项原则：第一，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向，既要考虑如何扩大浦东开放度，如何有利于增强上海自我滚动、自我发展能力，又要考虑有利于增强宏观调控的能力，加强对经济活动的计划调节。第二，不改变现行的财政体制、外汇管理体制，不影响上海对中央的财政上缴、外汇上缴任务和在沪中央直属企业利润上缴任务。第三是既要增强浦东对外资的吸引力，也要避免与浦西、上海邻近区域的差距过大。第四，新区新事新办法，老区老事老办法。
同时，中央也原则同意给浦东 10 条优惠政策。概略地说，第一，浦东开发新增财政收入部分，“八五”期间不上缴，“九五”期间先看一两年再定;第二，出口加工区内生产型三资企业缴纳 15%所得税，经营期十年以上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第三，新区企业生产建设必要的车辆、器材免关税等;第四，对外资企业，提出生产性项目产品以出口为主，产品如果以产顶进的，补关税可以转内销;第五，外商投资基础设施、能源交通项目的，所得税五免五减半;第六，允许外资兴办第三产业，可以在浦东试办中外合资的商业零售等，但要逐项报国务院审批;第七，有步骤地设立外资银行;第八，同意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九，对中资企业税收，实行区别对待优惠政策;第十，对保税区内的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可办理多次出入境护照，提供出入境的方便。这 10 条政策在 1990 年 4 月 30 日正式公布时，文字内容有些调整，但总体精神还是 4 月 7 日会议上定的。
“八五”期间，中央财力对浦东还有个五年支持，可以概括为“1、2、3、4”，即：中央每年给予浦东 1 亿美元利用外资的额度;中央财政每年戴帽下拨2 亿元人民币开发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八五”期间每年给上海 3 亿元人民币企业技术改造和浦西企业搬到浦东技改专项贷款额度;人民银行再单拨上海浦东每年 4 亿元开发贷款额度。这一阶段，主要是中央层面制定对上海浦东的大政方针，具体包括开发度定位、开发范围、优惠政策的四个原则、十条具体的优惠政策、“1、2、3、4”的财力支持等，这是浦东政策编制的第二阶段。
开发开放浦东催生法规出台
政策研究第三阶段是在 1990 年 4 月 18 日宣布开发开放浦东后至 1990 年 9 月 10 日，上海公布了中央给予的 10 条优惠政策细节和上海配套出台的 10 项操作细则。中央 1990 年(中委)100 号文件是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文件指出：“开发开放浦东是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有计划、有步骤，积极稳妥地开发和开放浦东，必将对上海和全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开发开放浦东，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一定要切实办好”。
当时上海的请示报告附在中央文件后面，其中提出了分层开放、分步实施的开发轮廓设想，350 平方公里的开发范围，5—10 平方公里的保税区以及出口加工区，并利用浦东政策推进全市范围的技术改造。对于浦东开发的目标定位是“按照浦东开发的总体规划设想，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浦东新区建设成具有合理的发展布局结构，先进的综合交通网络，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便捷的通信信息系统，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现代化新区”。同时提出“三步走”设想：“八五”期间是开发起步阶段，“九五”期间是重点开发阶段，2000 年以后的二三十年或更长一段时间是全面建设阶段，使浦东成为 21 世纪上海现代化的象征，成为适应国际性城市及外向型经济发展需要的世界一流水平的新区。
后来出台的法规、行政规章，就是以中央文件的十条政策加上四条原则为基础的。上海市相关法规开始编制的第一步，先要形成地方政策框架的结构思路。1990 年 5 月 4 日，楼继伟同志(时任市体改办副主任)和我(时任市浦东开发办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在上海浦东开发办挂牌的第二天，召集市有关委办局开会，下发地方政策编制的工作讨论提纲，列出 24 个专题，布置地方实施细则的研订起草和政策框架结构的编制工作。24 个专题几乎包含了市政府行政管理的各方面各部门。
那时市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效率真是极高。5 月 17 日就开始“收网”，按各部门上报汇集的初稿，由浦东政研室汇总制定“开发开放浦东政策框架设想”(共 60 页)，上报浦东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和浦东开发办领导。5 月 24 日开始“抓鱼”，按照对初稿的协商讨论和政策框架设想，召开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全体会议，黄菊同志正式向各委办局布置浦东开发开放政策研究课题。6 月 6 日，先形成第一批研究成果《浦东开发课题研究资料(一稿)》，包含了 11个政策概念文件和 10 个附件，比政策框架深了一层。接着各委办局又重新进行修改。6 月 25 日，形成了“浦东新区政策制定若干情况的汇报”及研究资料二稿，附了 8 月份准备出台的 7 个政策文件和打算年底出台的 7 个政策草稿。汇报稿把各个部门的设想、意见、指南变成有操作性的、严密的条文， 并列出了还需要研究的问题和政策内容。
针对浦东政策研究当中遇到的四方面 19 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一方面是浦东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等原则性和框架性的问题;第二方面是浦东投资政策和各专业行政配套政策哪几方面要有，哪些要先细化;第三方面是涉及规划和开发战略的一批问题;第四是政策研究和立法本身的策略、程序等问题)，市浦东开发办政策研究室邀请了 13 家单位，21 位领导、专家进行讨论，形成意见、建议，随后继续优化细则。到 1990 年 8 月 8 日形成了政策编制的汇总第三稿，并送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市长专题会议审定。市领导对于当时准备于 8 月底公布的第一批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要求中、英、日文稿同步跟上，用国际语言公布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政策。
在首批地方政策法规研订期间，1990 年 5 月底，常务副市长黄菊带队前往南方四个特区和一些经济技术开发区学习调研，把值得借鉴的内容归纳起来，形成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和在浦东开发中可以借鉴的经验和做法，那个学习调研后形成的思路和许多决策，至今还让浦东受益并有指导作用。
1990 年 9 月 10 日，市政府召开浦东新区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九个政策。 另有一个支持国内企业投资浦东的政策也同时生效实施了。而当时内部政策准备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九项法规，内部还储备了许多政策，按计划陆续推出。这一阶段(就是第四阶段)一直延续到 1995 年 6 月 20 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九五”期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有关政策的通知》。
浦东开发开放的这一段历史及其在中国社会变革、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影响，一定会越来越受历史的关注，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和记录对今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非常有帮助，可以温故而创新。
陆家嘴格局的形成
我们放眼整个陆家嘴，成片的银行、金融楼宇，汇集在小陆家嘴内。东方路沿线曾经的省部委楼形成了陆家嘴的商贸和休闲板块，花木板块分布着行政大楼、文化中心大厦。陆家嘴形成这样的功能分明的格局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摸底、思考和详细规划。我当时担任陆家嘴开发公司首任总经理，那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把金融领头羊引进陆家嘴
浦东宣布开发以后，全国各地的人都来了，问我们要地。但当时我们有很多准备不足。比如，规划准备不足，尽管陆家嘴规划的区域有了，但是这里面一块块地怎么弄，道路怎么弄，没有详细的规划。事实上，小陆家嘴整体规划 1993 年初才批出来。还有，人才准备不足，政策准备不足，最要紧的是资金准备不足。好在我们有一个东西——信念。当时大家都是憋了一肚子气、鼓了一肚子的劲。因为眼看上海落在全国的后面，大家要从浦东打一个翻身仗，要把经济拉上去，重振上海雄风。
记得 1990 年 9 月 10 日，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大开发公司成立，我正式成为陆家嘴开发公司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是我们争取落户的第一家金融机构。我当时找央行上海分行行长、副行长，包括北京央行的主要领导，邀请他们来浦东。对方说，可以考虑呀，但是你们能给予我们什么样的优惠和支持呢?
当时我们在银行选址上有两个备选方案。第一方案是浦东大道、浦东南路交叉路口，就是现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所在地。第二方案是陆家嘴路、北护塘路、烟台路、烂泥渡路一侧。两块地所有的数据比较以后，最终选了第一个方案作为金融银行业启动地块。
陆家嘴公司的开办费是 3000 万元人民币，我们就真的将这点仅有的本钱 砸了下去。1990 年注册资金一到，我们立马买了 3 万平方米的动迁房。动迁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这块基地，然后盖了人民银行的这栋楼，补贴了一半地价给人民银行，将对方“请”进了陆家嘴。
下面的员工都对我有意见：一共 3000 万注册资本，你买了动迁房，又补贴给人家，下一步怎么弄呀?我就做工作：我们搞金融贸易区，银行不过来，这个金融贸易区不是空的吗?银行看谁呀，看央行。央行上海分行是银行业领头羊，领头羊不过来你再吆喝别人也不相信你。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过来了，金融机构才算启动了。国内海外都在看，看你开发是真的假的，你补贴下去收到的效益肯定会超过你的补贴价值。
记得 1995 年 6 月 28 日，央行上海分行浦东新址开业典礼上，赵启正副市长就代表浦东送了一只可爱的小白羊，小羊的脖子上挂着一块写着“金融领头羊”的金牌，此举引来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连采访的各路记者也纷纷称赞浦东人的高明和精明。
写信回答朱市长的问题
开发公司成立一个月后，陆家嘴还是没有启动。市领导小组开会，朱镕基市长参加，黄菊同志也来参加。我说陆家嘴还不能启动，全部都是工厂和居民区，没有一块空地。朱市长说：哎呀，坏了，金融贸易区放这里怎么做?他对倪天增副市长说，要不哪天我们弄个直升机上去看看，下面到底怎么弄，选址要不要在这里，要不把金融贸易区放到别的地方去?
他还给我们一个任务：你们去好好调查，摸清情况，然后提些建议，金融贸易区到底怎么做。放在小陆家嘴是否合适，这么拥挤，还是移到其他地方去?
为此，那一阶段我同时在做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摸底。把事情摸清，到底有多难。第二个就是银行和投资者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有多少?进行归纳整理。第三就是准备启动地块实质性的开发。
那时我们每个人一天要工作 16 个小时，做了很多调查。每一个地块上有多少面积、有多少人、有多少地上建筑全部摸清。北护塘路六公顷的面积上就有 800 多户，16 个单位，平均每一万平方米土地上有 100 多户人家，这个动迁量不得了。
1990 年 11 月 27 日，我写了一封信给朱市长，向他汇报了调查结果，并回答了他的问题。信里写到，中央宣布浦东开发七个月了，陆家嘴公司成立也两个月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实质性启动，很惭愧。但是就这几个月所摸底的情况有些想法向您汇报。第一，金融贸易区还是要放在陆家嘴;第二，关于吸引内资和外资的关系，以及起步地价问题;第三，陆家嘴要统一规划集中开发的问题。
针对朱市长提出的“金融贸易区放在小陆家嘴是否合适”的问题，我在信里进行了回答：陆家嘴是浦东开发起步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虽然有这么多困难，主要开发有三难，第一难是历年开发凌乱，等级不高，占地不少，拆迁量大;第二难是地处要道，世人瞩目，议论多，要求高;第三难是金融贸易区要以第三产业为主，但现状是全是工厂，而且第三产业政策敏感当时开放尚无先例，可能会有很多波折。
但是我又说了三个有利的条件，第一，是大家对设立金融贸易区有兴趣，虽然外资银行观望的多，但是内资银行肯来啃骨头的不少，各省市的兴趣也不小;第二个有利条件是地下的管道基础好，管线、煤气都可以直接做了;第三，虽然有不少的人口和建筑，但是开发相对集中，容易形成气候，而且，在黄浦江边，有利于树立浦东开发开放的形象。所以，金融贸易区应该在这里启动。
我信里的第二个想法就是，在投资组成上应该先内资后外资。这就是黄菊同志领导我们调研后的考察报告上形成的观点，以及浦东开发开放的 16 字方针。我认为，在陆家嘴开发中我们也有必要先内资后外资。
浦东开发以来，外资真正想马上掏钱搞大项目的并不多。但是各个国内商业银行都从总行那里拿到了要搞大楼开分行的计划。各省市也都有实打实的项目。我们在这两个月中掌握了一批银行的投资意向，手上有 7 万平方米的投资意向，预估 12.7 亿人民币。同时还有 10 万多平方米、4 亿多资金意向正在落实。各省市部委也有约 20 万平方米，7 亿左右的建设意向。要知道，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这笔钱就不得了。
所以我写道：先内后外是和其他特区的发展相一致的。因为内资项目只能少说多做，所以我们均未宣传。目前有些认识要请示领导，确定基调。
因为当时对陆家嘴开发进度和规模的意见也不相同。有些人提出几十万平方米建筑同时上，会房地产过剩，要分五到十年，分期分批建设。我就举例说，深圳十年建设 900 多万平方米的建筑，上海内资办公楼基本状况是供不应求。整个浦东 350 平方公里土地，怎么会消化不了几十万平方米的办公楼呢?
我向领导汇报工作说：地价也要从低到高发展，对于中资银行和外省市部委，即使是非工业性的，抬高地价也是行不通的。第一批人如果叫喊着地价高，那后面还有谁来投资呢?所以对前面参加启动的项目，地价要从优支持。今后 50 年内每年有 10%—15%左右地价的涨幅，所以先来者要先得益，给他优惠。不能鼓励人家等你大环境好了以后再来买高价地。
记得后来，市里给浦东有一个“省部楼政策”，一个省一个部建一个商务办公楼。可以用成本价在浦东拿一个楼的土地。安徽省当时是最困难的时候，发了水灾，正在赈灾。安徽省书记和省长很有眼光，来浦东就和我们讨论安徽省怎么利用浦东的平台“借船出海”。他说，我们是内陆省，和国际交往比较少，怎么在浦东设立我的窗口机构，借船出海呢?在浦东建一座楼，将来我们也可以借此出海了。他们向中央领导报告，虽然全国赈灾，但我们想在浦东搞一个楼，会不会有问题?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答复他说：灾害总要过去的，安徽总要发展的，你们的想法应该尊重。但是有一条，不宣传。很快，在陆家嘴地区，裕安大厦、江苏大厦、嘉兴大厦、齐鲁大厦和石油、化工、电信、煤炭等一批省部楼宇拔地而起。
我在信中的第三点建议是开发必须统一规划、集中组织。那时的陆家嘴已经百花齐放了，但都没有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如果从陆家嘴隧道口到花木行政中心，建立一个轴线，就像穿了西装有了领带一样，在今后城市发展历史上会有明显作用。对于世纪大道两边的区域开发必须组织集中开发。地面上非工业的建筑和交通设施投资数额很大，如果大楼分散搞，多头开发，就很难形成合力和统一形象。希望按照朱市长 10 月 6 日领导小组会议上指示 的那样，把陆家嘴未批出的土地和轴线开发建设统统交给我们来做。
陆家嘴有了一根领带
1990 年底，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开会下决心了，看了很多资料反复研究以后，决定金融贸易区还是放在陆家嘴。然后让我们赶紧启动陆家嘴国际规划方案征集，我们把 200 万的公司开办费运用到征集国际规划设计中去了。
当时，讨论规划方案，还就要不要搞轴线(今世纪大道)发生了争议。朱镕基市长坚持要搞轴线，浦东陆家嘴的道路因为黄浦江在此打弯的关系，形成沿浦东大道和浦东南路两个方向的走向，呈“田”字形路网。最宽的浦东大道只有四车道，双向两车道。这么大的开发量上去，交通肯定不行。需要建一条轴线大道，这就引出了两个争论：这条轴线要不要搞?是搞形态轴还是视觉轴?这是一个很巧妙的说法，把形态轴变成了视觉景观，就只是看看的东西。我们提出了要搞形态轴，要起实际作用的，要有 100 米的路幅， 80 米的道路宽度，边上各有 10 米的绿化。为此就有人反对说太宽太浪费了。
1993 年朱镕基同志回上海时还问：我的轴线大道呢?当时地图上画的是虚线。我说还没有拆迁，所以是虚线。其实内部还是有反对的声音，因为拆迁量非常大。到 1995 年我们公司搞轴线大道样板段时，一公里不到的长度，新公房就拆掉 77 幢。
1994 年我们向市领导和中央领导汇报时，做了一张“陆家嘴百楼图”，图纸上画了已经落户的和将要出现的一百栋楼。怎么会有百楼? 70%就是国内投资的，当然内资也是有和外资合作的。
当时还有一个争论，这么多楼来了，你怎么放?有人主张都放到小陆家嘴 1.7 平方公里上，等 10 年都出来了，样子不是很好吗?但是我们陆家嘴的很多人，包括做规划的同志都不同意。我们坚持必须按照功能分类，金融性的大楼、跨国公司的大楼放在小陆家嘴;省部楼、商业性质的楼，放在张杨路东方路;还有文化教育、行政管理的大楼都放在花木地区。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三个组团，每个组团相差两公里左右。楼宇就分散了，这样出形象就慢了，必须先把道路地下管线打通，投资量大。但我们的观点是，城市是会成长的，都挤在一起，空间建完了，再发展就慢了难了。按功能、按等级分开建设以后，随着城市的成长，楼慢慢会连成一片，但是功能会很分明。
为此，我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那时很多批评说：陆家嘴发展得慢，不出形象。其实基地动迁量大，大楼基础工程周期长不容易出形象是一个原因，
但如今再回过头来看，如果为了一时的政绩，陆家嘴建设不按功能分类建楼，从短期看肯定是见效果，但是从长期的城市发展来看，肯定是有问题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做法还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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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三十年来，一座城市的传奇在这片沃土上被不断书写，创造了中国奇迹。浦东的成功，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大趋势，离不开那些筚路蓝缕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今天我们回望三十年来浦东开发开放的故事，向这些努力开拓进取的人们致敬，也为未来浦东的发展提供历史的视角。
浦东开发开放初期重点开发三个功能区，即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后来加上张江高科技园区，就成为四个功能区。
这几个开发区的功能定位在一开始就很明确，一个搞金融，一个搞出口加工，一个搞自由贸易，一个搞高科技产业。金桥出口加工区共 2 平方公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核心区 0.7 平方公里，外高桥保税区也有 2 平方公里，最初的开发区都是一片荒凉。当时我们到金桥现场考察的时候，那里真是一片农田，还有一片高压线。另外就是外高桥，泥巴太多，车子开不进去，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泥巴把我长筒靴拔掉了。所以，按照朱镕基同志的想法，整个开发区是要规划先行、重点开发、综合开发。
那么，为什么要规划建设这几个开发区呢? 把陆家嘴地区规划为金融区很好理解，因为与陆家嘴一江之隔的外滩原先就是金融集中地，所以，在陆家嘴发展金融，就与老市区联成一体，组成一个金融中心、信息中心;金融上去了，整个城市就活了，资金也有了，这是浦东新区开发建设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再者，陆家嘴的区位优势明显，因此要充分发挥其级差效应，使开发效益最高。而且陆家嘴一线要搞得比浦西还好，更有特色。因此，我们对陆家嘴地区规划的总的指导思想是，一定要周密地规划，要从整体考虑，很超前，千万不能求快，急功近利。打个比方说，如果一块西装料剪了一部分做了别的东西，你整个的高档衣服就做不起来。总的来看，陆家嘴地区规划最慢，要求也非常严格，我们借助国际智力，搞出了一个关于陆家嘴地区的国际一流的城市形态规划以及交通规划，最后才形成今天这个样子，包括规划了中心轴线和绿地，另外还有几座大楼，有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等。比如规划东方明珠，当时上海广电局局长龚学平来找我看东方明珠模型，几个模型放在浦东江边的一个小地方，经过比较和综合后，就成为我们现在比较中意的那种样子。我说东方明珠一定要规划好，要在 21 世纪站得住脚。后来龚学平同志说，老沙强调过，东方明珠的规划建设要经得起 21 世纪考验，事实证明是站得住脚的。 陆家嘴地区的许多项目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标准定得高，现在发展得非常好。
金桥出口加工区是中国唯一的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开发区。那么，为什么要搞金桥出口加工区?因为当时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我们出口的产品比较粗糙，以纺织产品、轻工产品、土特产为主。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上海外汇奇缺，许多东西都要创汇指标，而且换汇的成本很高，出口开始也很困难。这首要的原因是体制上的障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产品结构不行，低附加值，好多是原料型的，比如土特产，都是一箱一箱出口。像中药，出口时不值钱，但是人家一加工、一分装，一下子就身价百倍。服装也大量出口，但创汇很少。江泽民同志当上海市市长时，强调上海能不能形成拳头产品。朱镕基同志要求浦东发展现代化的、资金密集的、技术密集的、劳动市场量广、原材料能耗少、出口创汇能力强的工业。后来，在 20 世纪 90年代中期上海提出并实施外贸出口的“龙头计划”，发展带有支柱产业性质的、附加值高、深度加工的产品，包括航空设备、化工设备、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等。当时觉得提高我们产业的国际消化能力，首先是一定要参与国际交换，其次要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出口创汇能力。所以，金桥出口加工区的汽车产业就变成了我们的支柱产业，汽车马上就升级换代，成为高端产业链的一部分，参加国际产业链的构成。1992 年、1993 年我们的外贸出口，总讲要考核指标，但是达到 100 亿美元是很困难的。到了 1995 年、1996 年的时候，不用担心，因为外资企业都搞起来了，都是外向型企业，不仅生产的产品主要出口，而且也改变了我们的产业结构。从而使上海在先进制造业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对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升级换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外高桥保税区就是商品进入到这个区以后境内关外免税、保税。现在讲要搞自由贸易试验区，其实早在那时候就提出建设外高桥自由贸易区了，朱镕基同志就讲要建立自由贸易区，是用英语讲的，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就是搞保税区。规划张江高科技园区主要是考虑到上海的改造和振兴不仅要靠传统工业，而且还要有高科技产业。当时是有意识地进行规划，留出这么一个地方，当然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是以后的事情了。
要建设开发区，需大量的开发资金，但钱从哪里来?如何才能筹得启动资金?这是首要问题，需要创新工作思路。当时每个开发公司向工商银行贷款 200 万元，作为开办费，但这点钱搞浦东开发是远远不够的。后来成立投资公司，但不能走政府投资的老路，要政企分开。为了促进浦东开发开放，朱镕基同志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包括在加快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上做一些新的探索，以及采取股份制的办法推进综合开发等等。根据朱镕基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不断想办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在土地使用权的有偿使用上做文章，采取了资金空转、土地实转的路子，从向政府要钱转到了向市场筹钱。一个平方米价值 60 元钱。当时可能是每个公司一共得到两个亿。具体的方式是，由市财政局按土地出让价格开个支票给开发公司，作为政府对企业的资本投入;然后开发公司拿了这个支票到土地局，把这个土 地给转让过来;转让过土地之后，土地局就把支票上缴财政。当然，扣掉一部分上缴国家。回来后，我们开发公司就把土地拿来参股，由开发公司出面把中国商业银行在海外的金融机构引进来，组成中外合资公司，一起来合资。当时就和香港中银集团、招商集团等分别成立联合公司，所以就有了外高桥联合开发公司、陆家嘴联合开发公司等，这样就形成了资金滚动。实际上在这点上黄奇帆同志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自告奋勇地具体操作。真是观念一新，土地成金。这些合资公司利用引进的钱搞基础设施开发，变“生地”为“熟地”，然后一块土地一块土地去批租。浦东三个开发公司实质性启动就加快了步伐。现在看来，浦东四个开发区定位比较准确，开发得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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