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开讲啦励志演讲稿
精选开讲啦励志演讲稿
理想是美好的，但没有意志，理想不过是瞬间即逝的彩虹。下面由学习啦小编与大家分享开讲啦励志演讲稿，希望能够帮助你们!
励志演讲稿1：我的飞行梦
——英雄试飞员李中华在《开讲啦》第247期的励志演讲稿
大家好，我是李中华，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飞行经历，以及在飞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感受。
1989年的9月份，空军到航空兵部队选调试飞员，我报了名，也被顺利地选到了空军试飞部队。如果能有机会始终跟航空发展的最前沿站在一起，带着自己的梦想去飞行、去实践，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近年来，航空工业的跨越式发展给试飞带来了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 大家知道歼-10飞机，是我们国家自行研发的一种第三代飞机，高性能、全天候，具有很强的制空能力。那么歼-10飞机，它的新品率占到了60%以上，国外研制这样的新机，新品率一般不超过30%，是为了稳妥起见。新品率越高，就意味着未知数越多，也意味着试飞的风险越大。那么按照试飞计划，我相继完成了歼-10飞机的最大马赫数、最大动升限、最大过载值、最大起飞重量、最小滑跑距离等等这些极限数据。在定型之前，就剩下了一个最难啃的硬骨头，就是低空大表速飞行。所谓低空大表速飞行，就是在低高度的情况之下，在气动载荷是极限的情况之下，来考核飞机的结构强度和它的颤震特性。低高度的时候，大气很稠密，气动载荷增加很快，如果一旦控制不好，或者一旦出现情况超过了这个临界点，飞机很可能就会出现振动发散，结构破坏，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导致飞机解体。但是这个临界点是地面的试验所没有办法准确预知的，怎么办?只能去试飞，去进行尝试。这样的一个科目，在国外的试飞史上也都摔过数十架飞机，牺牲过数十位试飞员。所以当时在我飞这个科目的过程中，每次试飞，机务人员都默默地帮我把飞行装具准备好，默默地目送着我起飞。
我记得最惊险的一次飞行，就是在2003年的12月1日，这一天我是要决定着向歼-10飞机的极限速度开始飞行。试飞开始了，当我驾驶着这型飞机呼啸着从跑道上起飞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还能不能回来。我在高度一万两千米的时候，以每秒一百二十米的下降速度向下俯冲，随着速度的不断增大，飞机的结构强度承受着严峻的考验。之前我在试飞的时候曾遇到过这样的现象，速度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公里， 飞机的前起落架护板严重撕裂变形;速度到一千三百公里的时候，机翼前沿的铆钉被吸了出来;接近一千四百公里的时候，机翼油箱开始渗油;再往下飞，飞机很可能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就突然解体，而且试飞员没有办法逃生，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飞到了救生座椅的安全范围之外，即便是你弹射出来了，也会跟飞机的垂尾相撞。每往前飞一步，死神就离你近一步，而且你没有退路。
但是歼-10飞机要定型，我必须要加速飞，必须要飞到这个状态点上，必须要有一个结果，所以谁也不知道，加速的过程中，下一秒钟会出现什么情况。俯冲的时候，座舱里边安静得有些可怕，我几乎能够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而且耳机里边鸦雀无声，我的战友们都很配合，防止影响我的判断。那么我往下飞的过程，我其实是把我自己所有的感官都调动起来，判断飞机的状态怎么样，会出现什么趋势，我紧紧地盯着座舱里边的各个系统和速度表的指示，我觉得那一段时间，真的特别地煎熬，也感觉特别地漫长。当最后时刻我看到速度表达到了一千四百五十的时候，我就兴奋地向指挥员报告，飞机达到了设计速度，终止动作的时候，速度表指到了一千四百五十三公里，这是目前我们歼-10飞机的飞行最快记录。
当我驾驶着飞机平安着陆以后，现场的领导和同志们都激动地跟我握手拥抱，不少人还流下了泪水。我记得中航工业集团航空产品部的晏翔部长，是一位干了一辈子航空的女同志，她跟年轻人一样，我一下飞机，她就一把抱住我，激动地对我说：“中华，你刚才上飞机我都不敢看，还不知道你能不能回来。”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特别自豪和光荣，就是作为一名试飞员，你能够亲身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场景， 能够做一些事情，是很自豪的。
所以我的一个战友，转业到民航了，他曾经问过我说，兄弟你什么时候撤呀?我说，我喜欢试飞，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中国空军只要还剩下一名试飞员，那一定是我。
多年的试飞经历和我的试飞经验让我感觉，试飞的过程，一分付出一分收获。那么这么多年，我能够一次次地化险为夷，我觉得和战友们的支持，和这个团队是密切相关的。2005年的5月20日，这是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日子。那么这一天，我和战友梁剑峰，驾驶着国产的三轴变稳飞机进行飞行员诱发振荡的体验飞行。那么这个变稳飞机非常特殊，它可以模拟我们的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的飞行特性，也被誉为“空中试验室”。因为它的技术含量特别高，所以目前世界上也仅仅有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能够独立研发这样的飞机，中国也仅仅有这么一架。
那么这一天在试飞的过程中，当进行到第三个起落，我们以高度五百米，速度两百七十公里向机场飞的过程中，放下起落架准备着陆了，突然间变稳系统告警，电传系统发生故障，飞机瞬间就倒扣过来了。我前面的战友梁剑峰，已经没办法操纵飞机了，他在无线里大喊了一声，“教员飞机不行了!”我说：“你别动，我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想把飞机赶快地改平，可是压杆、蹬舵，飞机没有任何反应，紧接着我就按下了驾驶杆上的应急切断按钮，但是飞机还是没有反应，接着我又把变稳系统的电源关闭了，飞机依然没有反应。当时我俩倒扣在座舱里边，过载很弱的条件之下，座舱里的杂物都漂浮在眼前，而且飞机左右摇摆着，那种气流声、呼啸声显得格外地刺耳，就感觉到水渠、麦田和河流向我们扑面而来，机毁人亡的情况，我们都想到了。但是就是这种情况之下，我突然想到了可能是变稳飞机的变稳系统在作怪，所以我一把就把右操纵台上的三个总电门，计算机、变稳和显控全部关掉了，这个时候，飞机就像被打通了穴位一样，啪的一下就停在那地方了，当时倒扣着，向下俯冲着。所以我赶快将飞机改平，把飞机从俯冲中拉了起来，这个时候，高度还剩下了两百米。从飞机出现故障情况，到我将飞机定在那地方，这个过程用了七秒钟的时间。改平之后，飞机断电了，地平仪、罗盘没有办法工作，我看着地面，目视判断飞机的高度把飞机飞了回来。
那么回来查验过数据，试飞研究院的高级顾问张克荣就颤抖着跟我们说：“这次飞行的险情来得太快太悬了，要不是你们处置得当，这架飞机肯定摔了，如果这型飞机摔了，很多科研进程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几十年来，科研人员的心血将会付之东流。”
我热爱试飞，也努力地延续着我自己的飞行梦想。多年来我有两个习惯。一个习惯就是常年坚持锻炼，科学饮食，所以说从事试飞二十多年，我没有因为身体原因，影响过一次飞行，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头疼脑热这样的小毛病，我的体重变化也都控制在一斤以内。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飞行，我都要做一个详细的清单，把我这次飞行飞什么，怎么飞，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该如何处理，我把它一一列出来，同时把一些最关键的点，写在卡片上，带上飞机，以备关键的时候，能够提醒和帮助我。所以这些年来，从来没有报废过一个科研架次。飞行真的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讲到这里，我也想起了泰戈尔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是因为，不久前我接到了退休的命令，这就意味着军事飞行对于我已经结束，但是我也想，飞行的梦想还会继续，任何需要的时候，国家和军队的召唤，都是我唯一的选择。当今社会，我们的通用航空蓬勃发展，我相信还会有很多机会，让我飞上蓝天，或者从事一些与飞行有关的活动。所以我相信自己，我还会飞起来，向着自己的梦想!
谢谢大家。
励志演讲稿2：认识社会，认识自己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在《开讲啦》第239期的励志演讲稿
同学们，我今天这个话题，实际上是从贝宁他刚才讲到的，关于高考开始的。我是比较早的，当时是七七级、七八级，因为这两级的时间特别近，大概一次是1977年，其实到年底了，一次是1978年夏季。那么对我来说，我当时实际上是下乡九年。1968年的7月1日，我就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大概坐了三天三夜，昏天暗日的，就坐的火车啊汽车啊，拉到一个地方。现在想起来，那个地方连地名也没有，就是在黑龙江的边境。所以我实际上是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
然后1977年回来，当时还很茫然。因为我们这么大年龄，能不能让考试，其实不是很清楚。我印象1978年，大概春节前后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亲戚，他在一个汽车公司工作，他说这样吧，你到我北京市人民汽车一厂来吧，将来能开汽车。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什么叫好工作呢?有两个事情肯定是好的，一个叫手拿方向盘，一个叫手拿听诊器，这很厉害对不对。我说那好啊，于是我就在好像春节前后，就到他那一块儿去工作了。但是到工作才知道，说你要想开汽车呀，得先当售票员，那怎么办?那就当吧。
后来当了一两个月售票员，突然意识到可以报名高考了，然后就得找材料。那时候不像现在，说你还能到街上买一本复习考题，那时候哪有这些东西呀。所以我印象就是说找几个好朋友，然后大家你有一道题，抄下来，有一个笔记本专门抄题的，每门课都有一个笔记本。因为你不知道别人怎么考你啊，于是你就找各种考题温习，参加高考的。那个时候，选拔人才的机制都没有了，谁也不知道谁有什么本事，没有办法，所以我认为，高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人才筛选的办法。如果没有这个机制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来识别人才。有了高考以后，七七级，七八级，其实因为这两级当时就隔半年，所以这两级基本上学的时候，也很密切，在一块了。我所在的人民大学是1978年复校，所以我算是很幸运，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的第一届学生。
那么我那个年代，真的是对知识非常渴求，其实大家想想，我下乡九年是十八岁去，二十七岁回对吧，这是人生多灿烂一段时间啊，所以你能理解我们到了以后对知识的渴求度。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书啊，那个时候看书杂乱无章，今天是《安娜·卡列尼娜》，明天突然拿一本叫《电工原理》，后天是《卓别林——不朽的流浪汉》，完全没有关系。那时候渴望知识嘛，而且那个时候书很少，所以我印象就是一本书，翻到最后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再翻那本书就翻烂了。而且这本书到你手里以后，你必须一夜把它看完，因为第二个人，早上就在你那里盯着呢。所以你尽管干了一天的劳动，那简直疲乏得要命，晚上熬着夜也得把它看完。
夜里怎么看书呢?就是拖拉机上有那个煤油，把那个煤油拿来，弄一个棉花的小灯捻，然后就在那个豆大的灯捻下，看一夜书。第二天早上你看吧，两个鼻孔都是黑黑的，所以可见就是说，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是对知识非常渴求。谁要是能回一趟北京，头一件事就是把书带回来。有一次，我碰到作家梁晓声，他好像跟我经历差不多。他说当年回北京头一件事，就是找书，把书带回来。他说他有一次好容易带了一提包书回来，结果没想到，刚进村，你想大家都渴望书啊，结果书就被别人抢走了。有一本书，不知道被谁抢掉了，后来始终没还他。他跟我说的时候还耿耿于怀。所以我感到，我那个年代上大学，享受在知识的海洋里，真的是享受，真的觉得太好了。这样一个时代，终于可以有一个文明的，有系统的梳理了。我们读过无数的书，但那个书杂乱无章，你没有被真的高手梳理过，这个知识的体系和知识的进程，这个事我觉得是挺重要的。
但是图书馆的书显然不够，因为刚刚复校嘛，书不够，于是就去北大图书馆去找，因为都是邻居。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发现书最多了，叫作北京图书馆，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更名，叫作国家图书馆了。每次真的我自行车后面，高高的一摞书啊。我都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骑着自行车，也可能是刮风下雨的时候，骑着这个车就往返于人大和北图。所以可见我们那个时候，真的跟大家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我估计不是没有书的问题，是浩如烟海的书，到底怎么来看的问题。而且我觉得今天可能大家，对纸质书都没有太深的感情了。因为天天大家拿一手机，天天扫那个微信，好像纸质书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书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
大家如果读过作家高尔基的“三部曲”，他曾经写《大学》。高尔基没上过大学，但高尔基的大学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经历。所以我认为我有两个大学，你想我是1968年下乡，1977年回来。我今天思考起来的话，如果我后来学的不是社会学，假设我学的是物理学，是化学，是数学，是其它学科，那九年顶多也就是一个生活阅历，也就是一种品格，意志的培养等等，它跟学问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后来我做的这门学科恰恰叫社会学，所以想起来的话，跟我关系还真是深刻。因为我们社会学有一个看家本事，就是说像一个研究生，你想写一篇社会学的硕士论文，头一件事你先去“田野工作”，你在一个村庄你都没待过一年，你在一个地方都没做过深入研究调查，你怎么敢写文章?这个东西有个英文词叫，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叫参与式观察。实际上后来我仔细想想我那九年几乎是做了九年的参与式观察。
实际上我上人大的时候，还没有社会学，我最初学国际政治。大家说那你学国际政治转社会学，这挺大的转变。一个是研究国外，一个是研究国内，这不一样啊。毕业的时候，我就仔细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的优势在哪里?那么我仔细一想呢，其实我在国际上没有什么优势，我连美国都没去过，我还研究美国，欧洲也没有去过。所以我很质疑，我对于所谓国际问题的研究。而我仔细想我可能最了解的还是中国吧，所以这也是促使我很大程度上，后来做社会学研究的。我怎么知道社会学的呢?其实是上大学的时候，1979年，当时有一个国际图书展。那个时候改革开放了，大量的图书开始被引进到国内了。那么我去外文图书展，我发现有一面架子都是这个社会学，Sociology。觉得这很有意思，一看艾瑞克森的，“人格发展八阶段”，那一想我是哪阶段啊。因为那之前没有这种学问啊，所以我逐渐意识到了，还有这样一门学科，它告诉你怎样认识你自己，怎样认识社会，我觉得很精彩。
所以我后来很自然地就觉得，人大正好有社会学，我就在社会学系当老师。社会学让一个人认识自己，这挺重要的，就你先想好了，我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判断很重要，自己为什么要学。
我自己从1999年到清华，后来我做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每年就要给学生讲话，所以今天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清华故事。
这故事发生在1937年，大家知道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就攻进宛平城，清华校园被占了。这时候清华的一个教授，叫赵忠尧，物理系教授。他突然意识到有一个东西落在实验室里面了。什么东西呢?就是放射性的镭，这是他当年在剑桥大学的时候，他的导师是出于对中国人民很友好，把大概五十毫克的放射性镭放在一个铅管里，在那个实验室里面。
七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赵忠尧教授就匆匆忙忙来到梁思成家。因为梁思成条件比较好，他有辆小汽车，因为大家知道城里离清华也很远。赵忠尧说，恐怕咱们必须得把这个取出来，两人商量好了，夜闯清华园。然后就把一个小铅筒取出来，他就拿一个咸菜罐子，把这个藏在那个咸菜罐子里。后来一路其它东西都丢掉了，终于跑到长沙，找到清华的梅贻琦校长，讲他一路的艰辛。赵教授热泪盈眶而出，然后梅校长也热泪盈眶而出。所以我们能理解，清华是一个有理念的学校。那么我们作为老师，总是给学生提出一些希望，学生其实无论能力大小，知道自己的奋斗目标，就是一个有理念的孩子。
今天的演讲是从我们高考开始的，所以我们再回到高考上来。我当年高考的时候，1978年，我查了一下数据，我们叫高校毛入学率，它的概念就是说同龄人口中，究竟有多少人在大学里上学。我查了一下1978年，高校毛入学率只有1%，我们国家发展非常快，10%，20%，30%，高校扩招，那么大家知道本来我们国家原来预定2020年才能达到高校毛入学率40%，结果我们提前达到了，2015年我们高校毛入学率40%。所以我觉得在座的同学们是很幸运的一代，也就是说想上大学的，差不多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你们有了更多的机会，但是社会对你们提出的挑战其实也是更多了。比如说知识结构加快了，大家意识到了吗?越是专一的技术，被淘汰的速度越快。
今天结尾我也讲两句，为学和为人，为学要严，严谨求实，严肃认真，严师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清政廉明，正人先正己。
励志演讲稿3：在伶仃洋上打一枚中国结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总工程师苏权科在《开讲啦》第240期的励志演讲稿
各位同学，5月2号，港珠澳大桥六公里长的水下沉管隧道，以及全长五十五公里的港珠澳大桥，全线合龙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要在伶仃洋上建一个跨海通道的设想，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四年。为什么要建这么一座桥呢?一是给珠江东西岸建立连通，使这个产业能够互补。另外呢，给香港找一个进一步发展，往珠江西岸辐射，包括往粤西地区辐射的这么一个腹地。在建这座桥的时候，我们也调研了美国西海岸有一个湾区，就是靠近旧金山的湾区，大家知道斯坦福、硅谷都在那里。这个湾区的宽度、长度跟我们伶仃洋很相像，也是六七十公里。但是湾区在发展的初期，一直到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就完成了五座桥。而我们伶仃洋上，从虎门口以下一座桥都没有，这又是中国经济发展很重要的地方。建立这么一座桥，是非常有必要的。
建这么一座桥是很难的，从虎门口到珠江出海口的这个伶仃洋，有六十多公里。以前在上面没有做过任何建筑，就是说里边的东西我们都不太清楚，地质情况、水文情况，还有它的自然灾害等等。而且它连的是香港、澳门和广东，它的政治制度，管理体制，包括技术标准，包括我们用的钱都不一样。所以要建这样一座桥，连起来的话，里边是有很多问题。不要说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其它的跨海工程，前期工作也要经过很多论证研究。证明：一，技术上可行，第二，对环境没有颠覆性的影响，第三，你还要在经济效益上，是能够算得过来的。我们做了前期七年的论证，三地范围内，选了我们十三个人，还有香港、澳门两位兼职的，建立一个团队，叫前期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就是前期办，在做这个前期论证。比如说我要建这个桥，方案怎么定，三地有什么需求，建一个什么标准，还存在着什么问题，对周围建设环境的限制和影响。
这其中，比如第一个问题，就是选址，这个路线怎么走。当时呢，香港人从路网连接，以及以后物流发展的需求，就定的香港机场旁边的散石湾这个点。广东省考虑带动横琴的发展，就希望这个桥过来以后，能够连到横琴岛，但是呢横琴岛在澳门的后边，在澳门西边。大家知道澳门的地方很小，不到二十平方公里，就是一个澳门半岛，加两个氹仔岛和路环岛。当时澳门就很纠结，他说你从我上面建个高架桥，把我这弄成两半了，我以后发展，我要修一些地方怎么修?从地面上根本不可能，从它的地下钻过去，甚至从澳门半岛和氹仔岛之间的水域底下穿过去连到横琴，它也不行，我以后要修地铁，就这么点地方没法回去。
所以我们沿着澳门的沿海岸，从头至尾都跑了一遍以后，很失望地往回走的时候，就刚好走到出了澳门的口岸，还没有到珠海口岸中间，就是澳门口岸和拱北口岸之间，发现有一块地方。我们拿步子来回量了几步，有六七十米，将近七十米。这个办法好，说能不能我从这地底下穿过去。穿过拱北以后，再从前面出来，再连到我们的陆上去，这样的话不是不影响你澳门了吗?又可以过去以后，还可以通过横琴大桥连接到横琴。把这个方案拿出来，经过专家论证以后，三家就接受了。终于把这个路线走向问题，第一个先定下来了。
好，刚刚把这三方都能接受的一个路线走向定下来的时候，在网上一查，就在前几个月，公布了路线要穿过的这个地方，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区。这时候，其实世界上对白海豚的研究都比较少，我们以前对白海豚也一无所知。所以又要组织研究团队、科研力量来想，我们在这里建桥，或者建工程的话，对白海豚有什么影响?建完了以后，白海豚还能不能活蹦乱跳，能保持它的数量?所以研究人员三百多次出海跟踪，拍了三十万张照片，当时里边存在的，将近一千两百头白海豚，都进行了标识，把白海豚的习性全摸清。比如前面有船，它的眼睛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它靠发出的声纳到对面，反射回来以后，来判断它前面有没有障碍物。所以施工中有这个严重的震动，你把它声纳震坏了，它就变成瞎，它就会撞死。所以我们就研制了一套措施，第一要先观察，第二驱赶。我们针对性地制定，它比较讨厌的声音，叫它要离开，而观测五百米之内没有了，我们才在这个地方开始施工，订了严格的技术保证规程，才把这个白海豚保护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施工到今天为止，没有因为我们在这里施工，而伤害一个白海豚。白海豚的数量，这么多年过去以后，还增加了。
好不容易定了这么一条线，那我建个什么方案呢?一般来说大家知道，这个桥梁方案，因为我们桥梁也有一定经验，关键是它便宜。我们大部分的装备也有了，所以能建桥尽量建桥，这么多环境影响定了这条线位呢，它的主航道，就是我们伶仃洋主航道，刚好就在香港机场的起落线下面，所以要建一座桥，建大跨径桥梁的话，影响了它起落线，飞机到这个地方，给我们限制的这个高度。还有我的航道是个黄金水道，每天有四千多艘船要过，所以大跨径桥梁建不成，你要建小的，就不能满足通航要求，所以最后决定这个地方建隧道。一般呢，建沉管隧道呢，贴着海床面挖个槽，把它放下去埋住就行了，这样的受力非常好，因为它本身有浮力嘛，对地基要求也不高，结构上很合理。我们要通航三十万吨的油轮，它要求富余水深要有三十米的空间，挖槽要挖到五十米，这个地方叫深埋沉管。深埋以后，上面有覆盖，有十几米到二十米覆盖层，这时候它的荷载大了，对地基要求高了。
这样的沉管呢，国际上，其实都接近禁区。有些技术我们是没有的，有些国际上也是没有的，还有一些技术国外有，但是它对我们封锁。在水下把沉管放下去以后，对接可以自动调整，这么一个设备叫EPS(遥控水下调节架)。第一次研究出来，经过评审要去制造的时候，国外某个公司他看到了，就马上说你这侵权。我已经在半年前，在中国申请了这个技术的保护，要很高的技术转让费，要不你就叫我的人来给你干这一块东西。无论哪一个要的价，都是我们承受不起的，把施工费用、安装的费用都给他还不够，所以逼得我们自己来研发另外的安装系统来代替它。但是呢，所有的创新都是不容易的。
2013年5月2号，也是这一天，我们第一个沉管预制好以后，拖到海上。当然我们提前也做了很多演练，但真正到了现场以后，安装相当困难。前后对接了两次，对接好，不行，然后再把它拖回来再对接，还不行。九十多个小时过去了，我们选的这个气象窗口，就是说天气、风浪流能满足，这个窗口眼看着就过了，这样的话，它条件就越来越恶劣了，对设备的适应能力，人员也连续干了九十个小时，还要不要坚持再做?我们不能留下遗憾，所以我们还是再做一次。最后经过九十六个小时，终于达到了要求，把我们的沉管顺利地安放好了。
在珠江口建一座桥，海上恶劣的天气，使我们每年能施工的天气，也就不足一半了，就迫使我们想怎么办呢?好，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用大型设备，把它集中预制好了以后，直接在海上去安下来，就形成了一个“搭积木式”的方法。这样的工程我们就叫大型化、工厂化、标准化、装配化，四化建设。把以前我们做，大家知道做土木工程，为什么说是搬砖的呢，就是一个很粗糙的活嘛，变成一个精密制造，精密安装，实现了工业化生产的水平，你尽可以设计比较大的构件。比如说，我们建二十三公里的钢桥，用钢量四十二万吨，相当于是我们十个鸟巢，或者六十个埃菲尔铁塔，所以怎么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钢箱梁做出来?我们开发自动化生产线，用机器人焊接，自动化控制，然后在工厂里边，来精密地制造钢箱梁，形成了世界上最好的钢箱梁自动化生产线。2015年的时候，从丹麦到德国有一条海峡通道，叫费马恩海峡。费马恩海峡给公众公示的时候，就说我这个方案，如果十八公里我要采用桥梁结构的话呢，就要用钢结构，这么大的钢结构呢，只有中国能够生产，只有在中国。
港珠澳大桥，有个一百二十年的设计使用寿命。我们华南地区有一个研究单位，其实从九十年代，就开始做耐久性研究。而且在1987年的时候，就在湛江建了一个暴露试验站，就是把我要用的工程石块，混凝土都放在里边，每年都放一些。在我们做的时候，有二十几年的这个数据，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耐久性设计方程，我们叫港珠澳模型，然后跟我们的前二十年的数据来比对、修正。这样我们就把一百二十年的混凝土结构耐久性问题，起码在华南地区这个情况下，是解决了。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日本人建立了本四联络桥，世界上建跨海大桥都在参考日本的本四桥。九十年代到2000年之间，丹麦这个岛国，又建了很多很好的工程，这时候我们好多呢，就参考它的经验。经过十四年的努力，我们的团队形成了一个港珠澳大桥专用技术标准体系，希望把这个标准进一步完善，使以后的跨海工程，形成中国桥隧工程的一个新标准。粤港澳大湾区，其实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那我们希望呢，通过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使我们中国的桥梁，以及中国的标准，也能够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