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才战略与教育文化启蒙

我国人才战略与教育文化启蒙

  　[摘要]当前，人力资源已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迈进是我国近年来在人才战略上作出的重大调整，并把“实现教育现代化”作为未来十年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目标。然而，现代化的教育需要与之匹配的新型教育文化，文化启蒙仍然是我国当今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教育文化启蒙的基本维度包括：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从传统文化中传承优秀文化基因；确立人本观念，改变对分数的迷恋与对个性的漠视；崇尚科学与民主，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与学习需求；提升精神境界，塑造开放的心态和国际视野。
　　[关键词]人才战略；教育文化；文化启蒙

　　人才是社会的根基，人才战略关乎社会和国家的兴衰。人才与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教育造就了人才，人才对教育有着巨大的反作用。进入2010年，人才和教育领域备受关注，我国先后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人才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这在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对当代中国的战略规划极具影响力。我国人才战略的规划和调整给教育带来了深刻的挑战，这必将带来教育领域的改革和转型。为了应对人才战略转变所带来的挑战，《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这一构想，由此勾画了未来十年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宏伟蓝图。但是，在传统的教育生态中，教育现代化的理想面临着诸多困境和需要超越的藩篱，其当务之急是培育一种与教育现代化相适应的新型教育文化。
　　
　　一、人才战略地位的凸显与教育的转型
　　
　　(一)从“人力资源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人才培养的战略演变
　　人是社会发展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古人云：“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气也。”中华民族有着重视人才的优良传统，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人才辈出、薪火相传。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才培养一直被看作立国之本，所以有“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之说。但我国对人才培养的认识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也经历了一些变化。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所谓“人多力量大”，人力资源大国的优势自然就确立起来了。但随着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态势的变化，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国力的竞争日益依赖于高素质人才的竞争，我国提出了“从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口号，这标志着我国人才培养战略的重大调整。
　　改革开放之后，“科教兴国”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与之相比翼，“人才强国”的战略也逐渐形成和清晰。1978年在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人才是关键。”这为我国的人才战略指明了方向。2001年，江泽民提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论断，阐明了人才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胡锦涛在会上深刻阐述了科学人才观的内涵，并对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出了全面部署。会后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人才工作的行动纲领。2004年，“人才强国战略”被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进一步提升了人才强国战略在党和国家战略布局中的地位。2010年6月，我国颁布了《人才规划纲要》；同年7月，颁布了《教育规划纲要》。至此，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第二个十年开启之际，我国完成了人才培养的战略规划和部署，未来十年的格局由此奠基，必将助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
　　
　　(二)“钱学森之问”：人才观的转变及其对教育的挑战
　　2009年，享誉世界的科学家钱学森去世。在去世之前，有个问题一直让钱老耿耿于怀，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认为，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尽管钱老将矛头指向了大学教育，但大学教育的根基是在中小学教育，因此，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需要整个教育界去反思。
　　建国60多年来，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浪潮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不断被打破，进而逐渐形成了坚持以人为本、德才兼备、注重创新的科学人才观。什么是科学的人才观?“人才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作出积极贡献，都是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在这一界定中，“进行创造性劳动”是一个亮点，它说明人才不仅要拥有知识和技能，还必须能够进行创造。在2010年颁布的《人才规划纲要》中，这一亮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这意味着人才观在我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即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转向素养型、创造型人才。显然，这种转变对教育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教育优先发展”成为新世纪以来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在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不断发展，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预示着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越来越取决于教育发展、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的水平。在这种背景下，优先发展教育成为必然的选择。1998-2002年，我国顺利实施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素质教育得到不断深化，在基础教育领域推进了新一轮课程改革，课程与教学领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人才培养的三个层次，即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为落实这一要求，2004年，我国开始实施《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对义务教育发展、教育体制改革、高等教育建设、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提出实施“新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可以说，人才观反映了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自身的定位，表达了人们的社会理想，其转变折射出未来人才发展需求的路径。人才观的演变最终会传递到教育实践领域，由此带来教育领域的革新。经过新世纪以来十年的努力，在“推进素质教育”这面旗帜的号召下，我国的教育正在悄然发生一系列变化，直到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实现教育现代化”再次掀起我国雄心勃勃的教育改革热潮，这种改革其实正是对“人才观”这一社会理想的回应。《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是我国新时期促进教育全面提升的一个标志性教育事件。它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目标，在推进和谐社会构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实现教育现代化”这一目标最具有时代感和号召力，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物质上的投入，更需要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内涵。
　　
　　二、教育现代化的抉择与文化启蒙
　　
　　(一)应然与实然：教育现代化的界定与困境
　　现代化一直是当代中国人的一个梦想。在教育领域实现现代化，应该是教育界未来几十年内最高的理想与诉求。所谓“现代化”，其意义应为“由不发达社会成为发达社会的过程和目标……其标志为政治民主、理性主义、科学精神、社会流动和现代化人格。这一概念层域在教育界的行业内化，应是以教育体制、教育机制、教育投资和教育实施方式的不断革新来带动人际、管理效率和思维模式等的实际创新与发展，充分体现了教育的现代性特质”。《教育规划纲要》对“教育现代化”的特质进行了界定：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以及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显然，教育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的较高水平状态，它意味着对传统教育的超越，其核心是培养出适应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新型劳动者和高素质人才，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教育领域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顽疾，它们像路基上的塌方，对教育现代化的进程设置了障碍，阻滞了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概括起来，这些顽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教育发展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体现在多个方面：东部学校与西部学校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城市学校与乡村学校之间发展的不均衡、重点校与薄弱校之间的不均衡……尽管问题很复杂，但毕竟这些不均衡现象的存在严重挑战了“教育公平”这一基本的社会原则和理念。
　　二是职业教育滞后。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可谓命运多舛，在“教育精英化”的集体无意识影响下，职业教育多年来一直未被认同。然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需要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如果不能培养一大批“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职业人才，我国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必然受到影响。
　　三是道德教育困难重重。长期以来，我国的德育是一种“知性教育”，即把道德教育作为一种学科知识来教授。显然，这种德育注重课程内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但忽视了德育方法和方式的恰当性，导致德育的价值取向与对道德修养主体的内在要求产生错位，花了大力气，效果却不理想。
　　四是“应试文化”泛滥。以考试为核心的教育机制经过几十年的反复调试和操练，目前已经成为一部精密的“应试机器”。这部机器所追求的就是将传输的效率最大化，将教科书的知识最大限度地复制到学习者的头脑中。这部机器已经将学生、教师、家长甚至整个社会都绑架于其上：学生面对的是学不完的书山题海，教师身心疲惫，家长心力憔悴……“应试文化”已成社会的负荷，但人们仍沉迷于其中，茫茫然不知所为。
　　五是学生创造力不足。“文化复制”式的教育强调知识的授受，必然导致学生长于记忆而短于创新。于是，我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高考“状元”，我国学生也获得了无数的国际性奖牌，然而那些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创造发明有多少是出自中国人之手呢?时间的推移并不会必然带来改善的结果，数十年已过去，学生的创造力问题仍然是当今我国教育绕不开的一个门槛。
　　从深层次上来说，教育文化是形塑教育现实的最根本力量。上述顽疾的存在恰恰说明背后的教育文化并没有在现代化的方向上得到充分的培育，因而文化的阻滞是当前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根本性问题之一。
　　
　　(二)成熟与理性：教育现代化的文化启蒙
　　“启蒙”这一概念是与近代欧洲的启蒙运动分不开的。面对当时的封建专制和宗教教义的束缚，启蒙思想家们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作为斗争的武器，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化的进程。关于什么是“启蒙”，哲学家康德(I.Kant)有一段著名的话：“启蒙就是人从由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走出来。不成熟是指一个人若无他人指导便不能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因此，启蒙运动的格言是：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可见，在康德看来，启蒙的目的在于促使人类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在别人指导下运用理智到独立自主地运用理智，它呼唤的是理性与科学。“在18世纪的欧洲，康德将启蒙解释为从宗教教义的束缚中实现自我解放。”在康德时代，启蒙的对象是中世纪的宗教迷信，是一种“祛魅”的规则，也就是借助真理去摆脱封建愚昧和宗教迷信。正如美国一位科学史学家所言：“启蒙运动并不是一套固定的信条，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设想的为建设性思想和行动开辟道路的批判态度。”
　　与近代欧洲的启蒙运动相比，中国的文化启蒙是一种“外源性”的文化输入过程。也就是说，近代中国是在欧洲科技文明发展起来之后，受到后者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入侵而不得不进行文化抉择的结果。这意味着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启蒙是在或缓和或激烈的文化对话中进行的。而给人以冲击力的是几次激烈的文化对话，如“洋务运动”“五四运动”等。教育上的文化启蒙受到这些激烈的文化革新的影响最大。
　　但是，中国的文化启蒙并不彻底，包括“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很快也因为内忧外患、战乱不断而被迫中断。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一直没有真正形成一种“可以运用自己理智”的成熟的教育文化，更没有形成与先进的现代文化相匹配的教育文化。1931年，钱穆先生在谈到当时教育革新时有这样一个判断：“中国创办新教育，自前清同治初元迄今八十年，始终不脱两大病。一日实利主义，一日模仿主义。实利主义之病，在乎眼光短浅，不从本源处下手。模仿主义之病，则在依样葫芦，不能对症发药。其实二病仍一病也。病在始终缺一全盘计划与根本精神。”钱穆先生所提到的“根本精神”乃是影响教育之根本的文化根源。在今天，又一个八十年已经过去，钱穆先生所呼吁的“全盘计划与根本精神”似乎仍然没有在中国的教育土壤中确定下来。　尽管如此，我国并没有放弃革新教育、推进教育文化启蒙的努力。《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是中国人努力培育新的教育文化的又一次契机。但未来的文化启蒙不能再走“五四运动”时期为移植西方理性文化而与传统文化割裂的老路，而应在批判接受世界先进文化的同时，弘扬“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传统文化，进而培育与教育现代化相适应的成熟的新型教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