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委托—代理成本的最优化研究

公司治理委托—代理成本的最优化研究

　【摘要】 委托—代理成本是公司治理成本的主要成分，其最优化是公司治理的理想结果。本文扩展了传统意义委托—代理成本的内涵，设立模型分别探讨了搜寻成本、激励成本、监督成本等的最优化问题，提出了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的思路。
　　【关键词】 公司治理 委托—代理成本 信息不对称 经济人
　　企业的两权分立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这是基于劳动分工的专业化发展伴随利益比较优势而产生的一种制度创新。契约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企业看作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尽管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契约界定了各自的权利和责任，但契约仍无法考虑到全部情况，各种无法预料的情况随时都会发生，所以又是不完全契约。由于信息非对称和契约不完全导致委托代理产生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经理人员工作努力程度、经理人员对企业资产使用效率以及经理人员任期有限性与股东持股期限无限性矛盾等方面。代理理论认为，代理成本的最优化是公司治理的理想结果。探讨代理成本问题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现实意义。
　　一、委托—代理成本的界定及其相关研究
　　1、委托—代理成本的含义
　　企业为解决代理问题而设计出激励、监督、约束和惩罚代理人等措施所发生的支出就是委托—代理成本。按照Jensen & Meckling的观点，代理成本包括三项内容：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激励成本、监督成本及因代理人所作决策并非最佳而产生的损失（剩余损失）。
　　本文认为，委托—代理成本从委托人寻找代理人开始便已经发生，并持续发生在整个代理过程中，因此应将代理成本的内涵适当扩展，即代理成本是让代理人代表委托人行为而导致的额外成本。如此，代理成本就包括：搜寻成本——搜索合适有效代理人的成本；激励成本——鼓励代理人采取与委托人目标一致的行为所需的费用；监督成本——预防和采取措施减少代理人不当行为发生的成本；机会成本——由于各种约束因素而无法制定最理想策略的成本；不可控成本——不完全契约下无法控制代理人不当行为而导致的委托人利益损失。
　　2、委托—代理成本的相关研究
　　学界从不同角度对委托代理成本进行了探讨。一些学者侧重于代理成本的计量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直接计量企业的效率损失或额外支出，另一种是间接地通过影响代理成本的公司因素来代表代理成本，但两种方法都只能反映代理成本的一个侧面或一部分。
　　大部分学者则是通过研究影响代理成本的因素来寻求最优的治理机制。部分研究显示，管理层持股可使公司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缓和公司代理冲突。但蔡吉甫、谢盛纹（2007）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管理层持股在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不具有治理效用。宋力和韩亮亮（2005）经过实证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代理成本负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代理成本正相关。就公司外部市场环境而言，曾颖和叶康涛（2005）的研究表明代理成本与外部审计需求呈显著的U形关系，说明委托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的企业存在通过聘请高质量外部审计师来降低代理成本的动机。从市场法律环境方面来看，目前国内外研究基本认同“政府干预越少，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则代理成本越低”这一观点。
　　也有学者从公司财务状况的角度研究代理成本。研究表明，债务融资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可以起到抑制公司管理层道德风险，降低公司代理成本的作用。既有的研究认为盈利能力的强弱与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研究还认为，在管理者持股比例和经营杠杆一定的情况下，公司总资产规模与监督成本成正比。
　　二、委托—代理成本的最优化
　　委托—代理成本被认为是制度中固有的一种浪费，而我们就是要寻找一种制度使得委托—代理成本最优化，这是委托代理双方博弈的结果，也是公司治理机制设计的一大动机。本文的论证基于如下假设：委托人在通过代理人市场搜寻代理人的过程中信息是不完全的；代理人是“经济人”，存在偷懒、自利、短期行为等倾向；委托人在对代理人的激励效果反映为代理人因努力工作而提高的企业绩效；委托人监管代理人行为的效果反映在企业因此而减少的浪费和效益损失；代理人的有限理性假设。
　　1、搜寻成本的最优化
　　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委托人通过市场搜寻代理人时并不知道谁对自己的企业有效。为了拥有一位有效的、适合企业发展的人才，所有者必须不断在市场上寻找。企业搜寻的时间越长，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越小，找到有效代理人的可能性越大。然而随着搜寻时间的延长，边际收益逐渐减小。企业获得代理人的有效收益E（t）是企业搜寻时间t的增函数，但其增长幅度是递减的，在数学上表示为一阶导数?坠E（t）/?坠t>0，而二阶导数?坠E2（t）/?坠t2<0。同时搜寻是要花费成本的，包括获取信息、组织人力、招聘等成本，假定搜寻工作的成本C（t）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提高，且边际成本递增，亦即数学表达式为一阶导数?坠C（t）/?坠t>0，二阶导数?坠C2（t）/?坠t2>0。
　　可知，合理搜寻的时间选择应该是获得代理人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坠E（t）/?坠t=?坠C（t）/?坠t，这时所有者得到最大的净收益，付出的最优搜寻成本为C（t?鄢）。
　　2、激励成本的最优化
　　信息不对称在事前表现为逆向选择，在事后则表现为道德风险。委托方通常无法直接识别和观察代理方的努力水平，合约也并不能确保代理人完全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工作。为此他必须设计一定的激励机制来诱使代理方最大可能维护委托方的利益，避免偷懒行为，试图让代理人像股东一样行为和思考（事实上这永无可能，但在管理手段上是有效的）。这种为减小代理人道德风险行为而付出的代价属于激励成本，它包括激励机制的设计成本和运行成本，并存在于货币化和非货币化两种形式。目前，企业对代理人较流行的激励方案主要有薪酬激励和持股激励两种。实践表明，这两种政策都相对有效地解决了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问题，具有低成本激励功能，但它们对代理人而言，更主要表现为一种货币效益而不是剩余价值。因此这两种激励政策的成本收益仍需要衡量。
　　若用C表示激励成本，由薪酬或期权、股份给代理人带来的货币效益值为W，f（c）表示由激励政策带来的附加效益，它随激励成本的增加先递增再递减，即斜率由正逐渐下降为负，这是因为薪酬或持有的股票迅速增加给代理人带来的边际效用逐渐降低。随着C的变大，f（c）无限接近于0，但不会小于0，因为此时经营者的气质无限接近于所有者的气质；同时，仅有当C≥C0即代理人的附加效益f（c）≥0时，激励政策才有效，否则将没有意义。这样，对激励成本而言，当委托人付出的激励货币效益与附加效益之差即W-f（c）的值最小时，激励成本达到最优C?鄢。
　　3、监督成本的最优化
　　委托人设计一定的约束机制来监督和控制代理人的道德行为同样可减小代理人道德风险及其带来的损失。企业设计和运行约束机制的支出就属于监督成本，如建立监事会、设立独立董事和内部审计机构以及定期聘请外部审计机构等。此处的监督成本包括两部分：Jensen & Meckling所讲的由委托人所发生的监督支出和代理人所发生的担保成本。假定监督支出为T，则担保成本为F（T）是监督支出的减函数，减速由快变慢，担保支出最终无限趋近于零。随着治理结构的复杂化，对于监督成本C监=T+F（T），当T=F（T）时，监督成本发挥最大效用，达到最优。
4、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是由于各种制约因素而无法制定最理想策略，限定代理人执行最佳决策的成本，或执行次佳决策所需的额外成本。分析委托—代理成本时通常将其视作常数。 

　　5、不可控成本
　　尽管存在监督，代理人仍会有不当行为，如雇员用途不明的过量开支。此时，委托人的财富会遭到损失，产生不可控的成本。分析代理成本时通常也将其视作常数。
　　基于上述讨论，对模型：委托—代理成本=搜寻成本+激励成本+监督成本+机会成本+不可控成本而言，结构化了的代理成本优化思路即是探讨每一类成本的最优水平。由于我们将机会成本和不可控成本视为常数，因此代理成本最优化的控制关键点就集中在搜寻成本、激励成本和监督成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