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臧僖伯谏观鱼》原文及翻译
文言文《臧僖伯谏观鱼》原文及翻译赏析
《臧僖伯谏观鱼》反映了当时的“礼”制思想，即国君不能把游玩逸乐看作小节。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关于文言文《臧僖伯谏观鱼》原文及翻译赏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原文】
《臧僖伯谏观鱼》
出处：《左传》隐公五年
春，公将如棠观鱼者。(1)
臧(zāng)僖(xī)伯(2)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3)，其材(4)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5)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6)。故讲事以度(7)(duó)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qì)(8)行，所以败也。故春蒐(9)(sōu)、夏苗、秋狝(xiǎn)、冬狩shòu)，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10)，入而振旅(11)。归而饮至(12)，以数(shǔ)军实。昭文章(13)，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14)于俎(zǔ)，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15)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将略地(16)焉。”遂往，陈鱼而观之。 僖伯称疾不从。
书曰“公矢鱼于棠。”(17)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注释】
1.春：指鲁隐公五年(前718)春季。公：指鲁隐公，前722年至前712年在位。如：往。棠：也写作唐，邑名，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北。鱼：通“渔”，动词，捕鱼。
2.臧僖伯：鲁孝公之子、鲁惠公之兄、鲁隐公之伯父，名彄(kōu)，字子臧，封于臧(今郯城县)，伯为排行，僖是谥号。 丗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达(臧哀伯或臧孙达)，达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臧文仲)，辰是臧僖伯曾孙。
3.物：物品，这里指下文所说的鸟兽一类的东西。讲：讲习。大事：指祭祀和军事活动。
4.材：材料，原料。
5.举：指行动。
6.纳民：使人民...... 轨物：法度礼制。
7.度(duó)：动词，衡量。
8.亟(qì)：屡次。
9.蒐(sōu)：同搜，“蒐”和下文的“苗”、“狝”(xiǎn)、“狩”，分别为春夏秋冬四季狩猎的称谓。搜，搜索，猎取没有怀胎的禽兽;苗，猎取残害庄稼的禽兽;狝，秋猎，可杀伤禽兽;狩，围猎，不加区分，都可猎取。
10.治兵：外出整治训练军队。
11.振旅：整顿部队。
12.饮至：诸侯朝拜、会盟、征伐完毕，在宗庙饮酒庆贺的一种仪式。
13.昭：表明。文章：服饰、旌旗等的颜色花纹。
14.登：装入，陈列。俎：祭祀用的礼器。
15.皂隶;古代对贱役的称呼，这里泛指地位低下的人。
16.略地：巡视边境。
17.矢：通“施”，实施，陈设。全句为《春秋·隐公元年》首句。
【白话翻译】
隐公五年春季，鲁隐公打算到棠邑去观赏捕鱼。
臧僖伯进谏说：“凡是一种东西，不能够用来演习大事，它的材料不能够用来做器用，那么，国君就不要去理会它。国君的职责，就是使人民的.行为符合法度与礼制的规定。所以，用讲习大事的行动来检验法度的差等，就称为法度;用材料来表明器物的文采，就称为礼制。既不合乎法度，又不合乎礼制，这就称为乱政。乱政屡次出现，就是导致衰败的原因。因此，春猎称蒐，夏猎称苗，秋猎称狝，冬猎称狩，都是为了在农闲的时间用这些方式来讲习大事的。每隔三年，还要出兵演习，(并借此来检验成果)演习完毕，再整治队伍回来，到庙堂里饮酒庆贺，祭祀祖宗，清点军用器物。彰显器物车服旌旗的文采，分清贵贱的区别，辨别等第伦次，安排少年和老人的顺序，这都是为了熟悉这种表示1威仪的礼制的。如果鸟兽之肉不是用于祭祀，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是用于军用器物，国君就不用亲自去猎取，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至于山林河湖的物产，把它们取来做日用品。但那是贱役的小事，有关官吏的职责，不是国君要亲自过问的。
鲁隐公说：“我要去巡视边境。”于是前往棠邑，在那里陈设捕鱼的器具，加以观赏。
臧僖伯托病，没有随从前往。
史官记载说：“鲁隐公在棠邑陈设捕鱼器具。”意思是说，鲁隐公这一行动不合礼法，并且讥讽他跑到远离国都的棠邑去。
【讲解】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评析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