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2)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

　　四、问题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中国经济学界孜孜不倦地“西学”过程中，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一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生吞活剥”和“滥用数学”现象。一方面，表现为理论上的“盲目崇拜”与“拿来主义”，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可以包医百病，能够完全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表现为方法论上的机械照搬。尽管“标准的现代经济学方法”，包括丰富的内容，要经过长期的基础教育培训才能被理解和掌握，才能被运用，但是，很多学者和学生却机械地套用西方经济学的标准模型，不加任何修正地分析中国问题。还有些人认为，只要学好数学，什么经济学问题都能解决，于是，出现了滥用数学、数学帝国主义的现象。这说明，经济学界在学习西方经济学上还处于“照猫画虎”阶段，并没有很好地“吸收”。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本土学者和学生中间，也包括一些“海归派”。尤其是“本”、“硕”、“博”连读的年轻“海归派”，他们对中国经济缺乏切身的理解，回国后应该进行必要的转换，但是，有些人却直接把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嵌入式”移植过来，习惯用标准的“美国范式”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
　　二是在经济学界“西学”“主流”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被边缘化。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理论并行的“双轨制”，教育方针和目标不明确，以及在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等问题。［15］让人深省的是，虽然中国政府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而非美国模式，但是，中国经济学界却把美国经济学模式视为理想的模式。
　　 三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被淡化是不争的事实，但存在如何协调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和经济学界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主导之间的矛盾。随之，还会派生一系列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被淡化和边缘化条件下，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否继续主导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学究竟向何处去，等等。对此，可谓观点纷争，众说纷纭。有四种代表性的观点。
　　1. 西方主流化。认为经济学是理性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和国籍性，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成果，中国搞市场经济就必须要遵循这一先进成果，所以，没有必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也不存在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2. 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以马克思主义或者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自然，在经济学界也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和主导。
　　3. 西方主流本土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不科学的，必须从实际出发，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本土化和中国化的改造，把其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用以解决中国问题。
　　4． 综合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古今中外各学派之长，构建中国的经济学。本文认为，“西方主流化”和“马克思主义化”都是“外来化”，历史证明其是行不通的，后两种观点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以下原则。
　　1.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社会各种现象的复杂性，仅靠高度抽象的数学模型和公式难以解释其全部。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其发展的特殊性，很多问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所以，中国经济学不能复制美国模式或者任何其他模式，必须对其进行理论创新，走本土化和中国化之路。
　　2.自经济学问世开始，就存在各种观点的交锋，这些纷争不仅体现在对经济学现象和经济运行的认识水平上的差异，更体现为学者在阶级、阶层和国家利益面前立场的分歧。退一步讲，即使经济学没有阶级性，但是一定是具有民族性的。任何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都会俯首称臣，沦为婢女。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一方面宣扬世界主义和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为英国搞了很多政府保护的特例。同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方面宣传自由主义原则，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美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进行隐性和公开的贸易保护，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去侵害他国利益。所以，不存在“超民族”的经济学，因此，中国的经济学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导向。
　　3.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学一直依靠“进口”而生存，改革开放之前从苏联舶来，改革开放之后从美国舶来，事实证明都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必须依靠自主创新。这不意味着一切从头再来，必须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只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站在国际的高度进行理论完善和创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西学和模仿仍然是未来不可缺少的环节，关键是从中国实际问题出发进行创新。经济学范式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一是纵向批判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每次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可能会带来经济学的革命和创新。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一些“智者”在历史事件中能够进行反思，修正和完善已有的假说和方法。而“智者”的出现离不开教育培养。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教育创新是基础、核心。教育创新不是从大学开始，而要从幼儿园和小学开始培养创新的意识和环境，这虽然是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但又是不能回避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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