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言冲突方法与哲学范式的重新奠基(2)

践言冲突方法与哲学范式的重新奠基

　　五、践言冲突方法与哲学的治疗性功能
　　也许没有人否认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和交往行为理论的巨大价值，但是哈贝马斯诉诸践言冲突的论证的有效性，却是饱受争议的话题。[30]本文不拟讨论这个需要专门研究的课题，只打算进一步梳理此方法的哲学意蕴，考察它是否能够成为普遍的哲学方法。

　　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哲学语言转向的两次焦点转换都与一个人密切相关，他就是维特根斯坦。他对我们前面讨论的欣提卡、阿佩尔、哈贝马斯影响极大。有趣的是，践言冲突方法也与他自己的思想演进紧密相联。在这里，我们试以他的第一部著作《逻辑哲学论》和最后一部“著作”《论确实性》为例加以分析。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结尾处（6.54）意味深长地指出：“我的语句是通过下述方式而成为阐释的：凡是理解我的人，当他借助这些语句（把它们作为阶梯），攀登上去超过了它们时，最后会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可以说，在爬上梯子之后，他必须把梯子丢掉。）他必须超越这些语句，然后才会正确地看世界。”[31]

　　这是《逻辑哲学论》自身对自身的阐释，似乎包含着命题内容与践言内容的双重矛盾。（1）明显的践言冲突：维特根斯坦以“我”的口吻做出宣告式的言语行为，试图达到特定的效果，但这个自我指涉的言语行为包含着自我驳斥：如果这段话是有效的，那么它同时也是无意义的（nonsensical），无意义的语句怎么会有效呢？更令人迷惑的是，在序言中，维特根斯坦明确地自我肯定道：“这里所陈述的思想的真理性，在我看来则是无可置疑和断然确定的”。[32]（2）明显的断言矛盾：如果这段话是有效的，那么《逻辑哲学论》的所有语句都是无意义的；如果那些语句都是无意义的，又如何能被理解？如果无法被理解，又如何能够成为有说服力的哲学论证而不仅仅是文学上的修辞？

　　这并非文本解读上的琐屑问题。事实上，所谓的新维特根斯坦派和正统派就围绕对6.54的不同解读打了无数笔墨官司。[33]在我们看来，新维特根斯坦派试图严格果决地解读《逻辑哲学论》，让它避免命题内容上的自相矛盾（即断言矛盾），结果恰恰让维特根斯坦陷入了践言冲突；正统派的观点是解决断言矛盾，因此强调可说与可显示的区别来化解践言冲突。在此，我们无意介入这场争论，而是试图说明这两重矛盾及其根源在于《逻辑哲学论》本身的不足。这就是说，维特根斯坦确实陷入了一种践言冲突当中，而其根源在于《逻辑哲学论》包含了一系列新旧思路杂糅在一起的哲学活动，既要为知识确立基础（因此他选择了建立某种关于实在的形而上学），也要通过限制知识而为“道德”留地盘（防止对人生、价值领域的胡说），还要通过逻辑－哲学批判来清除基于其他逻辑－哲学观而形成的形而上学，等等。在这里，逻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语言的逻辑句法被认为反映了世界的本质，而对语言的逻辑探究就被认为是认识实在本质的手段。但在这一基于逻辑的哲学批判活动当中，维特根斯坦触及了语言的界限，他的哲学批判要跨越这一界限，但他的逻辑的强制性却不允许他越雷池一步，因此他只能以悖谬的方式宣布他的态度，以期“刺激读者产生一种类似美学快感的反应，而这种快乐完全无法形诸言辞”[34]——“如果它能给一个读懂它的人以快乐，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35]。因此，这一践言冲突也许能够实现它的“美学”目的，但无论如何都是“理智在向语言界线冲撞时留下的肿块，正是这些肿块使我们认识到这种发现的价值”[36]，而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深入批判《逻辑哲学论》的严重错误的契机，直到这个时候，维特根斯坦才真正为哲学活动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深入阐释了《逻辑哲学论》欲言又止的哲学的治疗性目的，不仅清除了曾经困扰他自己的践言冲突，而且利用践言冲突去揭示各种各样的“肿块”，防止以语言为手段使我们的理智受到蛊惑。

　　基于生活形式的语言游戏方法在《哲学研究》中已经成熟，这又是一场哲学上的也是维特根斯坦本人的哥白尼式革命。语言不再被理解为事实的逻辑图像，而是与行为、活动、制度、规则交织在一起的语言游戏；语言的逻辑分析转变为语法考察，或者说，命题的逻辑被理解为语言游戏的言语行为规则，描述性的语法考察具有了与经验考察相对的逻辑研究的地位；我们不再以独断论的方式为语言的逻辑建立形而上学根据，而是将语言活动奠基于人类各种形式的实际生活。《逻辑哲学论》时期不成功的言说与显示（say and show）的划分、命题与非命题的区分、断言与践言的冲突，在《哲学研究》和《论确实性》（以下简称OC）[37]的时期变成了语言游戏中语词与践行的交织。践言冲突方法在这一背景中可以得到明确使用，且突出表现在对怀疑论的反驳当中。

　　按照我们的诠释，《论确实性》中所反驳的怀疑论包括两个层次，分别对应于语言游戏的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怀疑论是在某种语言游戏类型当中的任意怀疑，例如观念论者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凭什么不怀疑我的双手的存在？”（OC 24）第二个层次的怀疑论涉及对语言游戏本身，即对一切语言游戏的怀疑，其基本形式是：怀疑一切，即无限度的怀疑（OC 450，625）。

　　第一个层次的怀疑论之所以会陷入践言冲突，是因为在这种语言游戏中的任意怀疑，会怀疑其中的“枢轴命题”（hinge proposition）的确定性。“枢轴”乃是一个比喻，因为“某些命题不容怀疑，好像就是这些问题和怀疑赖以转动的枢轴”（OC 341，参见152、343）。这类命题及其真实性或者属于我们的参照系的某些经验命题（OC 83）；或者因具有规则的性质，使我们不能怀疑这个命题而不放弃一切判断（OC 494）；或者已经属于我们思想的框架（OC 211）。因此，不同类型、不同生活形式下的语言游戏预设了不同的“枢轴命题”，在这种语言游戏中的任意怀疑由于否定了其前提的确定性而成为没有根据的怀疑，从而自己瓦解了自己。

　　第二个层次上的怀疑论试图超出特殊的语言游戏，去描述语言游戏本身，进行无限度的怀疑——“我怀疑一切”——但这种普遍怀疑的言语行为所犯的践言冲突是非常明显的：“怀疑这种游戏本身就预先假定了确实性”（OC 115），“如果你什么事实也不确知，那么你也就不能确知你所用的词的意义”（OC 114），因此，“一种怀疑一切的怀疑就不成其为怀疑”（OC 450），它直接取消了自身的可理解性。“一切描述语言游戏的东西都属于逻辑”（OC 56），“怀疑一切”在这里是与实际的语法规则相冲突的。

　　于是，我们看到，《逻辑哲学论》中的践言冲突发生在理智以逻辑冲撞语言界线的时候，而在《论确实性》中，怀疑论的践言冲突的发生是由于我们误解了“怀疑”这个语词在实际语言游戏中的用法，正是语言游戏方法使践言冲突方法得以可能，能够治疗某些类型的哲学“肿块”。

　　六、结语：践言冲突方法的普遍意义
　　20世纪的哲学家针对传统哲学诸范式展开了各式各样的猛烈批判，其中有些批判在瓦解传统范式的同时，也陷入了对人类理性的根本怀疑之中。但是，践言冲突方法让我们看到，对理性本身无休止的“解构”和怀疑固然是针对痼疾的猛药，但也让自己陷入了矛盾和冲突之中。对理性活动的理解需要深化，哲学批判也需要重新奠基，践言冲突方法是在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发生关键性效力的，为它提供理论平台支撑的是一系列语言转向（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之后的语言哲学。践言冲突方法的运用是驳斥性的，其效果是治疗性的，但由于它将极端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连根拔起，击退了哲学中游牧民族的频繁袭扰，使积极的、肯定性的理性建设赢得了空间和喘息之机。

　　因此，我们如果采取把语言表达与语言活动、甚至人类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的语言观和哲学观，例如言语行为理论、普遍语用学或语言游戏观，那我们如何运用践言冲突方法呢？当我们遇到某个言语行为时，例如怀疑主义者、相对主义者的论断，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第一人称的自我反思吗？是的。其中涉及包含自身的普遍性断言吗？是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考察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言语行为，在做出断言的同时，是否与其所预设的有效性前提发生冲突。倘若的确冲突，我们就可以说，由于它自己否定了自己的有效性或可理解性，便陷入了不可自拔的践言冲突。


注释：
　　[①] 据不完全统计，有“行动表现的矛盾”、“完成行为式的矛盾”、“述行矛盾”、“施为性矛盾”、“执行性矛盾”、“践行矛盾”、“操作矛盾”、“实践矛盾”、“作言冲突”、“实施矛盾”等。

　　[②] J.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67.

　　[③] J. R. Searle, How Performatives Work.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vol. 12, no. 5 (1989), pp. 535-558.

　　[④] 克里斯特尔编：《现代语言学词典》，沈家煊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9、262页。

　　[⑤] D. Robinson, Introducing Performative Pragma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14.

　　[⑥] J. L. Austin, Philosophical Papers.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89；参见B. Smith, John Sear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6.

　　[⑦] E. LePore and R. V. Gulick, John Searle and His Crit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p. 94.

　　[⑧] E. LePore and R. V. Gulick, John Searle and His Critics. p. 19。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

　　[⑨] 另外两个原因是：（1）在哲学译名中，constative被广泛地译为“断言（的）”，其特征是有所断定而具有真值；这样“践言”与“断言”词义相对而构词相仿，似乎较为合适；（2）施行冲突或施行矛盾都会构成动宾词组，容易产生误解。

　　[⑩] J. Hintikka, Cogito, Ergo Quis Est.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vol. 50, no. 195 (1996), pp. 5-21.

　　[11] J. Hintikka, Cogito, Ergo Sum: Inference or Performanc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71, no. 1 (1962), pp. 3-32.

　　[12] J. Hintikka, Cogito, Ergo Sum: Inference or Performance? p. 6；参见：J. Hintikka, Existential Presuppositions and Existential Commitment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56, no. 3 (1959), pp. 125-137.

　　[13] J. Hintikka, Cogito, Ergo Sum: Inference or Performance? p. 12.

　　[14] J. Hintikka, Cogito, Ergo Sum as an Inference and a Performanc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72, no. 4 (1963), p. 489.

　　[15] R. Auxier and L. E. Hahn (ed.), The Philosophy of Jaakko Hintikka. Chicago: Open Court, 2006, p. 339.

　　[16] K.-O. Apel, 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4, p. 275.

　　[17] H. Albert, Treatise on Critical Rea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8-19, 72.

　　[18] K. Baynes, et al (ed.) After Philosophy: End or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7, pp. 259-260, 265-267.

　　[19] J.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 p. 80.

　　[20] 不过，哈贝马斯的去先验性主张与阿佩尔的先验性要求都试图基于语言的交往行为改造康德式的先验性，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殊途同归的。参见：J. Habermas, Truth and Justification. Cambridge: Polity, 2003, Chapter 2 & 4。

　　[21]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第266、273页。

　　[22] J.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Cambridge: Polity,  1990, p. xiii.

　　[23] T. Honneth, et al (ed.) Philosophical Interventions in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2, p. 266.

　　[24] M. J. Matustik, Habermas on Communicative Reason and 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 New German Critique, no. 47 (1989), pp. 143-172.

　　[25] 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中译本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往往被译为“内在矛盾”、“明显的矛盾”，似乎不够确切。

　　[26] J.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p. xvii.

　　[27] M. Morris, On the Logic of the 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 Habermas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Reaso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58, no. 4 (1996), pp. 735-760.

　　[28] J.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p. 65-67；参见S. Whit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berm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4.

　　[29] J.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p. 100; M. Morris, On the Logic of the 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 Habermas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Reason. pp. 744-745.

　　[30] 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哈贝马斯对这一重要的方法缺乏系统说明。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晚近的著作中，哈贝马斯越来越少用践言冲突这个术语，而更多地使用“必要的预设”、“强理想化”等概念，但基本精神是类似的。参见：M. Cooke, Language and Reason: A Study of Habermas's Pragmatic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4, p. 172。

　　[31]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陈启伟译，载涂纪亮主编《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2]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第188页。

　　[33] 新维特根斯坦派的主要观点可见于C. Diamond, The Realistic Spiri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1；M. Kèolbel and B. Weiss (ed.), Wittgenstein's Lasting Significance.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 46-99。正统派的观点参见：P. M. S. Hacker, Was He Trying to Whistle It? In The New Wittgenstein, A. Crary and R. J. Rea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0.

　　[34] J. Schulte, Wittgenstein: An Introduc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 46.

　　[35]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第187页。

　　[36]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G. E. M. Anscombe (trans), 3rd. ed, Oxford: Blackwell, 2001, § 119.

　　[37] Wittgenstein, Ludwig, On Certainty. G. E. M. Anscombe and G. H. v. Wright (trans), Oxford: Blackwell, 1974；维特根斯坦：《论确实性》，张金言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引用时按惯例标注节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