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活动心得【5篇】
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活动心得，以供大家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活动心得(一)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中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这一天，被称为“深圳生日”。
深圳有一句最有名的口号：
来了就是深圳人。
这句话曾被悬挂在深圳火车北站的广场上，印在许多公交车的站牌上，贴在深圳的大街小巷里。
只是，如果你拦住一个行色匆匆的路人，询问他是不是深圳人，大概率会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
他最有可能是广东人，其次是湖南人、广西人，而不是深圳人。
在这座城市超过2180万的常住人口中，拥有户籍的“深圳人”是绝对少数群体，数量不到400万。
这个数字，还不到河北保定市户籍人口的一半。
甚至这座城市的首富，也是一个外来移民。
1971年10月29日，他出生在海南，13岁那年随家人迁到深圳。
那一年，深圳大学的校园刚刚落成。他高中毕业，考上的正是这所大学。之后，又在深圳创业。
2018年，他的公司以3.21万亿元登顶亚洲市值最高的企业。他以3100亿身价，拿下世界富豪第17名，中国首富的称号。
深圳的地标之一，位于深南大道10000号的腾讯大厦，39层就是首富的办公室。
工作的间隙，他有时会站起来俯瞰一下公司对面他的母校，回想起在这里度过的青春岁月。
这所大学，和这座城市一样根基浅薄，至今连211都不是。
但，它和它的这位毕业生，却深刻影响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
把公司总部建在这里，或多或少夹杂着他对母校的感情，也是对他在这座城市奋斗数十年的见证。
每年，他会发出两千封以上的邮件，跟进着每一个重要产品的迭代升级。
他发邮件的时间，经常是凌晨两三点。
而在公司内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他的邮件需要在看到后第一时间回复。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活动心得(二)
在深圳罗湖区的仙湖植物园里，有一棵树龄1010年的篦齿苏铁。
从外观上看，它就像一棵_L版的棕榈。
它是深圳最古老的树。
这座城市实在是太年轻了。要到2020年8月份，才过四十周年生日。
它最古老的商品房住宅，年龄不到这棵树的25分之一。
同在罗湖区，爱国路3001号，一个14栋6层楼房的小区，东湖丽苑。
一处土地使用年限仅剩31年的老房子。
今天，很少有人再想起这里当年开售时一抢而光，进伙时开光拜佛的景象。
1980年，东湖丽苑作为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开盘，一套60平的房子售价5万。一抢而光。
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找到合法性，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特地搬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
今天，东湖丽苑一套房子的价格，从最初的5万升到了100万。
这个数字在今天的深圳不算什么。距离它26公里外的另一个楼盘，深圳湾一号，一平米的均价是20万。
最贵的那套，售价：3.4亿。
广告语是这么说的：
如果你想在这里预约看房，请提供以下材料：
200-330平，需提供银行账户、股票、理财账户余额或近期银行流水1000万
500-1600平：提供5000万资产证明，另还需要提供公司名片(客户职位需老板或股东，重要骨干等)
这里顶层还配有直升机停机坪，当然不是炫富，是刚需。
一旦有事，从这里坐直升机从深圳飞往香港，只要15分钟。
一位香港风水师说，深圳的轮廓像一只大鹏鸟，而这里正是鹏鸟的头部，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说，未来不可估量。
如果你问这里的房子好卖吗?开发经理会告诉你：卖完了。
深圳湾的另一处楼盘，23套售价8000万元的房子在开盘的那一刻秒光。
四十年来，这座城市建成了60多万栋建筑，相当于一天就有41栋建筑落成。
其中的2017年一年，就有12座45层以上的摩天大楼完工。
这些高楼的建设催生了一个高薪职业：风钻爆破工人。他们手执风钻，为每一间大厦打下地基，却要为此付出后半生的代价。
深圳的地质以花岗岩为主，质地坚硬，易出粉末。这些工人通常只带个两三块钱的口罩就下场工作，吸入了过多的粉尘。
一位叫曹斌的湖南农民工和他的103名老乡都在深圳患上了尘肺病。得了这种病，经常会胸闷、喘不上气、不停咳嗽。而且无法治愈。
用曹斌的话说：生不如死。
深圳土地的高速开发，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交通设施难以跟上土地开发的速度，深圳没有足够多的公交停车场，导致深圳的公交线路通常很长。
这里曾经有一条全国最长的公交线路，310-315环线。
全程122公里，穿过7个区，设有102个站点，全程需要5个小时。
坐在车上，经常能听到有人打电话说：
我上公交车了，3个小时后到。
因为站点太多，站牌上只能写下79个，具体哪停只能上车再看。
有时候，这趟车能开到100公里/小时，经常能带来时空扭曲的感觉。如果你提醒司机注意安全，他可能会回一句：
前头那个都不怕死，老子怕个吊……
最终，这条线路被拆分成了3段。估计是考虑到司机上厕所的需求。
另一种深圳速度，是花钱的速度。
在深圳，至少有1192家酒吧，最火爆的一个月收入能达到4000万元，一个卡座一晚上的最低消费就要5万元。
曾经有人在深圳的一家酒吧里拍到了思聪校长。和他一起出现的，有一位叫夏夏的网红。她有着网红标准的锥子脸、高鼻梁和大双眼皮。
那天晚上，8800元一瓶的黑桃A香槟，他们开了100瓶。
如果按照全国6.8万元的平均工资计算，喝这一顿酒，一个普通人要工作13年。
在校长挥土如金的深圳，有超过300家商业广场，却没有一家万达广场。
因为，万达的开发模式一般是：在城乡结合部建设万达广场，然后依托广场拉升地价，开发周边房地产，以此收回成本。
而从城市规划上，深圳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没有农村。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活动心得(三)
奥巴马曾经问过乔布斯：在美国生产iPhone的话，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乔布斯的回答是：
不可能。没有哪里的灵活性和速度能够与那座城市的工厂相比。
这座城市就是深圳。获得苹果订单的工厂，叫富士康。
代工的价格，是每部30元人民币。
一位苹果公司高管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谈起自己在深圳的见闻：
新一代iphone发售前，苹果公司突然改变屏幕设计，要求深圳的富士康突击赶工。
那天午夜，一群工头叫醒了熟睡的八千名工人，每人发了饼干和一杯茶。
半个小时后，一条生产线开始以24小时一万多台的速度生产iphone。
在深圳，这家几十万员工的工厂有如一个独立王国。
高高的厂区围墙下，有独立的银行、学校、商场、警察局、医院、消防队，甚至富士康自己的电视台。
一个1993年出生的女孩当上了富士康电视台的主持人，向30多人借了近80万元，然后就失踪了。讨债人只能去她家乡的贴吧里寻找线索，愤怒地晒出她手持借条的照片。
高峰期，这里每天要消耗40吨大米，30吨蔬菜，10吨面粉、6万个鸡蛋，再杀死800头猪。
对应的工人工作效率也有要求：每天保守工作10小时，在流水线前重复着同一个动作，20秒完成一块电路板的测试，一分钟装7个静电袋，3秒钟处理完一个手机后壳。
单调重复的工作，让人作为人的感觉慢慢淡了，对自己的生命也不那么珍惜了。
2010年，这个独立王国出现了震惊全国的十三连跳，即便是郭老板运来一飞机高僧念佛也无济于事。
最后，不得不在工人宿舍的二楼统一拉上一层铁丝网。
当富士康生产的iphone流向全球时，几十公里外的华强北，成为下一个创造世界纪录的地标。
在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南北930米，东西1560米的土地上，密布着30多家电子交易市场和1万多家销售手机、电子产品零配件的大小商户。
只要你带够了钱，一定能够找到你需要的东西。
一个美国人曾在华强北做了一次实验：
只需要35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台售价在700美元以上的 iPhone6的所有部件;工人只需要15分钟就可以完成上百个工序，组装一部新手机。
前年，整个深圳生产了3亿零870万部手机。这还是只是合法生产的，不包括华强北。
因为，苹果往年还未发布新品，这里的人们已经DIY出了新一代iPhone。
这些年，一家从华强北走出的手机品牌——传音，在非洲攻城略地，做到了头部顶端。
2018年，传音在非洲卖了1.33亿部手机，拿下非洲市场48.71%的占有率。
这个数字，意味着每两个使用手机的非洲人，就有一个用传音手机。
传音成功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价格低廉，它还解决了非洲人民拍照的大难题：
拍照常年看不到脸，只有一团漆黑的面孔和一口白牙。
传音的办法，是独特的美黑特效。它组织工程师攻关，研究如何能把黑皮肤拍成黄皮肤，把黄皮肤拍成白皮肤。
这个品牌继承了华强北DIY的极客血统，比如它支持四卡四待。因为非洲地域广阔又信号不好，用户可以同时装四张电话卡，用四家电信运营商。
如此炫目的黑科技，背后是无数人的奋斗与欲望。
这座城市从来不缺乏一夜暴富的梦想。
四十年前，深圳一年的工农业产值才只有7100万，不及2018年GDP的三万分之一。
但也有更少的人，可能美梦成真两次。
比如2018年，深圳一位姓黎的市民以60元购买30注双色球，中得双色球一等奖，赢得福彩有史以来最高奖金：1.61亿元。
短短一年后，他又以6元购买3注双色球，再中一等奖3000万。
在深圳，平均每秒就有146注福利彩票卖出。2018年，深圳市福利彩票交出的销售答卷是：45.93亿元。
绝大多数人永远是充当分母，作为慈善的那一部分。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活动心得(四)
经济特区给了我新梦想
“如果不是在深圳，我可能早就放弃了。经济特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和无数创业路上的同行者，让我充满了追逐梦想的勇气。”
见到周剑之前，对这位大名鼎鼎的“机器人爸爸”和他的优必选科技公司，记者已是耳熟能详：2016年央视春晚上，优必选的540台Alpha机器人集体起舞;2018年央视春晚开场表演，24只Jimu机器狗惊艳亮相;2019年央视春晚深圳分会场，6台大型仿人服务机器人Walker与明星们同台竞技。来到优必选，记者很期待见到更新奇的机器人产品。
“这是优必选的第一个机器人样机，技术上没问题，但在量产前连续开了四次模，都失败了，仅这一项就耗资千万元。”刚见面，周剑向记者展示的却是他创业之初的“痛”。在公司初创期，这样的失败打击几乎让优必选垮掉。“如果不是在深圳，我可能早就放弃了。经济特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和无数创业路上的同行者，让我充满了追逐梦想的勇气。”
这次创业前，周剑的人生可谓顺风顺水。他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期间就获得首届德国迈克威力最高奖学金赴德国留学，学业完成后被迈克威力集团收至麾下，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周剑仅用四年就成为最年轻的中国大区经理。2002年，周剑与另外两位合伙人开设工厂，为迈克威力等厂商定制生产设备，利润非常可观，他开始在深圳购置房产。
2008年，一次参加国外机器人展会的经历，给周剑的人生带来转折。这次展会上，一台可以模拟各种动作的人形机器人引起周剑的好奇心。他想买，但外商非但不卖，甚至都不让靠近看。这让周剑心中格外难受，他暗下决心，在深圳开始机器人项目创业历程，“看都不让看，那我就一定要做得比你好!”
研发人形机器人一直是机器人学者和人工智能科学家的梦想。凭着一腔热情闯入机器人行业的周剑发现，这次创业的难度超乎想象。很快，2000万元被周剑全部花完。
“当时不懂融资，都是靠自己借钱、押房子去筹措资金，走着走着，发现钱根本不够用，只能卖房子。”从2010年到2012年，周剑靠借钱和卖房子支撑机器人项目运转，投入大却不见任何收益。
卖掉第一套房子时，周剑没有多心疼，但父母觉得不对劲了。“爸妈当了一辈子老师，现在靠退休工资生活，在他们的观念里，这么折腾就是不务正业，现在居然还要卖房子，更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来自父母和工厂合伙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大家纷纷劝说周剑放弃机器人项目，但周剑仍然坚持，作出了一个几乎让所有人都吃惊的决定：把工厂的股份卖掉，并将自己在深圳购置的房产和轿车全部卖掉，筹措资金投入机器人项目。年迈的父母见儿子不听劝，一气之下离开深圳回了上海。
“2012年卖掉最后一套房子时，感觉非常糟糕，资金上陷入困境，还要面对家人朋友的不理解。”周剑说。
“还好，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周剑说，“深圳的机器人项目创业团队非常支持我，大家一致认为项目已经有眉目了，这时停下来太可惜了。于是我们坚持了下来。”
2012年3月31日，优必选科技公司在深圳南山区的香港理工大学产学研大楼成立，周剑重整行装再出发。当年秋天，为了筹集资金，周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创投活动，出乎他意料的是，凭借开模才开到一半的样机，优必选就陆续拿到了2000万元的天使投资。“当时听到投资人说了一句温暖的话，‘你把全部身家都投进去了，我还怕什么呢?’”周剑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托举着他飞向梦想。
2015年，为了给员工提供更好的办公环境，周剑想把公司搬到南山智园，这里地理位置优越、租金优惠，但当时处于创业期的优必选，在纳税额等方面还不满足园区入驻条件。园区负责人对公司进行了全面“摸底”后，认为智能机器人正是深圳积极布局的“未来产业”，破格让优必选入驻。“在深圳，政府高度重视创新，不是靠发文件开大会，而是落实到每一个具体行动。”周剑说。
在深圳经济特区这个成就梦想的舞台上，优必选一直在加速奔跑：自主研发的伺服驱动器诞生了，成本降到进口产品的几十分之一;第一台机器人Alpha诞生了，教育机器人Jimu Robot、悟空、商用服务机器人Cruzr(克鲁泽)、大型仿人服务机器人Walker等接踵而至……
每当工作累了的时候，周剑喜欢透过办公室窗户向外远眺。几年前还是一片旧工业区的南山智园，如今已成为高科技产业园，有众多创新企业进驻。周剑真切地感受到，一路走来，怀揣创新梦想的同行者正越来越多。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活动心得(五)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为城市的精神注脚，它也感召了无数青年才俊奔赴至此，弥补荒废时光。
“每个人都心怀希望，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和发集团董事长。那一年，年仅20多岁的他刚大学毕业就来到深圳，眼前这座城市给他的感觉是：“犹如一股清风”。
杨勤认为，这是中国社会总体改变所引发的化学反应。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高考;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实际上那个年代的生活还是很苦，不宽裕，但大家感觉到一天比一天有希望，一天比一天好，大家对未来都是可预期的。”杨勤对澎湃新闻称。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政策是从解放思想、观念变革开始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使中国人从封闭禁锢的思想中走出来，为人们摆脱贫困、追求财富提供了动力。
此时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完全符合和寄托了人们对于追求财富和改变生活的想象，成为一代冒险者的“应许之地”。
“深圳给大家的感觉第一做任何事不受旧的制约，没有条条框框;第二只要认定你是人才，即使你在政府机关或者国营单位上班，只要你说我不干了，深圳也照样会要你，承认你的干部身份，承认你的人事档案，哪怕你的原单位不放人，只要你愿意来，深圳宁愿不要档案，重新帮你建档;这在当时体制状态下无法想象的，只有深圳可以。”杨勤说，为吸引人才，只要你是政府机关出来的人，马上能在深圳分到房子，这个条件富有吸引力。
最明显差异还有工资待遇。
“那时在内地一般大学生毕业每月通常也只有五、六十元，深圳能达到200多元，差好几倍。”杨勤回忆称。
杨勤认为，早期深圳奉行“小政府、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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