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纪录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观后感5篇
今年是抗美援朝70周年，看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让人印象深刻，感触良多。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2020纪录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观后感范文5篇，以供大家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观后感(一)
一九五三年元旦过后，我到张店(今淄博)工务段检查工作，还没几天，调度电话就传达分局通知，要我赶快回分局机关报到，去参加抗美援朝。
当时，我误以为要我去武汉参加修建长江大桥。接到电话的当天，我就赶回了青岛。分局机关各科室的同志都祝贺我经批准去抗美援朝，为我准备纪念品，约我合影留念，忙活了两个整天。
第三天一大早，我赶紧乘火车回家向亲人们告别，见到我大着肚子的妻子又不好隐瞒，我要告诉她的话还没说完见她失去笑容、脸色变了。她什么话也没有和我说，把脸背向我的眼，我仍看见她潸然泪下，我担心伤害她怀着五个多月的身子，没到天黑就搀扶着送她到离我家三里路赵家埠头她的娘家。
我们青岛铁路分局的援朝职工去济南铁路局集中，乘座的是青济直达快车，在我家尧沟车站没有停点，飞驰通过。那天夜里，我父亲特地从县城里店铺赶回家里陪伴母亲，两位老人一夜都没合上眼。
欢送我们援朝职工的大会在青岛车站隆重举行，时间虽短却非常热烈。欢送的人群挤满站台，彩旗招展、锣鼓喧天，我以前很少见到这样的场面。
两个弟弟那时在家乡读小学没能送我，在青岛的表姐夫妇到车站为我送行，工务科苏强股长给我带大红花，刘副局长的讲话简短而语重心长。我代表援朝职工发言，志气高扬，表示我们一定要载誉而归、不负众望。
我们济南铁路局一批援朝职工到达沈阳后，脱掉了铁路制服换上了崭新的志愿军冬装。大家把穿上军衣的照片很快寄给各自的亲人。在出国之前我们学习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对朝鲜老乡的称呼以及日常生活的简单朝语。
一九五三年元月的一个夜晚，气温降到零下20多度，天寒地冻、皑皑白雪。我们第一批男女青年援朝职工分乘多辆军用汽车离开丹东驶过鸭绿江大桥，直奔中国人民志愿军新建铁路指挥局(代号08部)驻地。
在汽车上我们的任务是做好防空袭工作，一旦听到飞机轰鸣声，就赶快拍打驾驶室，让司机熄灭前大灯。闭着灯，开车的司机对道路很熟悉，顺着雪白的公路照样可以减速慢行。
那天夜里很幸运，我们没遭到敌机轰炸，经过大半夜的颠簸到达龟城，大家实在困了，下车后摸黑都钻进朝鲜老乡残存屋里的炕上和衣而卧。睡到天亮我醒来，才发现我们身旁睡的有男有女，他们对我非常友好，一点也不陌生，定要我们吃完早饭再上路。
在离开这座城市时我看见的到处是弹坑，满地瓦砾，一片废墟。这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灭绝人寰的罪证。在汽车上，我们齐声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打败美帝野心狼。
当时，我心想我们国家经济虽然还没恢复，人民群众生活有困难，但是只有打赢这场战争才能保住我们夺取解放的胜利果实，建设新中国。到达志愿军08部后，我和上海援朝职工谢邦定同志分配到指挥局直属独立通讯信号工程营做后勤供应工作。
我们部队执行的任务是在朝鲜腹部(中线)抢建一条新的铁路运输线。我缺乏部队知识更不懂军事，现在知道了一点，朝鲜战争和我们解放战争大有不同，打的不是小米加步枪的仗。
志愿军作战部队大量的的武器装备、弹药物资、军需供应等大部分要靠铁路交通运送，铁路钢铁般的运输线是完成后勤保障任务非常重要的的因素。现在我想，我们志愿军洪学智副总司令(回国后任总后勤部部长)管后勤工作可能是这个原因。
一九五三年上半年，朝鲜战争未停战前，我们指挥局后勤部和抢建铁路施工部队经常遭到敌机空袭。我们部队驻地离指挥局后勤部不远，仅隔着一座山。有一天深夜，多架敌机轮番轰炸，飞机轰鸣和炸弹声震耳欲聋，山林的火光照得我们部队驻地通明，好在早有准备损失不大。
为躲避敌机轰炸，我们曾住过帐蓬和山洞，在朝鲜老乡家住的时间比较长。朝鲜阿爸吉阿妈妮对志愿军胜过对他们朝鲜人民军。有一天晚上，有个人民军战士要在我们住的阿爸吉家借宿，阿妈妮怎么也不让睡在她的坑上。
祖国人民对我们援朝职工关怀倍至。我们的工薪原工作单位如数照发，在援朝期间还发津贴，吃的和穿的按规定标准由军费负担。我原单位的工资，分局按月准时车递到尧沟车站，不是弟弟去领就是车站派人送到我母亲手里，那时我的家庭生活不成问题。
我们部队吃的主食是大米白面和少量高梁米，副食多是干肉干鱼罐头蛋粉等干菜，很少吃到新鲜蔬菜，不少同志患了夜盲症，吃些国内赶运去的羊肝粒很快也就好了。
朝鲜停战以后，祖国派去的慰问团一个接着一个，有名的艺术家、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为我们演出向我们慰问。慰问品种类繁多，一批又一批发到我们手里，印着赠给最可爱的人的红字十分显眼，我们部队不仅物质生活很好，文化生活也丰富多彩。
一九五四年春，我们部队圆满地完成了铁路抢建任务，没有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我们胸前佩带着各式纪念章和各种荣誉奖章胜利回国，我们回国部队乘坐的军列到新义州过鸭绿江大桥前，为避开联合国监督小组的耳目是严格保密的。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观后感(二)
我们军列到达丹东站时车门车窗大开，欢迎群众和我们高呼：祖国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那场面比欢送我们出国时更加热烈!我参加抗美援朝一年零六个月，时间虽然不长，可在我脑海里是永志不忘的岁月。
朝鲜地形狭窄，东西两面环海，北面与我国吉林省为邻，中部山多林密。我参加抗美援朝所在志愿军部队担负着抡建贯通中线(避开沿海线)一条新的铁道运输线。
一九五三年上半年朝鲜未停战以前，我们部队为躲避敌机轰炸经常住在山林里搭的帐蓬和山洞里。一九五三年七月停战以后，我们部队搬出帐蓬和山洞住在朝鲜老乡家里的日子就多了。
在朝期间我先后住过靠施工部队工地附近的两户老乡家里，那两户人家都是老幼和妇女，没有一个男青壮年，据说是都参军到前线打美帝和李承晚伪军去了。我住过一户家里有阿爸吉阿妈妮阿子妈妮和小孙子四口人，另一家有老两口和两个女儿也是四口人。
我们休息的时候他们都主动和我们打招呼、拉家常和说笑话。我们之间的交流言语不通有些困难，就用手比画、写字(阿爸吉识汉字)的方法，解决了不少双方沟通的问题。
我们一有空赶快帮老乡家里担水、扫地和做些家务活。阿妈妮阿子妈妮打水拿东西多用头顶，喜欢白色的头巾，我们把慰问品送给她们。冬季天寒地冻，她们穿的都很单薄，在外出时总是把要穿的衣裳先拿到屋外头凉凉再穿。那时我没弄清是为什么?现在我想可能为了预防感冒。
有一天我住的阿爸吉家屋子失了火，把我们部队刚从国内买回要发给连以上干部的牛皮文件包等烧坏了不少，我感到难交待，看到老乡屋顶烧穿了更心急火燎，好在我们营部冯参谋在家是泥瓦匠，他组织大家当天就把屋顶修好了。阿玛尼乐呵呵不停地说：考斯米达(谢谢)。
在朝期间，我们的津贴无处花，经常买些驻地老乡家的土特产如苹果吃，我吸烟(老刀牌)就是那时学的，回国后患心脏病住院时戒了。
我儿子百露的照片寄到独立通讯信号工程营营部，我还没看到是什么样子，阿子妈妮早已抡着去看，她对我们的幸福生活十分羡慕，并告诉我说：墨石里(村名)的姑娘和指挥局后勤部的司机同木(志)谈恋爱，结了婚就去中国。
我耐心解释，我们上级有规定，志愿军在朝期间不允许和驻地姑娘谈恋爱结婚。这说明朝鲜人民群众多么向往我们伟大祖国。
我们住家阿爸吉阿妈妮经常到我们住的屋里问寒问暖，不是亲人胜过亲人，他们相信志愿军胜过他们的人民军。我们志愿军与朝鲜人民群众朝夕相处、生死与共，不断建立起了鱼水般的深厚友情，这鱼水深情是战斗英雄黄继光、邱少云和成千上万的烈士用鲜血凝聚成的，中朝人民鱼水情永存!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观后感(三)
二0二0年十月迎来一个重要的纪念日，即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七十周年。一九五0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将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者。
在环境恶劣、条件艰难，敌人强大，我军弱小的情况下，我军以中国特有的近战、夜战、运动战、枪林弹雨的战场，勇敢穿梭，让敌人惊恐万分。在重要的战役打出了万岁军38军。
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之所以取得军事胜利，其主要原因就是以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主导的政治工作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政治优势成为我军致胜的战略优势。无数先烈、革命前辈们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贡献，英雄事迹可歌可泣。
与许许多多的革命前辈相同，我的父亲母亲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保卫和平，抗击敌人，我为他她们感到骄傲和自豪!永远怀念他她们!
抗美援朝志愿军取得的伟大战果震惊了全世界!抗美援朝是中国的“立国之战”“立威之战，”打出了中国的伟大地位和尊严，表明了已经强大的起来的新中国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国家对他进行欺负。
对于新中国来说，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必将永彪史册，万古流芳!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狂妄。充分表明，中国人民是不畏强暴的，有敢打必胜的信心和勇气，中华民族这种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是我们民族之魂。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使之更加发扬光大。我们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七十周年，就是要大力学习和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继续发扬全国人民和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中表现出来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在当今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要立足于世界之林，更要有这种大畏的爱国气节和英雄气概。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观后感(四)
何宗光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一名老兵，与1949年夏天在他的家乡湖南益阳参加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之后进军广西。
1950年7月，何宗光所在的部队正在河南漯河、新郑、长葛一线修铁路，16日，部队突然接到命令，宣布修铁路任务停止。
当时指导员严肃的问何宗光:部队有大的军事任务，你有什么想法!
何宗光想了一下，除了台湾之外，全国都已经解放，哪还有什么仗要打呢!
随后何宗光不假思索的回答:我一定跟连对一起行动。
何宗光问指导员要去哪里打仗，但指导员没有回答，他也没有追问，他知道军人的纪律，不该知道的就不能问。
两天后，部队带着武器和马匹，坐上大铁皮闷罐火车从河南新郑出发，开始一路北行，转东而去，战士们虽然知道坐上火车要去打仗，但他们都不知道到底要去哪里!
在沿途的各大公车站停歇，地方政府为战士们准备了馒头、大饼、咸菜等食物。
到了7月22日，火车终于停下来了，战士们下车后才知道已经来到了东北辽宁的海城地区，之后部队驻扎在一个叫做牛庄的村子里，村里一些年轻的姑娘和妇女纷纷来到部队抢着帮助战士们拆洗被褥和缝衣服，一些大妈送来了青菜和鸡蛋，她们拉着战士们的手，嘘寒问暖，和对待自己儿子一样亲热。
海城，位于辽宁省南部辽河下游的左岸，辽东半岛的北端，海城的东南方就是边境城市安东，安东位于鸭绿江畔，江的那边就是朝鲜。
其实何宗光早就看到过报纸，朝鲜战争在6月25号就已经爆发，但当时是以一个吃瓜群众的身份看的报纸，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所在的部队会与这场战争有关系，如今来到了东北的边境，战火就在对面的土地上燃烧着，虽然暂时还没有烧到中国边境，但是战士们已经感受到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威胁。
这时候何宗光所在的部队被称作为东北边防军。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观后感(五)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作为拥有全部权利的平等一员走入国际社会——中国真正的现代史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史真正被终结了。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起始于何时，史学界没有任何争议：那就是发生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因此而签订的《南京条约》，包括香港的割让。中国的近代史因此而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中国无力保卫自己免于侵略;其二是中国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条约。
那么中国的近代史终于何时?中国现代史开始于何时?却有着不同说法。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近代史学界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在文章中，胡绳非常明确地把近代史限定在1840—1919年之间，也就是说，以五四运动为分野，在此之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为近代史;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取代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此后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为中国现代史。
胡绳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
胡绳的断限方法，应该说颇有其道理，但缺点似乎在于过于重视近代中国的“革命的性质”，而忽视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因此这一划分虽然被学界所接受，但也有许多学者明确表达过不同意见。著名历史学家优秀优秀范文澜就提出，应该按照社会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他认为，1840—1949年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应该包含1840—1949年的整个时期，1949年才应该算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不过，尽管有不同的声音，在1980年代以前，这种看法并没有成为主流，无论是教学、研究或者撰著中国近、现代历史，全部都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的。
这种状况在1990年代以后得到了改变：1999年以来，已经有数种中国近代史著作采用了1840—1949年的分期方式。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本书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是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的必修教材，该书开篇的第一句就是：“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这句话非常重要，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新的分期方式，已经写进了大学教材，开始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但是，如果按照笔者在本文开头所指出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特征来衡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1949年仍然不能作为近代史的终结点，原因有两点：第一，中国仍然不能证明她有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尽管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表现出了无坚不摧的战斗力，但这毕竟仅是国内战争);第二，中国也还没有证明她有没有能力摆脱不平等条约——中国此时还受着“雅尔塔协定”的束缚，能不能顺利摆脱尚属疑问。况且，仅就社会性质而言，中国的土地改革是到1953年才全面完成的，而直到这时，我们才能说，中国社会摆脱了“半封建”的性质。
也许有人会质疑，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没有终结你所说的那两个特征吗?
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日本在中国大陆还驻有200多万军队，占领着中国中东部地区的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包括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而担负正面战场抗战任务的国民党军队，却躲在西南一隅，并没有开始战略反攻，也没有收复一座被日军占领的城市。在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虽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抗击了侵华日军的主力，但也仍然没有达到能够独立开展反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程度。简言之，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结果，中国作为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虽然为最后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并不能自然证明，中国就具备了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能力。
再说不平等条约。尽管在抗日战争期间，旧的不平等条约先后被宣布废除，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随即和美国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946年11月4日，由国民党政府外文部长王世杰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订)。
《中美商约》共三十条，它规定：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和“慈善事业”，勘探和开发矿产资源的权利，并为此可以在中国保有、建造、租赁土地及房屋，从事各种职业。美国的“法人及团体”与中国的“法人及团体之待遇相同”。美国商品在中国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中国对美国任何种植物、出产品或制造品的输入，以及由中国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危难”时，开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中美商约》以彼此“平等”、“互惠”的形式掩盖着不平等的内容及实质，实际上是中国对美国的单方面全面开放，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可以为所欲为。条约签订后，驻美大使顾维钧竟无耻地宣称：“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
《中美商约》一经公布，立即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上海各界名流马叙伦、马寅初、茅盾、千家驹等纷纷发表意见，抨击谴责《中美商约》。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声明说：“《中美商约》是绝对不利于中国的片面独惠的丧权辱国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蒋美商约》，指出它是“蒋政府把中国作为美国附属国的重大标志之一，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国耻”。延安各界人士建议以11月4日为新的国耻纪念日，1947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接受了这一建议。
《中美商约》之外，损害中国权益的“雅尔塔协议”，是被强加在中国身上的另一个不平等条约。
“雅尔塔协议”是美国、英国和苏联三个大国在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之间，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上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的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秘密首脑会议上签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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