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安全视角反思苏联解体的教训

从文化安全视角反思苏联解体的教训

[摘要]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对苏联演变和解体进行反思。其教训主要有:切勿自我混乱: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是苏联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中最大的弊病和失误。切勿自弃阵地:在西方长期进行和平演变的条件下自动放弃意识形态阵地是苏联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一个沉痛教训。切勿自毁根基,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是苏联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又一个沉痛教训。一定要对西方的思想渗透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的对策。

[关键词]文化安全;苏联解体;教训

自有国家以来,文化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民族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最核心的内容〔1〕)。欲灭掉一个国家,先毁灭其思想文化,欲征服一个民族,先斩断其文化脉络。这是统治者们惯用的思维。但在以军事实力为主要竞争手段的时代,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还未能充分凸显。20世纪后期以来,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推进,和平和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以军事安全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的传统国家安全观遭到挑战,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出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始终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有效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把“文化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说明“文化安全”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关注的重点,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国家文化安全理论和政策指明了方向。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知兴亡。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弥足珍贵。在开放的环境下顺利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全力确保国家文化安全,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以资镜鉴。本文由于篇幅所限,无意去全面探究苏联演变以至解体的原因教训,此处只是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就苏联演变和解体进行一些反思。
(一)切勿自我混乱: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是苏联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中最大的弊病和失误。
苏联意识形态从其形成和确立时期起就存在着“先天不足”的情况。〔2〕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建设社会主义,这是苏联现实的社会环境,其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可想而知。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后来的实践者一个十分清晰的蓝图,其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列宁对这种不利的条件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特别反对从本本出发谈论社会主义,主张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路线和方针。
遗憾的是,列宁的这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其逝世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斯大林执政以后,以固守“本本”、脱离实际为特征的教条主义日益严重。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要读本》出版以后,这种现象得到迅速的发展。苏共的理论思想工作逐渐变成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特别是对斯大林语录的解释。苏共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尤其是斯大林的一些设想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把他们的一些词句奉为经典,机械地向人们灌输,既不强调革命导师的理论、观点产生的历史条件,也不联系本国的实际情况。曾任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的阿尔巴托夫对此感受颇深:“对生活的整个一套安排,似乎从自由自在的大学生年代开始,都是在培育未来的政治家、理论家和新闻记者去用别人的思想,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斯大林(一般说引用斯大林的话要比列宁的话多二三倍,比马克思思格斯的话多五六倍)、当时被确认的其他‘领袖’以及《真理报》的近期社论(它们很快就会过时)的思想去写作、讲话,甚至思考(尽管是很细心和审慎,要不然就有可能遭遇很大的麻烦)。一句话,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都懂得正在形成一种奴化意识。”〔3〕斯大林去世以后,教条主义虽然受到批评,但文章和论著中引经据典、死啃书本、为某个“权威”的论点进行注释、论证和恭维,千篇一律,形式主义,理论根本不触及现实存在的问题,仍然是司空见惯的。〔4〕因此“实际上都没有摆脱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束缚”〔5〕。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僵化的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它所固有的特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从而也丧失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6〕面对日益凸显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戈尔巴乔夫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他在政治改革上的急进冒险主义,实际上是对历史上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斯大林理论教条的一种反叛,一种极端反应,而正是这种极端反应导致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方针路线错误,造成苏共瓦解、苏联解体,把一个虽有诸多弊端但毕竟尚还强大的苏联推进了深渊。”〔7〕戈尔巴乔夫以“新思维”替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抽象的、超阶级的、全人类的共
同价值,主张全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他批判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变形的”、“被扭曲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它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形成“垄断”:共产党的领导是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造成了“政治垄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妨碍了人们对所有制的选择,造成了“经济垄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影响了吸收人类先进的思想,形成了“精神垄断”。这些垄断导致了各方面的“异化”现象:“政治垄断”导致“人与政治、政权的异化”,“经济垄断”导致“人与生产资料、财产的异化”,“精神垄断”导致“人与文化的异化”。
因此,改革就是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形象地说,要炸毁一切”,以便消除垄断、克服异化。办法是实行多元化,具体说来就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普遍民主”;取消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总之,苏联要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路线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修正”,但对于长期处于教条主义禁锢中的苏联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来说,这种理论却有着极强的迷惑性。它从根本上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抽掉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存在的思想基础和合法性,成为“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8〕。
无论是固守经典词句的教条主义,还是变革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其思想实质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都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甚至,在这一点上苏联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9〕。
(二)切勿自弃阵地:在西方长期进行和平演变的条件下自动放弃意识形态阵地是苏联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一个沉痛教训。
有研究指出,从1917年起到1953年止的36年是苏联意识形态形成、确立、加强和巩固的时期,从1953年开始到1991年12月为止的38年则是苏联意识形态从一个报端向另一个极端发生转变,直至到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剧变和质变的时期。〔10〕在1953年以前的几十年间,苏联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在与世隔绝、封闭和孤立在一国范围内的。这固然同苏联当时所处的被封锁、被包围的外部环境有关系,但苏联采取的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也进一步加剧了与世隔绝的状态。
斯大林试图在绝对“净化”的环境中维护和保持自己意识形态的纯洁性,长期采取禁止人们接触本国和国外非马克思主义东西的全封闭政策。斯大林解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推崇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的顶峰,对斯大林本人的个人崇拜也日渐登峰造极,苏联社会被渲染成社会主义已经建成、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间天堂。与此同时,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却又是简单的、粗暴的。以书报检查制度为例,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从删改列宁晚年著作、禁止《给代表大会的信》和其他文献,到限制发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一切对斯大林理论模式不利的文本;从查禁包括布哈林在内的一切反对派著作,到镇压国内一切有独立见解的、违背斯大林教条的理论学术著作;对国内外和西方文献甚至封堵到了禁止“唯心主义”和所谓“无思想性、敷衍塞责”一类作品的地步。这就使查禁的范围极其宽泛,设限标准的外延无限扩大。经过这样的封杀、镇压,全社会万马齐喑,除了因循守旧、人云亦云的理论教条干万次地为人们所重复以外,思维和理论上的创新根本谈不到。〔11〕这样的意识形态只能是表面繁荣而实质贫乏,难以真正占领人们的头脑。
苏共20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造成了更大的混乱。
“苏联的乱,实质是先把思想搞乱了,而思想的乱又是从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开始的”〔12〕,“赫鲁晓夫的报告改变了整个社会运动的方向,也改变了每个人的精神状态”〔13〕,此后,苏联整个社会的思想氛围发生了重大变化。愈来愈多的人不再相信共产党,不再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失去了理想和追求,玩世不恭或愤世嫉俗的情绪有所增长,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成为生活目标。这种变化为自由化思潮的进一步泛滥准备了思想上的条件。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开了否定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先河。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鼓动下,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在苏联蔓延开来。这股思潮的兴起,始于揭露苏联历史上的阴暗面,起初是一些描写斯大林时期问题的文艺作品,后来蔓延至史学界、理论界和舆论界。
到1987年初,苏联境内就出现了重新评价历史的运动,并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否定历史的思潮。他们在报刊上大量揭露苏共历史上犯的各种错误,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种.种“罪行”,进而攻击和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列宁,否定马克思主义和整个苏联共产党。他们攻击十月革命是少数异类分子发动的政变,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 70年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迷误”;他们把现实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社会主义”、“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非但毫无成就可言,而且给人们带来的“只是灾难”;社会主义是一部“不光彩的历史”,必须与之“一刀两断”、“彻底决裂”。一时间,“告别过去”、“炸毁过去的一切”等口号充斥舆论,成为宣传的主调。
分析这股思潮兴起以至泛滥的原因,有研究指出:这是苏共中央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提出和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结果。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方针。他主张的民主化,是不分阶级、不讲专政和集中的民主,为反对党政势力的崛起打开了绿灯;他主张的公开性,是“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发泄,专门揭露并大肆渲染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和消极现象;他主张的多元论,是允许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的言行合法化,听任资产阶级政党猖狂进攻和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于是,书刊检查制度放松了,后来还完全取消了; 1986年中央的两家刊物换了领导。他们的头头被换成了自由共产主义色彩的“60年代人”; 1987年5月,停止了对美国之音以及其他反苏广播电台的干扰〔14〕……所有这些民主、公开、多元,都是“单行道”,只准发表反对党政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准针锋相对地进行批判;只准反对党政势力毫无阻碍地组织集会、游行、罢工,不准共产党进行反击。在这条方针、路线指引下,敌对势力的手脚被放开了,可以肆元忌惮地进行反对党政反社会主义活动,而共产党自己的手脚却被捆住了,动辄得咎,只能听任敌对势力攻击,束手待毙。苏联解体前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亲历了苏联解体全过程的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中这样说,“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政治局在宣布向公开性、言论自由、全面民主化过渡的同时,并没有把对于从斯大林时期起就在许多方面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歪曲的党和国家的历史加以科学、客观、慎重地重新审视的主动权抓到自己手上,却把这一极为尖锐的、具有强大震撼力的信息工作交到了自己的潜在敌人手上。

那些人后来果然成了公开的敌人,并以此为自己赢得了真理和正义斗士的美称,而且还因此赢得了如果不是带领社会大多数也是带领相当一部分人前进的可能”〔15〕。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列宁早就说过,“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
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16〕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丢失为苏联的演变和覆亡埋下了苦果,苏共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战线上的主动权丧失殆尽,“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17〕整个苏联社会弥漫着严重的信仰危机,社会不满情绪不断加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的变化是苏联演变的先导”〔18〕,“苏东崩溃首先是信念的崩溃”〔19〕。
(三)切勿自毁根基,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是苏联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又一个沉痛教训。
讨论—个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对知识精英的政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而“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文化界出现的各种不同观点、意见和思潮采取简单压制方法,把许多原本可以通过正常的思想交锋和斗争争取过来的人,或是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或者将他们赶入‘地下’,为日后的剧变奠定了基础”〔20〕。在苏联演变乃至解体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批知识分子在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站到了资本主义一边,成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先驱者”。
苏联知识分子曾经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起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业绩,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在科学、文学和艺术创造中也取得了光辉成就。然而,与此同时,苏联知识分子也曾经在多次的_中遭到压制和批判,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地位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严密的行政领导和组织控制下,知识分子的作用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改革方针的错误,政治局势发生动荡,知识分子终于站到了苏共的对立面,抛弃了苏共,抛弃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分析苏联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突出的有如下两点:其一,苏共在理论上始终没有解决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有研究指出:把革命前的知识分子,包括长期从事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知识分子统统称之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旧知识分子”,这种提法有失偏颇。
30年代后期,斯大林虽然宣布,在苏维埃政权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是“新型知识分子”,但始终不承认知识分子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1〕在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斯大林把知识分子同新经济政策期间出现的新资产阶级摆在一起,报告中列举的甲条是工人阶级,乙条是农民,丙条则是“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斯大林在报告中说:“新资产阶级的特点就是他们与工农相反,没有根据满意苏维埃政权。”因为,“我们工业的进展、我们商业机关和合作社机关的进展,以及我们国家机关的改善,有利于工人阶级,有利于基本农民群众,而不利于新资产阶级,不利于一般中等阶层特别是城市中等阶层,所以这些阶层对苏维埃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这里所说的“中等阶层”,实际上就是指的知识分子。〔22〕其二,在政治上,知识分子不仅受到歧视,而且在历次政治清洗和批判运动中,知识分子总是首当其冲,受害最深。尽管从文本中我们可以找到苏联领导人关于知识分子重要性的大量论述,但从苏联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实践来看,苏共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
鉴于知识、技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突出作用,一般来说,没有哪个领导人会公然无视知识分子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因而相关论述总是可以找出不少。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党对知识分子是否具有最基本的信任,到底是“信任并重用”还是“怀疑但利用”。总体说来,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偏重于后者。
中央党校张荣臣教授在分析“苏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时就指出,列宁以及后来的苏共“不把知识分子看成可依靠的部分”。〔23〕列宁认为,他们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受的教育,“当政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的时候,当政权在这些群众的拥护下提出自己任务的时候,我们要在资产阶级专家的帮助下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些专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受的教育,他们没有见过另外的环境,也不能想象另外的社会环境,因此,就是在他们非常真诚和忠于自己工作的情况下,他们也是满脑袋资产阶级偏见,同垂死的、腐朽的、因而进行疯狂反抗的资产阶级社会有着他们觉察不到的千丝万缕的联系”〔24〕。斯大林则认为,“旧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一部分人,还在十月革命的初期就脱离了其余的知识分子群众而反对苏维埃政权,并实行怠工。这一部分人因此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了。后来,其中保全下来的大多数人都被我国的敌人招募去做暗害分子和间谍,从而自绝于知识分子的队伍。旧知识分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较多的另一部分人,在很长时间内还在原地踏步不前,等候‘好日子’的到来,但是后来他们看来是不抱什么希望了,这才决定去供职,决定和苏维埃政权和睦相处”〔25〕。他认为,过去那种认为知识分子“是一种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力量”的观点“是有理由的”,对他们“怀着一种不信任心理,甚至往往变成一种仇视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26〕勃列日涅夫更是明显歧视知识分子,原苏共领导人利加乔夫在2000年秋天曾谈到:当年我们实行这样的做法,每接受三个工人入党,才能接受一个工程师入党。
另一位原苏共领导人卢基扬诺夫则说:自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苏共基本不再接受知识分子入党,只在工人、农民、干部和军人中发展党员。〔27〕“疑而用之”注定了苏联知识分子命运的坎坷。政治上无法得到信任和重用,而当运动到来时,知识分子往往又首当其冲的。苏共对于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导致了苏联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被推入了反对派的阵营。〔28〕当长期受到禁锢的思想领域的一旦打开闸门,知识分子长期被压抑的反叛情绪如火山般爆发。他们先是填补“历史空白点”,实际上是发起对苏共七十年“罪行”进行清算的运动,接着是要求社会民主,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再接着就是用三权分立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取代苏维埃制度。知识分子阶层最终成为这场不流血的“社会革命”的领导者。
(四)一定要对西方的思想渗透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的对策。
20世纪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打破了原有世界格局,令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惴惴不安。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项重要对外战略任务。为此,他们施行过军事干涉、武装进攻的一手。
但随着社会主义政权的日益巩固,在武力行动屡遭挫败后,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们转而采用具有隐蔽性与欺骗性的和平演变手段,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曾说:“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使它们参加我们两种制度之间的一场和平竞赛,这会促进它们的制度发生和平演变”。“从长远来看,在决定苏美之争的结果方面,和平竞赛与保持我们的军事遏制能力同样重要”。〔29〕他强调应“更多地采用政治、经济、文化的手段,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广泛持久渗透手段达到促进和平演变的目标。”〔30〕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演变过程中起了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作用的程度到底如何?政治家和学者们纷纷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和平演变是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决定性因素。如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就认为,和平演变战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里根主义是使苏联垮台的主要原因。她说,里根在“社会主义必败,美国必将更强大”的信念支持下,抓住苏联当时集中精力发展军事力量,而其他方面薄弱(如物质基础)的弱点,通过坚决发展“战略防御计划”,最终拖垮了苏联。她还说,正是“里根打了并且打赢了冷战”。“他是根据一种深思熟虑和精心制订的原则来设法降伏苏联人的”。“最终导致这个邪恶帝国垮台的就是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31〕国内外也有一些学者持相同或类似的看法。
另一种观点认为和平演变只是苏联演变和解体的重要条件,属于外因,不能将苏联解体直接归因于西方的和平演变。曾参与执行和平演变政策的原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说:“造成苏联解体的,并不是西方的政策。而是苏联自身政治进程的失败”,“美国不可能从外部推翻苏联政权,在此方面的直接尝试反而会加强该政权”,“结束共产党在苏联的统治并非美国政策的明确目标”,“美国和西方对苏联的解体没起多少作用,其作用仅仅在于,他们所支持的政策有助于创造使苏联解体的条件。是苏联国内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外部的敌对势力,应该对没有建立起一个可接受的联盟负责”。〔32〕尽管马特洛克的这番话有为美国和西方推脱责任之嫌,但也的确点出了问题的本质。如果说真是西方的和平演变导致了苏联解体,那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距离美国近在咫尺的古巴,自1959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美国曾武装干涉,实行经济封锁、禁运、制裁、培植古巴反对派,不遗余力进行演变、颠覆、破坏,却至今未能将其演变。而拥有核武库的超级大国苏联怎么就被和平演变了呢?正因为如此,对苏联解体的原因作了较深入研究的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就明确反对和平演变导致苏联解体的观点,他说:“无法想象,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33〕陆南泉等人也提出,“说西方对苏联东欧搞和平演变,不错。西方也在中国搞和平演变,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得逞,在苏联东欧却能得逞?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还要分析更加深层的内部原因”〔34〕。
我国国内学者大部分也持这种观点。毕竟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学者们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和关键原因在执政党的变质。决定命运的关键因素在于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这个党,执行的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党的变质引起思想路线的变化———思想路线的变化引起社会根本制度的变化———社会根本制度的变化导致苏联的最终解体。”〔35〕大卫·科茨也说,“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36〕。笔者赞同此论。
辨清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演变和解体中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对之可以有一丁点的忽视,恰恰相反,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东欧的成功实践已经用残酷的事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其“更多地采用政治、经济、文化的手段,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广泛持久渗透手段”和注重“将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第四代人”的特点使得它的确是“一个精明厉害的战略”。〔37〕西方国家已经从中尝到了甜头,必将作为一项长期战略实施下去,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中防止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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