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金融危机看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

从国际金融危机看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过去30年在西方国家占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和政策方式成为众矢之的。但目前的危机蔓延更突出了一个观点，即它不只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问题，而是显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理解该体系的漏损也是我们理解未来资本主义变化方向和空间的一个前提。
　　
　　资本主义体系是一种竞争、控制与变化的体系
　　2008年以来，围绕国际金融危机的大量讨论大致显示出了两类不同的视角。一类主要是从具体政策的角度，强调危机是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缺乏金融监管所致。这类观点持有者更多强调的是政策性的或者说“技术性”问题，其中有些人虽然也谈论“体系”或“制度”的问题，但所指的只是具体的金融体系问题，而非资本主义的体系或制度问题。另一类则是从整体的角度强调它所暴露出的资本主义体系或制度的问题，但所指也并不一致。许多人所强调的实质上是过去几十年占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问题，或模糊地将其指称为美国模式问题。而一些西方激进左翼，尤其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危机所反映的不只是经济危机，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但即便是他们，其分析也并不一致。有的指称资本主义面临崩溃，而有的实质上更多也只是在声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本身。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分析是停留在技术和政策层面上，或是停留在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层面上，过去几年各国及国际层次出现的各种“救市”行为更多是这种观念意识的反映。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试图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解释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时，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由于在概念和方法上的拘泥，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往往流于简单化，如放大所谓的“资本主义崩溃论”。
　　最近，随着欧美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不断升级，以及大众所表现出的对欧美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信心缺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把此次危机看作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进而要求从整体上审视此次经济危机（而不仅仅是金融危机）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包括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在理解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把握好两个关系，一是不能简单把资本主义等同于新自由主义，似乎改变新自由主义方式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方式的兴盛恰恰是基于传统资本主义自身的一些发展问题。二是不要把资本主义体系简化为一种既定不变的体制，而更应该从历史的视角，从变化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体系。
　　基于这种理解，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资本主义体系。首先，资本主义是一个竞争的体系，其核心要素是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积累机制。竞争和积累的需要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发展的动力，同样，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首先也是其竞争和积累机制问题的反映。其次，资本主义是一个控制的体系，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要素。这种关系既体现在企业的组织过程中，也体现在国家（乃至国际）和社会层面上的各种关系中。尤其是在国家层面上，国家如何选择其控制经济和社会进程的方式和手段直接影响到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和发展空间。第三，资本主义是一个变化的体系，竞争和积累的需要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不断变革和创新，这既包括技术的创新，也包括了社会的创新，后者往往是通过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的竞争来表达和推动的。经济的危机和停滞现象往往是技术和社会创新能力下降的一种反应。但危机往往也成为促动资本主义社会创新的契机和动力。对危机的不同应对方式的选择决定了资本主义变化的方向和空间。总之，作为一种制度，资本主义发展方向及其变化空间取决于其竞争体制、控制体制和创新体制的运行状况和空间。
　　
　　金融危机是传统体系
　　漏损的一种自然结果
　　此次危机可以看作是传统体系漏损，以及各种矛盾积累的一种自然结果。
　　这里所谓的传统体系是指20世纪40年代以后发展和成型的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社会繁荣的“黄金时代”。这一时代的出现是基于它作为一个体系在三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在竞争和积累机制方面，它从此前着重于保护作为个体的自由和竞争环境向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环境方向发展，为此它强调社会需求与投资的平衡，高增长是与投资和需求的增长同步的。而充分就业政策、政府开支的扩大，以及社会福利网络的建立和保护水平的提高都成为维持这种投资、需求与增长良性循环的重要前提和构成因素。因此人们把这样一种积累模式称之为“社会积累结构”。与这一需要相应，国家强化了它对经济和社会进程平衡发展的调节职能，包括对经济进程的干预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
　　其次，在国际方面，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表示的国际经济控制体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前的那种无序状态。这些都使得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控制体系在一个时期里更加有效。与此同时，一系列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保证并推动了这种积累模式。这其中，强调利用国家促进社会的更大公平的进步主义观念和政策得到了普遍认同，并由此成为一系列社会创新的重要源泉。
　　但这一体系的有效运转有赖于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作为一种积累体制，它是基于战后的高投入、高增长和高需求的良性循环，而后者又基于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包括技术革命的创新效应、战后的重建、冷战过程中政府扩张及充分就业的实现等；作为一种控制体系，在国家层面它是建立在国家职能和作用的扩大基础上的，在国际层面它依赖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提供的一种稳定经济秩序，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累计效应以及作为一种观念的战后共识都强化了该体系的创新能力。
　　不过这一体系本身存在明显的漏损，并随着上述条件的变化日益显露。投资与需求的平衡是该积累体系运转的核心，但增长的放慢会打破这种平衡，由需求扩张政策（包括扩大政府开支，高工资等）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因此而凸显，这些转而导致投资动力的不足，进而陷入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恶性循环。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实际上是这种内在矛盾积累的结果。同样，一度有效的国家控制体系由于福利国家的膨胀和经济全球化，尤其是资本的全球化而日渐受到人们的质疑，而国际层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就内含了无法克服的矛盾[1]，其解体也是必然的。从根本上看，战后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基于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中作用位置的重构，而经济的全球化改变了这一切。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政治和政策方式的兴起本身是对这一传统体制漏损所暴露出的问题的一种反应。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式使得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可这种是以改变传统体系得以成功的一些要素特征为代价的，它削弱了战后积累体系中的社会积累结构，表现为在经济、劳动关系和社会政策方面强调经济竞争的需要和弱化传统的社会团结政策，由此社会大众无法分享经济的增长，进而导致投资与需求间的新的失衡。资本更多地流向带有更大投机性和短期性的金融市场而不是实体经济，这可以看成是资本市场对这种失衡的一种反应，而这恰恰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它强化了经济控制权力从公共部门向私有部门的转移，弱化了传统的国家控制能力，而在国际范围内，新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无法遏制资本的投机性流动趋势，更无法防止和校正市场的剧烈波动。另外，新自由主义在思想观念和政治政策方面的强势也抑制了资本主义的变革能力。新自由主义在逻辑上是对传统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是对20世纪资本主义进程中占主导的进步主义观念意识的一种反动。

　    第三，在现实政策方面，面对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强势，各种进步主义力量虽然也在不断地寻求新的应对，包括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但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方式更多体现的是对市场的一种妥协，而不是一种新的建设性的替代，而更为激进的左翼力量的反全球化立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迄今为止，进步主义力量未能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替代性纲领。资本主义由此缺少了一种变革的思想源泉和政治动力。可以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是造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根本的问题在于传统的资本主义体系漏损在新的全球化时代没有得到有效的校正。目前危机的蔓延也说明了这一点。
　　
　　危机可能成为资本主义体系变革的催化剂，但前景不容乐观
　　综上所述，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要真正走出危机阴影，需要重构其竞争积累模式、控制体系和创新体系。从逻辑上讲，这一重构不应该只是基于传统的国家概念，而应该基于全球、国家和社会的一种平衡。而目前危机的蔓延和加深或许会成为资本主义体系变革的催化剂，但前景不容乐观。
　　在目前的危机中，人们所关注的一方面是各个国家如何制止危机的蔓延和复苏经济，另一方面则是希望看到会借此修复旧的漏损的体系或建立一种新的体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两者之中更艰难的或许并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因为经济的恢复或许是漫长的，但却是可期的，而修复上述资本主义体系的漏损无疑更为艰难。
　　首先从积累机制来看，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和规范是目前人们最大的呼声，也是实际改革的方向所在。这样的改革会在一定程度上校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状态，但未必就能重建已经失衡的社会积累结构，因为导致这种结构失衡的最根本原因，即全球化的发展和欧美国家传统福利制度中的问题并不会因此消失。也就是说，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有赖于两个关联的条件，即在全球投资、生产和消费体系的平衡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生产积累结构，以及发达国家传统福利国家问题的实质性改变。而这种前景显然不是短期内所能见到的。
　　其次从控制体系来看，虽然金融危机以来要求加强国家控制市场和社会进程的要求强烈，也有人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方式应该再次成为克服危机的有效手段，但事实上在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已经充分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基于国家建构的控制体系应该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需要和结构相一致。理论上，超国家的控制体系应该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案，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进步主义力量提出的全球治理实际上也是出于这一考虑。但从现实条件来看，单纯追求一种超国家的控制体系既是不现实的，也未必会是理想的。现实的方案应该是一种灵活的、多层次的控制体系，包括了全球或地区性的协调、国家新的控制方式及地方的有效治理，其中的关键是对国家职能或作用方式的重构。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此次欧盟处理欧洲债务危机的进程如何，都会成为研究资本主义控制体系变化的一个范本，因为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真正从这样一种多层次意义上寻求应对体系危机的尝试。但欧盟的案例毕竟还只是一种地区性的，从全球意义上看，目前的关键则在于建立一种认真对待国际经济体系的平等参与和对话机制。从创新和变革的意义上说，技术和社会的创新都是资本主义体系变革所需要的，其中尤其需要的是社会的创新。如历史的经验所表明的，社会创新的关键在于进步主义力量与保守主义力量的博弈结果，具体来说就是进步主义力量能否提供一种促进社会变革的替代性方案，以及它是否能为社会大众所认可。由此来看，目前欧美国家的形势并不容乐观。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鼓吹放松控制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众矢之的，人们不断宣称其正在失去合法性，但事实上，导致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兴盛”的土壤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主要是指全球化的竞争环境和欧美发达国家传统福利制度的问题。目前，各种进步主义力量，包括欧洲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激进政治力量虽然也在不断提出一些主张，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形势所不同的是，进步主义力量未能提供一个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可行的全面替代性方案。正因为如此，危机使得西方国家目前陷入了一种新的两极分化之中，一方面是人们希望有新的具有替代性意义的变革方案和力量出现，而另一方面，如美国的茶叶党运动所表明的，一些传统的保守主义力量反向而行，诉诸更为传统、甚至更为极端的保守主义理念和主张。社会的创新急需一种新的共识，而进步主义理应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总之，对金融危机更深层的思考要求我们从资本主义体系变革的意义上考虑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而不简单只是停留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指责上。从变化的角度来看，危机是传统体系漏损的结果，但也可能成为促进对该体系校正的一个起点，尽管其前景并不那么乐观。

　　[1] 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核心是实行以美元与黄金挂钩和固定汇率制度，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手段。但理论上，其他国家要获得美元是以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来实现的，这意味着美国要承受持续的贸易逆差才能保证国际货币市场有足够的美元，可这同时也意味着美国经济地位下降和美元的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