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场合请不要吵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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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合请不要吵嚷
“去年,我曾在国外的某个公园里遇到了来自国内的旅行团。团员们似乎属于同一单位,彼此相当熟悉,下车后就开始高声地谈论种.种以形象、性、权力为主题的趣事,起劲地相互调侃,还不时爆发出狂野的大笑。在那个游客众多却很安静的公园里,这队说汉语的旅行者显得十分突兀。说实话,那个时刻我感到了羞耻,甚至不希望让别人知道我是他们的同胞。今年,我参加了旅行社组织的境外游,再次体验到了类似的尴尬。”
旧礼已去,新礼未立
亲历了这两次事件,以研究文化为业的我不能不深思:来自礼仪之邦的我们为什么时常显得粗野?是由于质朴的天性?还是为了表达大国崛起的自豪感?质朴的人往往尊重他者,崛起的大国公民更应表现出大家风范,因此,这两个理由都不成立。
经过仔细思考之后,我终于明白了这些旅行者犯的首先是“无知之错”:他们本来就不知道在公共场所应该如何保持安静,也绝少有如此行事的体验;在国内,他们就习惯于在会议室、银行、饭店、公园里吵吵嚷嚷,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现在到了国外,大家不过是按习惯行事而已。
对于这类现象,我们可以做出各种深入的分析,但其直接原因却很简单:国人生活在礼仪文化缺失的间隙状态—旧的礼仪文化已经失传,新的礼仪文化还未建立起来。
中国曾是礼仪之邦,华夏文明的第一个朝代就创立了丰富得让孔夫子赞叹的礼仪体系。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前身就是各种仪式的主持人,自然特别重视礼仪,其经典《礼记》对人应该如何行事做了细致的规定。
儒家兴起之后,以礼立人成为祖先代代传承的文明法则,由此形成的礼仪体系至今仍在影响韩国、日本、新加坡等汉语文化圈里的国家。关于出行的礼仪,《礼记》曾做了明确的规定:“使从俗”。也就是说,到了他国,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
按照这个规定,到国外旅行者发现当地人习惯于在公共场所保持安静,也应该学会安静才是。不幸的是,当代中国人已经遗忘了这套礼仪体系。经过二十世纪的数次横扫,中国传统礼仪在自己的发源地已经全面衰落。
更加不幸的是,新的礼仪文化并未随着“封建礼教”的退隐而形成,所有中国人都被搁置在“旧礼已去,新礼未立”的空白地带。这个历史时期被拉得如此之长,以至于我们已经习惯了“无礼”的生活,甚至认为在公共场所以礼行事乃装腔作势、虚伪、压抑天性。
然而,礼意味着社会生活中的秩序,无礼则无序。现在的许多国人不知道如何在公共场所行事,不知道如何优雅地生活。在这种无礼状态中,我们即使内心善良,也会给人以“野”的感觉。更何况人的内心生活本就与外在行为同构,外在的行为持续久了,会内化到内心生活中,形成粗鄙的人格。
从现代语境克服“野”性
礼仪之邦的传人丧失了践行礼仪的精神和习惯,这让某些热爱传统文化者产生了强烈的羞耻感。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们提倡对国民进行必要的礼仪教育。这类建议虽然很有价值,但还停留在单纯恢复传统礼仪的层面,恐怕难以适应现代公民文化的语境。
传统礼仪文化隶属于旧的等级文化,要求以礼区别高低、贵贱、亲疏,其理想秩序乃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这些理念和实践法则虽然仍有可借鉴之处,但无法与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精神完全兼容。
正因为它与现代文化的紧张关系,晚清以降的新文化人才激烈地批判之。现在看来,五四时期对礼教文化“吃人”的定性,以及后来对“四旧”进行横扫的做法,固然失之偏颇,却敞开了一个事实:传统礼仪文化必须经历必要的转型,方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彻底否定传统礼仪文化与完全复兴之,都必然走向不通之途。那么,当代人究竟应该如何行事呢?
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难破解。只要分析中国游客高声说话的深层心理,我们就会明白重构中国礼仪文化的要点:实际上,这些游客之所以高声说话,除了礼仪精神缺失这个表层原因外,更重要的缘由是不会平等协商——在无序状态下,凡谈及略有分歧之事,说话者皆想用声音压倒对方,以至于平常的谈话很快演变为争吵,所以,礼仪文化失传与平等精神未立,乃是中国人到处吵吵嚷嚷的两个原因。
以往,我们习惯于压制这种吵吵嚷嚷的混乱状态,但这种做法本身又强化了国人的等级意识,使国人更加习惯于以声音和动作压制他人。归根结底,要想克服这种“野”,就必须在现代语境中改造传统礼仪文化,建构当代的中国礼仪文化体系。从新加坡等国的经验来看,这种尝试成功的概率很大。例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伦理法则经过重新释义之后,将会被整合到现代道德体系中,相关礼仪也会在转型后复活。以此类推,我们可以自豪地预言:在与传统重建联系的情况下,中国人也将成为知礼、行礼、敬礼的现代世界公民。
重建中国礼仪文化,必须掌握好继承和转型的关系。传统礼仪文化只有被整合到现代文化语境中,才能获得生存权。企图原封不动地以古代礼仪规范现代人的生活,只能拖滞中国的进步。
前些年,中原某些城市开始重搞祭祀黄帝大典时,便犯了简单复古的错,其中的某些细节(如集体跪拜)受到了各界的批评。央视也播出过有关现代礼仪文化的讲座,曾给观众很大启迪,但美中不足的是主讲人自己在言语间经常流露出强烈的等级意识,影响了整套节目的现代感。由上述两个例子看,重构中国礼仪文化的关键不是复古,而是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