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谱哲学的创立谈科研方法论(2)

从广谱哲学的创立谈科研方法论

　　二、解决课题要有相应的方法论
　　——没有泛系方法论，就无法实现广谱哲学的基本目标
　　正当张玉祥教授已失败了多年、苦于找不到哲学的量化建模工具时，在中国，另一门新兴的学科——泛系方法论正以江城武汉为中心，在学术界“悄悄地”传播和发展着。1986年，有人向张教授介绍了吴学谋的一组论文《泛系分析与科学方法论》，他读后深感意外：居然有这样一种方法论兼顾普适性和相对精确性于一身？这是不是我多年要找的武器？但多年的失败不敢使他盲目乐观。1987年，张教授到秦皇岛认真听取了吴学谋先生的学术报告，并与吴先生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交流，这次会面使张教授认定了吴学谋创立的泛系方法论正是他多年要找的锐利武器。从此，为了真正掌握泛系方法论，张教授“拜师学艺”，跟随吴先生五年，潜心钻研泛系理论，并努力把它和哲学联系起来。在此期间，张教授发表了一系列哲学问题泛系化的论文，使哲学问题的精确性、数学化的研究发生了重大转机。张玉祥教授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明确指出，没有泛系方法论，就无法解决哲学的普适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因而也无法实现广谱哲学的基本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泛系方法论，就没有广谱哲学。可见，泛系方法论对建立广普哲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泛系方法论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呢？因为它把含义及其宽泛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如广义系统、广义关系、广义转化、广义对称、广义优化等）建立在同样宽泛的数学模块基础上。这些数学模块来源于离散数学，又经过了泛系化的改造，因而与传统的建立在数值化基础上的数学有本质区别。这使泛系方法论概念的相对普适性与相对的精确性的统一，而张玉祥教授多年要解决的课题正是哲学的普适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因此，泛系方法论首先给广谱哲学提供了一个范例，即如何把普适性很高的概念与同样普适性很高的数学模块结合起来。
　　同时，泛系方法论也为哲学问题的广义量化建模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模式和方法。泛系方法论对一般事物机理的广义量化建模有自己的一套泛系量化理论、基础模块和具体方法，例如，它所提出的泛数、泛模拟、泛系单值化定理、十五种泛系转化方法等等，对于哲学问题的量化建模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张玉祥教授在《广谱哲学探索》一书种所概括的“广义数学观”、“哲学问题量化建模的基本思路”正是在吸取了泛系方法论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并结合哲学问题的实际所提出来得。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讲工具的作用。高科研也一样，需要有与课题的水平相称的方法论。当年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之后，时隔七年才发表广义相对论，最主要的原因是爱因斯坦需要补充学习表达广义相对论原理的数学工具——张量分析，同样可以说，爱因斯坦晚年从事统一场论的研究没有成功，除了物理上的原因之外，当时的数学也没有提供适合的工具（例如，后来对统一场论有重要作用的纤维丛与联络理论还没有产生）。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泛系方法论，广谱哲学的提出也许还要推迟许多年，因此，泛系方法论对广谱哲学来说，是一个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广谱哲学何以在20世纪的下半叶在中国产生。
　　三、解决重大科研课题，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
　　——广谱哲学十八年探索历程
　　1981年张教授提交第一篇论文《辩证法三大模型初探》算起，到1998年出版《广谱哲学探索》一书止，广谱哲学探索经过十八个春秋，这其中的艰难曲折、个中滋味，只有张教授个人知道，我们感到钦佩的是他矢志不渝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这十八年是中国打破僵化体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年轻一代，追求高收入、生活高质量成为一种时尚。20世纪80年代初，张教授也是一位20多岁的青年教师。谁都明白，搞哲学研究是一个既无经济效益又难见社会效益的事业，更不用说搞哲学的数学化了。张教授本来是学实用工程技术的，有不少同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靠所学的实用工程技术发了大财，但张教授一旦选定了奋斗目标，便矢志不渝，甘坐“冷板凳”，一坐十八年，这种精神、这种境界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所无法企及的。
　　这十八年，是中国教育大发展、高学历大发展的十八年，青年一代追求高学历，出国一浪高过一浪。张教授却选择一个看不出有什么解决希望、别人想都不会去想的课题，为了这个课题他放弃了所有考研、进修的机会，放弃了所有的寒暑假。“泡”图书馆，跟踪新兴学科，为了弄懂建立广谱哲学所必需的泛系方法论，他像学徒工一样，从一点一滴学起，“缠”住吴学谋教授不放，一“缠”就是五年，这使得吴学谋教授深为感动。他说：有些人学泛系是想借泛系的名声发几篇论文，好评职称。因此，他们浅尝辄止，致使学了一点皮毛。张玉祥学泛系是抓住不放，五年如一日，一个模型一个模型地啃，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地敲，不彻底弄清楚决不放手，因为他是真心想掌握泛系做点事。
　　事实证明，张教授抓住泛系不放是抓准了，这为他解决多年艰苦探索的哲学现代化难题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但他为追寻解决问题的工具的执著精神，这十八年探索背后表现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对我们青年教师不是更有意义吗？张教授的十八年却一直在追寻着一个既没功利、在当时又没有任何把握的目标，致力于一个几乎注定要成为学术上的“孤独旅行者”的目标，我们不得不感叹斯大林的精辟论断：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