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知识转型视野下的“命学”

近代中国知识转型视野下的“命学”

在中国，关于命运的思考自古有之，与此相关的学问也一直存在，所谓“命学”(命理、命相之学)不绝如缕。广义上讲，这一学问是有“学”有“术”或有“道”有“器”的。“学”或“道”是关于命运的各种思考与解说，在儒家、道家、佛家学说中，特别是在儒学第二期的理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术”或“器”是它的操作层面，其文献大多存在于子部的术数类书中，大致以预测为主，主要体现在占卜、算卦等具体行为上。狭义而言，“命学”仅指体现在术数类书中，以预测为主的“学问”。到了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代，有关命运的“学”的思考仍有一些空间，被分化在西式近代学科的不同领域中；而“术”在新的时代环境和近代分科体系下几无生存空间。这样一种状态，无疑使得“命学”被边缘化。由此所带来的变化，不仅是部分读书人生存轨迹的改变，而且关联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思考和与此相关的个体行为的转变。所以，研究知识转型视野下“命学”的边缘化问题，学术意义颇大。
    一、知识转型的时代语境
    总体而言，在古代中国，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是身心家国一体，讲求为学和为人的统一，立言、立功、立德三位一体，最高境界为立德。这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读书为学融为一体，并无明显的矛盾冲突。因此，读书人对命运问题的思考和举措也融入为学与为人的统一中，“命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是很自然的存在的。无论是作为形而上的儒、道、释各家命运学说，还是作为形而下的占卜、算卦等命运预测行为，都在读书人的生活视野中常态存在，甚至成为他们日常修养的一部分。而且“命学”的形而上与形而下在他们那里是协调一致的，理学家可以在探究命、运、性、情等观念的同时，在生活实践中进行着占卜、算卦等预测活动。
    这样的情形到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期发生了巨变。随着读书人在身份上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其所认同和服膺的价值标准发生变化，“命学”也就无法保持过去的那种地位，而不得不边缘化了。当然，这样的变化离不开知识转型的时代语境。
    所谓知识转型，是指知识体系发生变化，即知识内容的更新和表现形态的改变。在中国，应指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发生变化，即向西方近代知识体系接近和转变，其核心是学术体系的变化，也有学者称之为学术转型。一般说来，清末民初是中国的知识转型时期，其核心是中国古典学术形态向西方式的近代形态的转换，即由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向文、理、法、商、农、工、医七科之学的转换。这一转换大体经过20年左右的时间，即从1898年之后到1919年前后(戊戌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经清末、民初两代人的努力而完成。这样，中国学术从古典形态走出，进入到近代形态，直到今天，已形成新的学术传统。
    知识转型之所以出现，时代的剧变当然是主要因素。近代的中国，内忧外患不绝，尤其是外来势力的冲击，李鸿章所谓的“三千年一大变局”，曾纪泽所谓的“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无疑都反映了外来冲击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巨大震动。震动之下，各方面都在发生或隐或显的变化，知识体系也不例外。在知识体系的变化中，西学成为触媒。
    尽管在明末清初时，西学在中国就有一定程度的传播，但传播的范围和内容十分有限，未能改变中国绝大多数读书人原有的知识结构。不过鸦片战争后，这种情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西学的传播力度急剧增大，另一方面部分中国读书人开始认真审视中西两种文化，探寻西方文化的进步意义，学习西学以自强。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和戊戌变法期间，读书人对西学有了普遍性的反应，开始自觉接受和引进西学。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异质文化，西学的大规模引入和被适度接纳，使得传统中学的知识结构体系和发展趋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导致新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的出现。
    所谓新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是指西方近代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学术分科观念已开始为一些中国读书人所了解和接受，如郑观应在1884年所作的《考试》一文中开篇即云：“泰西取士之法设有数科，无不先通文理算学，而后听其所好，各专一艺。武重于文，水师又重于陆路”①。这显示郑氏不仅对西方学术分科观念深有了解，而且还接受了西方“各专一艺”的分科观念及其分科立学的原则，所以他在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方案时，即主张专考西学。甲午战争之后，随着西书翻译的增多和西学传播规模的扩大，西方近代学术分科观念为越来越多的中国读书人所了解和接受。他们开始突破中国固有的“经、史、子、集”分类法，用西方知识观念解析中国传统学问，如严复在将《天演论》、《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穆勒名学》等西方社会科学著作译介给国人时，常通过序文、凡例、按语、夹注等形式不断援引中学内容，与所述西学比较、对照、印证，在《天演论·自序》中，他便有这样的论断：“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②。严复的这类论述，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等学术大家皆循此路径做了不少交融中西学术的工作，用西方近代学科分类标准来汇通中西学术，尝试构建中国自己的、新的知识系统，如刘师培在《周末学术史序》中，即借用已接受的近代西方分科观念来反观中国传统学术，将周末学术分为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教育学、理科学、哲理学、术数学、文字学、工艺学、法律学、文章学等十六类③。这样，中国固有的经史之学便被配置到了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及知识系统中。
    当然，新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仅靠部分学者的呼吁是建立不起来的，还需要充分的制度保障来为其开辟通路。在这方面，新式学堂的设立和新学制的实施，起到关键作用。出于自强和变革的需要，洋务运动时期已有一些新学堂陆续设立，戊戌变法期间又开始设立中国第一所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显然，传统的经学、史学、诸子学、词章学等已不适用于这些新式学堂，于是这些学堂纷纷按照西方的分科立学原则和分科治学观念设置课程。渐渐地，不仅新式学堂如此，传统的书院也开始分斋设学、分斋治学，变革旧课程，开辟新科目。这种形势的发展，最终促成了新学制的诞生。新学制以效法欧美的日本学校课程设置为蓝本，把中国固有的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四部之学”，最终转向包括“文、理、法、商、农、工、医”在内的“七科之学”。从此，中国学术按照这一分科体系走上新的发展道路。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体制建立、各类西式分科基本固化以及用“整理国故”方式研究传统学问成为共识，中国近代学术才算真正建立起来。
    在知识体系转型的同时，读书人的身份也在发生着变化，即从“士”转换为“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读书人处在士、农、工、商社会序列的首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清末社会变革中，伴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则为古老的科举制的废除，而科举制废除的直接后果就是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受到极大冲击，并造成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因为“废科举兴学堂的直接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于是“士”逐渐成了一个历史范畴，代替它的是近代教育制度培养出的知识分子，“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⑤。作为能在社会上自由流动的群体，知识分子的构成和社会功能自然与士有很大不同，他们不再是官吏基本来源的四民之首，不再承担着广泛的社会教化功能以及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责任，而是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各方面专业人才，以一己之专业素养贡献于社会，即由于身份和功能的变化，他们大多不再是知识系统里的“通人”，而成了不同领域的“专家”。士之“通人”之学所讲求的修身与治学融为一体，在知识分子的“专家”之学里越来越没有市场，中国固有的修身与治学一体的观念逐渐转换为二者分离。
    也就是说，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代，新兴的知识分子大都由“通人”转换为“专家”，求学和治学成为一种职业行为，不仅与修身养性关联不大，甚至与治国平天下也渐趋分离。这当然与近代西方知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渐趋主导密不可分。于是理性上倾向西方成为较普遍的现象，而在感性上、在生活实践中，并非可以彻底理性化，中国传统的因素仍大量保留。理性认识和感性实践的矛盾，使得一些知识分子对命运的理性思考和具体实践产生分离，“命学”因此也无法保持过去的完整性，只能步向边缘。
    二、知识分类和“命学”的边缘化
    在古代中国，有关“命运”的思考和论争从未停止过。从先秦诸子百家到清代儒者，历朝历代的读书人无不留下思索和实践的记录，并以各种面貌呈现出来，进入中国固有的知识系统中。
    中国固有的知识系统形成甚早，应是在雅斯贝斯所言的“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之际，而对此系统予以分类或分科亦应是同步进行的事情，至少在汉代已趋完善，具体体现在作为知识之总括的典籍分类上。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所编之《七略》，已然是颇为专门的典籍分类目录。《七略》由《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组成，其中与广义“命学”相关的思想和知识分布在《六艺略》所包含的《易》、《书》、《诗》、《礼》、《春秋》、《论语》等典籍里和《诸子略》所包含的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等诸子学说中，甚至在《诗赋略》中的“屈原赋之属”等诗赋中也有鲜明体现。而与狭义“命学”相关的知识集中在《术数略》的五行、蓍龟、杂占等类别中，这几类是《术数略》的核心内容。所以，研究中国“命学”的流变，术数类知识的变化和走向是考察的关键。应该说，秦汉时期中国的知识系统已大致区分为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这体现在《七略》的六部分科中⑤，六艺(即六经)和诸子的地位最高，显示作为中国学术之源的六经和六经之支流的诸子，构成了知识系统中的“道”，而术数、方技等类则为“器”，地位相对低下⑥。不过尽管如此，《术数略》毕竟为《七略》之一，相较后世，这已是术数类知识地位最高的时期了。相应地，也可视作是“命学”地位最高的时期。
    唐初修撰的《隋书·经籍志》对先秦到唐初的典籍加以整理分类，建立起隋唐时期的学术分科体系和知识分类系统。在这一系统里，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取代了汉代的《七略》分类，而且直到清代，四部分类始终被沿用。从“命学”的角度看，与广义“命学”相关的知识和思想在经、史、子、集四部中都有分布，而与狭义“命学”相关的历数、五行之学则列于子部之下，即术数类知识从《七略》中的一大类，降为子部下的一小类。从“道”和“器”的角度看，有关形而上之“道”的知识在数量上急剧增长，反映在四部目录中此类书籍的比重上升很快；与此相反，有关形而下之“器”的知识在数量上增长不快，成为目录中的小类，地位自然也就降低了。这与重“道”不重“器”的观念愈益强化密不可分，特别是在科举取士的大背景下。在清代修纂《四库全书》所形成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四部分类得到极大完善，达到中国古代典籍分类的最高水平。《四库全书总目》里，与广义“命学”相关的知识和思想仍分散在经、史、子、集四部当中，而与狭义“命学”相关的知识则集中在子部的“术数类”中，包含“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等子目。这一分法与《隋书·经籍志》一脉相承，表明狭义命学”知识在典籍分类中的地位自唐以来没有改变。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中对子部知识体系的逻辑关系有所阐发，认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这六类“皆治世者所有事也”，在子部知识系统中最为重要，而“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在他看来，这两类知识，“皆小道之可观者也”⑦。这番话透露出时人根深蒂固的道、器观念，而且视术数类知识为“或有益或无益”，难下结论，仅以“其说久行，理难竟废”为理由而列入子部。由此可见此类知识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亦可见狭义“命学”的地位。
    尽管《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排序已说明了狭义“命学”颇为边缘的地位，但毕竟“其说久行，理难竟废”，还是在子部知识中堂皇存在。而到清末民初知识转型之际，这种存在成了问题，成为被忽略或革除的对象。
    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是个复杂的过程，晚清时期知识界关于引入西学改良中学甚至改造中学的各种言说始终不绝，但真正落实到制度层面则是到了清末新政之时，体现在新学制的制定与实施上。1901年，清廷决定推行新政，并将废科举、兴学堂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制定和实施新式学堂章程，提到日程上来。经张之洞等人的努力，在1903年终于制定出一系列新式学堂章程，并奏请清廷，以《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等为名公布实施，建构了一套新式学制。这套学制规定大学堂分八科设学，即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从这八科下所分的具体学科门类来看，中国固有学术中的经学、史学、文学等在经学科和文学科中得到保存，引进的各类西学在政法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中确定下来。于是，“中国以经、史、子、集为骨架的‘四部之学’知识系统，被包容到以西方学科分类为主干之‘八科之学’的新知识系统之中”⑧。在这一新知识系统中，与“命学”相关的形而上层面的知识，因分散在固有的经学、史学、文学中，故仍能在经学科和文学科里占有一席之地。而子学遭到排斥，未作为一科列入，子学下的术数类知识也就无法进入这一系统，从而导致狭义“命学”与新知识系统无缘。
    张之洞的“八科分学”方案在中华民国建立后被修正。1913年初，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大学规程》，对大学所设置的学科及其门类作了原则性规定，决定大学取消经学科，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农科、工科、医科等七科。从此，中国学术开始摆脱经学束缚，创建起类似近代西方的学科门类和知识系统。在这七科中，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中国固有学术体系中的经学、史学、子学和集部之学大体被“文科”消融进去，表明“四部之学”已被纳入到“七科之学”知识系统，即从中国传统知识系统转向西方近代知识系统的轨道。就“命学”而言，形而上层面的知识和思想继续存在于包容了经、史、子、集的哲学、文学、历史学之中，特别是对“命运”、“命理”问题思考最多的儒、释、道，基本被纳入哲学范畴。在哲学思维笼罩下，形而上的“命学”开始进入一片新天地。至于以术数类知识和实践为代表的狭义“命学”，仍无法实现近代转换，未能进入新知识系统。在被主流知识系统完全排斥的境况下，这样的“命学”彻底边缘化了。
    西方近代知识系统真正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发挥实际效用，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北京大学。由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北京大学，在民国之初的几年里，仍为一“官僚养成所”，直到1916年底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本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宗旨改造北大，才使北大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中心。在这里，教育部所公布的分科原则得到真正贯彻，各类西式学科基本固化，教学、科研一本于此，现代大学体制建立起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氛围下，以北大为代表的西式学科分类和研究取向在中国愈益稳固。与此相对，作为旧文化的代表之一，传统“命学”只能越发式微了，不仅狭义“命学”难有空间，就是形而上的“命运”、“命理”思考，也因与西方哲学重本体、重认识、重方法的根本取向不符，是所谓“人生哲学”，而在哲学讲堂上难以居于主导地位。可以说，边缘化是“命学”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完结之际不可避免的命运。

    三、读书人身份、态度的变化和“命学”的衰微
    与知识转型进程相伴随，读书人的身份也在发生着变化，由传统的士转向近代知识分子。在士人那里，知识不是全然外在于人的客体，而是主客相融的产物，因读书治学并非单纯为了求知和获得学术真理，而是出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需要。这种治学与修身一体的状况，使得士人讲求的学问是以博通为基础的，“道”与“器”在他们心目中虽有高低之分，但也有内在的一致性，如在“命学”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他们往往能够协调起来，并不发生冲突，或至少不发生大的冲突。不过到了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代，随着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
    知识转型是以学术分科为表征的知识体系的变化，即西方近代知识体系逐渐取代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西方近代知识体系大体形成于18世纪启蒙时代，它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源于古希腊的对知识与真理的获取与客观把握，而非将知识、真理和修身之类的德行培养联系在一起；二是科学化，以科学的名义界定所有事物，分门别类，此前在西方知识系统中存在的星相学之类由此被打上“迷信”标签，逐出学术之门。对中国而言，接受这种特点的知识体系只是晚了一个多世纪而已，所引发的读书人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变化，无非是接近于西方。一方面，随着读书人社会身份的变化和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读书治学渐成职业行为，知识成为客观对象，不再与人的德行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分类之学取代博通之学，使得读书人的知识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由“通人”变为“专家”，而且是科学思维下的“专家”。当然，这样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清末民初两代学者的进程。不过对“命学”而言，转变的发生和转变程度的深化，是个越来越不利的事情。
    晚清学者热衷西学，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是理性层面思考的结果。但是，传统的巨大力量、自身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的直接影响等因素，使得他们在感性生活实践上还是更多地认同过往的一切，这在清末读书人对待“命学”的态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些倾向西学的知识分子在涉及“命运”的理性思考和解说时，已开始跳出固有窠臼，引用西方观念和思想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但在日常生活层面，还是时有占卜、算卦等行为，形而下“命学”的强大魅力仍在。这方面严复之所为便是典型。在广泛传播西方近代思想，以天演进化学说为民族、国家命运把脉，大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同时，日常生活中的严复颇多占卜算卦之举，如在其宣统三年(1911)的日记中，时有这样的记载：“占财，大有。寅木财爻极旺，虽空不空。世爻暗动，巳官生之，寅爻尅之。此富贵逼人之卦也，断其必得。后果于甲寅实空之日得之(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占升官。官爻值日而化，进酉逢月破，应于巳月”；“辰月丙申日占，弟痘症业已临危，得未济之革。申己合而长生，亥水虽为月建所尅，为日辰所生，而持世又申爻独发，以得气有力之父爻而生，兄弟戌爻又为月破，此症当活也。后于酉时得医，己亥日愈(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卯月甲寅日占风水，困之节。卦由六合化，六合本是吉占，又得日月扶植之，旺财持世，而化回头，生之应爻，生之自身。可谓美满矣”；“占弟被论吉凶，得困变恒、金。午鬼极旺而动，化兄弟而用爻，又化退神，此外毫无生扶，其凶必矣。虽得生于日辰，恐不敌也。后于申年，遂被极刑(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占婚而得日值之，兄弟持世，卦由六冲而变六合。父爻发动生世，应为忌神，与卯木同动，化剋为生，当主离而复合”；“占出行，得明夷变小过，水。世临官动，化回头生，应临子孙，动而尅世，是宜成行。但为子日所合，须俟午日冲子，然后成行”⑩。这里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证严复日记中的卜卦释词，是为说明卜卦是严复生活中的常态。其所卜算的内容很广泛，包含发财、升官、疾病、生死吉凶、风水、婚姻、出行等，是人们俗世生活中最为关切的东西。其中不少是应他人之求而代为占卜的卦，说明卜卦也非完全是个体的私密性行为。甚至在一些释词后面严复还记下事件的结果，以示所卜之卦的灵验。
    应该说，对严复这代读书人而言，日常生活与占卜算卦相连，并非是多么奇异的事情。尽管知识转型开始在他们身上发生，但他们毕竟属于过渡的一代，自幼起所受的教育都是中国传统教育，即以博通为根基的治学修身一体的教育，后来所接受的外在于他们的西学，只不过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并未能对他们的生活态度发生根本影响。所以，在日常感性生活层面，他们仍能像古代读书人那样对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命学”兼容并蓄。实际上，以“科学”面目出现的西学和中国形而下的“命学”是难以相容的，西方思想的理性崇尚与占卜算卦的生活行为之间有巨大落差，如果一个人将西方理性完全内化于身心，而不仅仅是把它作为外在于己的知识与思想，那么他是很难认同日常生活中的占卜算卦行为的。只是在严复这代人那里，对西学的认知还未达及此等程度，“科学”认同的社会环境也未形成，所以他们并未自觉体认到其行为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性。
    进入民国之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科学”认同的社会环境基本形成，新兴知识分子对待“命学”的态度就与他们的前辈有了较大不同。已有学者作过研判，新文化运动时树起的“科学”旗帜，其内涵不仅是指科学知识、方法、精神，更是指一种价值观，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信条体系，一种规范性的评价尺度，即所谓的“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11)在这种信仰的笼罩下，新文化运动期间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形，“只要与科学、理性相违的一切传统文化及行为皆为迷信，包括儒家伦理、宗教、帝制、民间信仰以及风俗等等”(12)。陈独秀就曾明确指出：“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像那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说，万万不足相信的。”(13)如此的氛围和时代环境，自然对“命学”特别是狭义“命学”的发展极为不利，以至于民国年间从事“命学”者也要极力向“科学”或“哲学”靠拢，如袁树珊《命谱》前有《序》言：“科学名词，吾国古所未有，由转辗迻译而来。解之者曰：‘凡为有系统之研究者，是之谓科学。’然则吾国专门技术，何一而非科学耶?润州袁树珊先生，以所辑《命谱》见示。余曰：‘是亦科学也。……’先生前有《述卜筮星相学》，推演而贯通之，科学之精义，昭然予世以共见。或疑为秘闻，陋已”(14)。“星命学为吾国哲学专科。……窃谓是书(指《命谱》)果能流传区宇，使之人手一编，久必改进国风，消弭世变，同登于人类进化之盛运，然后见哲学之明效大验也。”(15)将袁氏“命学”比附为“科学”或“哲学”，显然是时代大潮的产物，亦有为“命学”在近代学科体系和学科分类中争正统、争地位的考量。这种考量恰恰说明“命学”已处在极为边缘的境地，正在走向衰微，不得不借助“科学”话语力争一席之地。
    尽管作了种.种努力，但“命学”仍为民国主流知识界所排斥，特别是形而下的狭义“命学”，始终难登大雅之堂。有一例证很能说明问题。在为袁树珊《述卜筮星相学》作序的人当中，有一位号称信奉唯物史观者林庚白，曾自述道：“前几年我对于卜筮星相，觉着有点好玩，所以闲空的时候，常去研究研究，而且因为了一时的兴致，写了一部《人鉴》，很风行一时。当下我的朋友，有许多不以为然，他们说：‘你是相信唯物史观之一人，为甚么提倡这些，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后来看见《语丝周刊》，钱玄同居然骂我浑蛋”(16)。林的朋友和钱玄同的态度，恰能代表当时知识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毕竟在经历知识转型和五四洗礼之后，已成型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在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方面都更接近于西方，学术界中人大都是具有科学思维的“专家”，所秉持的西方理性、科学观念使他们无法容忍心目中非“科学”的“命学”存在。当然，也有一些被视为“保守”的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仍给“命学”留有一席之地，如著名学者吴宓在其日记中就不时有卜卦记载，这里略举几例：1937年7月28日，“寝前，仍卜《易》占明日吉凶”(17)；1939年3月25日，“近日心神恍惚，忧父在西安遇难。今晚尤惶扰不宁。乃用闭目开书，手指某页一句之法占卜”(18)；1946年7月6日，“以《蒹葭楼诗》祷卜宓本年应在清华抑往武大，得句云‘义方教子恩及侄’。宓以为子指淑，侄指克强，此句似命宓回清华之意”(19)。从这些记载来看，吴宓之卜卦，有其特点，一是此举非生活常态，往往是在时代剧变和人生的某些特定时刻才占卜。如1937年7月28日的占卜，是在“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即将进北平的关键时刻卜吉凶；1939年忧父之卜，也是因西安遭日军轰炸、军情危急之故；1946年的占卜，则是面临关键选择，为定行止而卜。二是为自己占卜，私密性很强。从日记看，基本未见吴宓为他人卜卦的记载，这和严复大量为他人卜卦，形成鲜明对照。无论如何，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下，尽管吴宓对“科学主义”颇有微词，但也不能不顾及整体的社会环境，无法公开从事主流知识界所界定为“迷信”的卜卦活动。实际上，在吴宓这代知识分子那里，西方思想的理性崇尚和个人中国式感性生活实际的分离，较之清末严复那一代更为明显，内在矛盾冲突也更大，在各种有形无形因素的制约下，一些生活实践只能越来越个人化、私密化。这样的事实本身，就已表明中国式的“命学”不能不走下坡路。
    总之，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总体格局下，不论就知识分类而言，还是就读书人社会身份和态度的转变而言，都对传统“命学”颇为不利。“命学”中的“学”或“道”，被分离在近代不同学科中，主要是在哲学层面讲求，但因与西学主流不符，在哲学中也难以占据主导地位，日趋边缘化；“命学”中的“术”或“器”，命运更是不佳，在愈益强大的科学主义潮流面前败下阵来，从文化“大传统”的一部分沦落为“小传统”之一，走向衰微之路。“命学”的这一历程，值得今日反思者极多，本文只是大体描述一个框架，一系列相关课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注释：
    ①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上》，载《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1页。
    ②严复：《天演论·自序》，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19、1320页。
    ③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载《刘申叔先生遗书》，1936年宁武南氏排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重印，第503页。
    ④罗志田：《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载《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页。
    ⑤在《七略》中，《辑略》是“诸书之总要”，因此《七略》分类实为六分法，即将典籍分为六大部类。
    ⑥《论语·述而》载：“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对“道”和“艺”(或曰“器”)之先后、高下进行区分的观念，显然对秦汉时期及其后中国知识系统的构建有深远影响，《七略》仅为一例。
    ⑦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载《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69页。
    ⑧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⑩《严复日记》，载《严复集》第五册，第1506-1510页。
    (11)J·韦莫斯：《唯科学主义的本质与起源》，转引自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12)宋红娟：《“迷信”概念在中国现代早期的发生学研究》，《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8年第4期。
    (13)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载《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0页。
    (14)王清穆：《序》，载袁树珊《命谱》，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15)董伯骙：《序》，载袁树珊《命谱》，第2页。
    (16)林庚白：《序》，载袁树珊《述卜筮星相学》，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17)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0页。
    (18)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七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