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3.0:生态文明下的绿色发展(2)

中国发展3.0:生态文明下的绿色发展

　　七、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三个主要领域
　　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因此，中国未来30年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在生态文明的原则上实现发达国家在传统模式中实现的“三化”，即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就是要实现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新型现代化。
　　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化。这是要通过从线形经济向循环经济的转变，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产业化的转变。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化需要从小循环、中循环和大循环三个层面入手，从而消除传统生产“先污染、后治理”的状况。在作为生产个体的小循环层面，通过设计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使企业在生产领域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目标。在共生组合的中循环层面，通过企业或产业之间的废弃物利用与生态产业园区建设，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一个企业或产业产生的废气、废热、废水、废渣在自身循环利用的同时，成为另一企业或产业的能源和原料。在区域间的大循环层面，通过发展把废弃物资源化的静脉产业，例如废旧物质回收利用、中水回用以及废热回用等，在更大的范围内建立产业间的物质交换（虚拟系统）。在衡量指标上，生态文明的工业化可以用单位生态消耗的工业产值或GDP来表示，因此需要冲破传统上只是用劳动生产率（劳动的产出）与资本生产率（资本的产出）来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做法。
　　生态导向的新型城市化。这是要通过从蔓延型城市向紧凑型城市的转变，实现我国城市发展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型城市化的转变。生态导向的新型城市化包括了紧凑的建筑、紧凑的街区（例如城市中的组团）、紧凑的城市（例如由城市与郊区组成的城乡一体化都市区）、紧凑的区域（例如有许多城市组成的一体化发展的大都市带）等内容。未来的20至30年间，如果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围绕具有区域中心意义的大都市发展若干个相对紧凑的城市区域或大都市带，如果它们能够吸纳将近7—10亿左右的人口，那么中国就可以利用相对有效的土地资源和空间资源实现生态文明意义上的城市化。在衡量指标上，生态文明的城市化可以用单位自然消耗的宜居人口或其倒数即居住者的人均生态足迹来测量，因此需要冲破传统上只是用城市规模大小（土地规模、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等）来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做法。
　　生态导向的新型现代化。这是要通过从物质主义的消费方式向功能主义的消费方式的转变，实现人民福利水平从传统现代化向新型现代化的转变。因为对消费者而言，产品的购买和使用主要是为了达到某种功能而不是占有物质本身。传统现代化引导消费者去关注物品和服务的交换价值，而生态现代化是要引导消费者关注产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例如，对于城市

拥堵地区的出行来说，坐地铁等公共交通实际上可以比自己开车更具有功能满足上的意义。如果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建立功能导向的生活方式，那么就可以既提高生活质量又降低自然影响。在衡量指标上，生态文明的现代化可以用单位物质消耗的生活满足或单位服务的物质消耗来表示，因此需要冲破传统上用物质消耗大小或者占有财富大小来衡量生活水平的做法。
　　八、生态文明要渗透到物质、制度、思想三个层面
　　虽然党的十七大报告把生态文明确立为除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外我国发展的第四个支柱，但是在操作实施上，生态文明却是需要渗透到社会发展的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才能展开的，因此中国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包括了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等系统化的内容。在促进中国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操作化方面需要确立下面几点前提性的认识。
　　第一，中国的生态文明要落实到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化三个方面。正是这些大规模物质层面的建设为中国提供了走生态文明的有利条件。这是因为，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是经过200多年慢慢创建起来的，成熟但是传统的物质设施（包括城市、工厂、道路等）其实并不适合进行全方位的脱胎换骨的生态变革，而且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城市、公路、街道、工厂、住宅区和公共设施越多，生态导向的改造和变革就会越困难。中国虽然经历了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但是与庞大的人口和空间分布相比，中国总体上的物质基础建设仍然是不够的，因此物质层面的发展状态为发展生态文明提供了主要的机会和空间。
　　第二，虽然在物质层面上中国有着发展生态文明的有利条件，但是这些条件是需要以清醒的思想认识和有力的政治能力为前提的。如果我们在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传统工业文明的消极面，没有主动解决工业文明问题的积极性，决策的目标仍然停留在是否能够迅速地做大GDP上；如果我们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没有进一步作出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各种实质而具体的制度安排，那么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是难以在物质层面得到实现的。
　　第三，与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是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理论形态要用较长时间慢慢演进不同，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特别需要有一个从思想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实践层面的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进。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内容，这是战略层面的重大进步。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在研究和阐述生态文明的一般内涵和中国特色的基础上，让生态文明的文化渗透到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制度体系中去，特别是要自上而下地渗透到对具有决策、执行和评价权力的各级领导的头脑中去，如果不“绿化”脑筋，那么就坚决换人。只有这样才能实质性地推进生态文明的物质层面发展。
　　九、需要内化到生活之中的生态文明的基本法则
　　什么是最需要内化和固化到我们生活之中生态文明的基本文化呢？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有关生态文明的文章很多，但看起来并没有点到要害。我认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需要成为内化到生活之中的生态文明的基本法则。因为有了这些公理化的观念和内化性的意识，我们外在化的行动和实践才会具有深绿色思考和生态文明的特征。
　　第一，必须认识到人类的福利既需要来自经济系统的人造资本，又需要来自自然系统的自然资本，认识到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是包含与被包含、互补性的关系，而不是独立的和可替代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传统工业文明的问题在于，认为自然系统是可以被人造系统替代的，而科学技术就是能够实现这种替代的伟大工具。如果这样的思维原则不改变，只要坚持认为科学技术能够解决自然资本的可替代性，那么生态文明的建设就根本没有可能。
第二，必须认识到经济系统的物质规模增长是有限度的，而不是可以无限扩张的。认识到物质规模增长只是发展初期的特征，而社会福利发展才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到了一定阶段，增长是需要停止的而发展则是可以持续的。明白这一点，当我们进行经济决策时就会首先考虑自然资本供给的容量——例如中国城市化的最大土地供给能力是多少，中国工业化的最大能源消耗水平是多少，提高中国消费水平的最大水资源消耗规模是多少，等等，从而让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自然资本承载能力相适应，而不是相反。
　　第三，必须认识到在物质规模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要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就需要考虑非帕雷托效应的分配，即需要降低富人非基本的过度物质消耗，为穷人的基本需求提供发展空间。有了这个法则，我们就会关注生态公平在中国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特殊意义。例如从世界来说，我们有理由在二氧化碳排放等自然资本分配问题上争取合理的发展权利；从国内来说，我们需要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通过生态补偿等手段进行合理的自然资本分配。
　　第四，必须认识到在物质规模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对效率的关注需要从传统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转移到自然生产率上来，认识到中国的优势在于用更多的劳动（可再生的资源）来替代更多的自然资本（不可再生的资源）。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土地、能源、水、重要原材料等稀缺自然资本的资源生产率。因此，中国的税收改革需要在税收规模保持不增加的情况下，实行从对劳动课税到对自然消耗课税的结构性转变。
　　十、中国的创新活动需要围绕生态文明展开
　　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实现，我们还需要呼吁让创新活动服务于第三个30年的绿色中国建设。生态与创新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非生态导向的非创新、生态导向的非创新、非生态导向的创新、生态导向的创新。过去30年来，我国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并且生产要素很大程度上又是依赖于自然资本的，因此它既不是创新的（创新的本意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不是生态的；另一方面，当前许多有关生态、有关创新问题的看法和呼吁，或者是在脱离生态谈创新，或者是在脱离创新谈生态，因此是将两者割裂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们在讨论创新问题的时候需要有所注意，需要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是对中国有意义的。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传统的科技创新很大程度上是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的，而中国最需要的创新应该是充分利用劳动力、充分节约资源环境的创新。最近，《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德曼发表文章说：“最环保的国家往往是最创新的国家。”而诺贝尔奖金经济学获奖者斯蒂格利茨在2008年3月份的中国发展论坛上更是有针对性地说到：“中国的投资也需要再定位，包括对创新的投入，要着眼于资源节约方向，而不是和西方国家一样的劳动力节约方向。这正是一系列增长方式转变的一部分，也可以称之为新的增长模式。”这里，我要进一步强调，我们的生态创新需要细化到生态可持续的经济创新、社会创新和体制创新或政治创新三个方面上来。
　　首先，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态导向的经济创新。虽然仍然有许多人把循环经济看作是单纯的环保活动，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中，一开始就强调，循环经济在中国是作为一种生态导向的经济创新提出来的。由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的自然资本制约，因此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一是要替代以资源高消耗和污染高排放为特点的线型经济方式，实现“从摇篮到摇篮”的经济变革；二是要替代单纯地在经济过程的端点进行治理的资源环境管理模式，实现全过程的资源节约和环境预防。与传统的经济增长用单纯的价值指标如GDP衡量绩效、传统的环境保护用单纯的物理指标衡量绩效相比，循环经济的绩效判断需要考虑作为投入的自然消耗和作为产出的发展效果的比值（即EI=Output/Input）。因此，生态导向的经济创新需要发展和传播资源生产率例如单位土地、单位能源、单位水消耗以及单位污染排放和废弃物的经济产出等观念，来推动经济过程的绿色转型。
　　其次，要倡导绿色生活促进生态导向的社会创新。众所周知，现代化以来的西方生活方式是以追求舒适但是牺牲生态为特点的。针对这种状况，19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简单生活运动”。然而这一社会运动虽然强调了生活方式的生态化，但却有忽视提高人民生活舒适性的倾向。例如，即使在处理日常购物活动中一次性塑料袋问题上也面临着这样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大量使用塑料袋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存在着潜在的威胁；另一方面，简单地禁止使用塑料袋而没有合适的替代方式，又会导致牺牲现代生活舒适性的可能。因此，中国发展如何能够建立一种既舒适又环保的生活方式，是另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创新课题。创新的实质是如何在不增大环境负荷的条件下提高人民生活的福利，而不是简单地回到原始的生活状态中去。
　　最后，要建设低消耗的政府促进生态导向的体制创新。这样的创新需要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中国的政治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否建立起一套真正有效的政策和体制，以便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创新；另一个是中国的政治系统和管理体制本身能否纳入生态导向的管理范畴，从而为企业家的经济创新和老百姓的生活创新提供示范和榜样。显然，要在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政府本身的工作就不应该是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然而，只要稍微看一看周围，仅仅从我们的某些城市决策者喜欢兴建大规模的政府大楼、搞所谓大手笔大尺度的标志性工程等，就可以看到政府的生态转型在自身工作和示范上还存在着很大反差。因此，很需要研究出一些操作化的措施来影响、监督和评价政府方面的生态创新。例如，我们可以用每单位物质消耗下政府管理所获得的人民满意程度来衡量政府的管理绩效，从而促进政府的管理模式与自然消耗脱钩。
　　（注：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批准号05JZD0001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批准号：70673069）和国家985工程同济大学创新项目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