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庆祝深圳特区40周年学习心得感悟作文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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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但依然需要我们去将它创造得更美好，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不晓得你们的心情又是怎么样的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有关2020庆祝深圳特区40周年学习心得感悟作文例文【5篇】，希望大家喜欢。
庆祝深圳特区40周年感悟【篇一】
在深圳罗湖区的仙湖植物园里，有一棵树龄1010年的篦齿苏铁。
从外观上看，它就像一棵_L版的棕榈。
它是深圳最古老的树。
这座城市实在是太年轻了。要到2020年8月份，才过四十周年生日。
它最古老的商品房住宅，年龄不到这棵树的25分之一。
同在罗湖区，爱国路3001号，一个14栋6层楼房的小区，东湖丽苑。
一处土地使用年限仅剩31年的老房子。
今天，很少有人再想起这里当年开售时一抢而光，进伙时开光拜佛的景象。
1980年，东湖丽苑作为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开盘，一套60平的房子售价5万。一抢而光。
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找到合法性，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特地搬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
今天，东湖丽苑一套房子的价格，从最初的5万升到了100万。
这个数字在今天的深圳不算什么。距离它26公里外的另一个楼盘，深圳湾一号，一平米的均价是20万。
最贵的那套，售价：3.4亿。
广告语是这么说的：
如果你想在这里预约看房，请提供以下材料：
200-330平，需提供银行账户、股票、理财账户余额或近期银行流水1000万
500-1600平：提供5000万资产证明，另还需要提供公司名片(客户职位需老板或股东，重要骨干等)
这里顶层还配有直升机停机坪，当然不是炫富，是刚需。
一旦有事，从这里坐直升机从深圳飞往香港，只要15分钟。
一位香港风水师说，深圳的轮廓像一只大鹏鸟，而这里正是鹏鸟的头部，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说，未来不可估量。
庆祝深圳特区40周年感悟【篇二】
随着当前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制定标准已成为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深圳发展之路，另一核心推动力还在于抢占标准高地，推进质量发展，实现品牌聚集。
越来越多的深圳企业已从代工生产迈向自主品牌创立，通过不断的自我革新，制定标准，成为行业领军者。全球最大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供应商——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制定电池材料等17个国家标准，也是我国牵头制定锂电池材料国际标准的企业。同时，深圳在新能源汽车、消费级无人机、移动电话、5G等领域，依靠领先的产品技术标准“走出去”，取得丰硕成果。
统计显示，目前，深圳累计有235家企业登上全国企业标准排行榜，占全国上榜企业数量的7.17%。其中，2019年新上榜企业达152家，企业标准化建设步伐持续加快。深圳共有15家企业成为全国企业标准的“领跑者”，占全国的12.9%。
2019年10月，深圳获评成为全国首个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去年1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质量标准提升行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2019—2022年)》正式印发，明确提出到2022年，落户深圳市的国际国内标准化组织工作机构达85家以上等发展目标。
高标准带来了产业质量效益的不断攀升，为品牌聚集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华为、平安、比亚迪等一大批知名品牌享誉海内外。其中，在南山区就拥有174家上市企业，总量稳居全国区(县)第二;拥有4000多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据南山区区长黄湘岳介绍，今年的疫情防控中，腾讯、迈瑞医疗、中建科工等一批企业发挥了重要的“科技抗疫”力量。在工业和信息化部6月份公布的79家“科技战疫”表现突出的人工智能企业名单中，深圳企业有8家，其中6家来自南山区。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是高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表示，站在新起点上，深圳正瞄准世界先进城市，衔接国际通行规则，实施全球标杆城市建设示范工程，集聚更多高端要素、高端资源、高端企业、高端人才，加快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不断壮大新动能、提升新势能，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强大核心引擎，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高地。
经济特区给了我新力量
“深圳培养了我敢闯敢拼、努力奔跑的人生态度，通过奋斗改变命运。”
见到戚卓，是在深圳电视台“都市调查”栏目录制时。专业的分析、缜密的逻辑、从容的谈吐，让人很难将她与20年前的打工妹联系在一起。
“深圳培养了我敢闯敢拼、努力奔跑的人生态度，通过奋斗改变命运。”坐在记者对面的戚卓，眼神里透出从容与自信。
戚卓与深圳结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她的父亲在深圳打工，常说起深圳发展速度、温暖的大海、世界之窗……从那时起，这些点点滴滴就刻在戚卓的心里，到经济特区去，成为戚卓心中的向往。
2000年，这个生在东北、长在东北的女孩一路南下，来到了心仪已久的经济特区。刚到深圳的她，在北郊公明镇的创维电子城找到了工作，“印象中厂区很大，一进来就看到很多身着蓝装的工友，都很年轻、有活力，来自全国各地，为了各自的梦想打拼。”戚卓说。
就这样，戚卓在创维集团电视机厂有了第一份工作——生产部统计员。每天，她要跟进生产计划表，在插件、机芯、整机等不同工段之间进行协调，满车间跑上跑下。
虽然对打工生活的艰辛有心理准备，可让戚卓没想到的是，上岗第一天就忙到晚上11点。“在老家，大家晚上10点就休息了，可这里的人们却依然精神抖擞。”戚卓说，厂里会给加班到夜里的人发加餐券，可以领牛奶和面包。“那段时间，大家相互鼓励着。晚上碰到加班的同事，都会相视一笑，说‘一起去领券吧’。”
“老家的日子很安逸，但我更喜欢经济特区的氛围，来深圳就为拼一拼!”戚卓说。
“记得当时一个新项目启动，工艺图绘制工作需要有人兼职承担，我下了班连饭都没吃，就去镇上买了一本CAD(计算机辅助设计)教材，一边自学一边做。”戚卓记得，那时候经常和办公室一位来自江西的同事“比赛”，看谁晚上在办公室留得更久、学到的东西更多。
“在深圳，企业普遍提倡内部选拔和招聘，只要你努力就可能得到更好的机会。”戚卓说。
由于表现出色，创维集团成立品牌部时，戚卓作为其中一员来到位于深圳南山区的集团总部工作。从郊区来到摩天大楼林立的市区，这段路，戚卓走了3年。深南大道、地王广场、华强北……这些曾令她艳羡的景观成为生活中的日常。
繁忙工作之余，戚卓保持着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2012年，一次偶然机会，她参加了海之梦心理咨询中心组织的体验式沙龙，受到很大触动，对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心生向往，开始着手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学习相关知识。
那时，已经34岁的戚卓没有任何心理学基础，她能行吗?
“最初我也很犹豫，觉得自己早过了学习的年龄，但在同一个学习小组里，既有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也有50多岁的职场资深人士，大家的相互鼓励让我燃起信心。”戚卓说，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只要有空余时间，她都会约朋友去图书馆看书学习。“深圳的图书馆里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在学习充电，来晚了就会找不到座位，只能‘转战’咖啡馆和书吧，正是这种氛围激励你去学习。”戚卓说。
2014年，36岁的戚卓决定，离开创维集团，挑战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看到这座城市在改变中进步，身边朋友在改变中成长，我也想改变一下。”戚卓说。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心理咨询师，除了要取得资格证外，还得经历长期的实习锻炼。2016年，她进入海之梦心理咨询中心开始实习。然而，实习非但没有工资，还得“倒贴”学费。
“前半年的实习期，各类理论学习、接受培训的费用加在一起，我一共花了近两万元。由于还没达到签约条件，后半年的实习期，我给自己加大了学习和培训强度，又花了三四万元。”戚卓说，尽管那段时间经济压力和学习压力都很大，但她还是坚定地往前冲。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年，戚卓通过了海之梦心理咨询中心考核，正式成为签约心理咨询师，开启了自己人生的崭新一幕。“在常住人口超过1300万人、竞争激烈的深圳，有很多人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戚卓深深地热爱着这份工作。
戚卓喜欢骑车去深圳湾公园，沿着滨海栈道骑行，凉爽的海风吹过，视野中的大厦高耸入云，近处的公园草木葱郁，让戚卓更加热爱这座城市。“虽然已经人到中年，但我还是想不断奔跑，因为深圳的活力、朝气给我力量，让我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庆祝深圳特区40周年感悟【篇三】
奥巴马曾经问过乔布斯：在美国生产iPhone的话，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乔布斯的回答是：
不可能。没有哪里的灵活性和速度能够与那座城市的工厂相比。
这座城市就是深圳。获得苹果订单的工厂，叫富士康。
代工的价格，是每部30元人民币。
一位苹果公司高管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谈起自己在深圳的见闻：
新一代iphone发售前，苹果公司突然改变屏幕设计，要求深圳的富士康突击赶工。
那天午夜，一群工头叫醒了熟睡的八千名工人，每人发了饼干和一杯茶。
半个小时后，一条生产线开始以24小时一万多台的速度生产iphone。
在深圳，这家几十万员工的工厂有如一个独立王国。
高高的厂区围墙下，有独立的银行、学校、商场、警察局、医院、消防队，甚至富士康自己的电视台。
一个1993年出生的女孩当上了富士康电视台的主持人，向30多人借了近80万元，然后就失踪了。讨债人只能去她家乡的贴吧里寻找线索，愤怒地晒出她手持借条的照片。
高峰期，这里每天要消耗40吨大米，30吨蔬菜，10吨面粉、6万个鸡蛋，再杀死800头猪。
对应的工人工作效率也有要求：每天保守工作10小时，在流水线前重复着同一个动作，20秒完成一块电路板的测试，一分钟装7个静电袋，3秒钟处理完一个手机后壳。
单调重复的工作，让人作为人的感觉慢慢淡了，对自己的生命也不那么珍惜了。
2010年，这个独立王国出现了震惊全国的十三连跳，即便是郭老板运来一飞机高僧念佛也无济于事。
最后，不得不在工人宿舍的二楼统一拉上一层铁丝_。
当富士康生产的iphone流向全球时，几十公里外的华强北，成为下一个创造世界纪录的地标。
在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南北930米，东西1560米的土地上，密布着30多家电子交易市场和1万多家销售手机、电子产品零配件的大小商户。
只要你带够了钱，一定能够找到你需要的东西。
一个美国人曾在华强北做了一次实验：
只需要35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台售价在700美元以上的 iPhone6的所有部件;工人只需要15分钟就可以完成上百个工序，组装一部新手机。
前年，整个深圳生产了3亿零870万部手机。这还是只是合法生产的，不包括华强北。
因为，苹果往年还未发布新品，这里的人们已经DIY出了新一代iPhone。
这些年，一家从华强北走出的手机品牌——传音，在非洲攻城略地，做到了头部顶端。
2018年，传音在非洲卖了1.33亿部手机，拿下非洲市场48.71%的占有率。
这个数字，意味着每两个使用手机的非洲人，就有一个用传音手机。
传音成功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价格低廉，它还解决了非洲人民拍照的大难题：
拍照常年看不到脸，只有一团漆黑的面孔和一口白牙。
传音的办法，是独特的美黑特效。它组织工程师攻关，研究如何能把黑皮肤拍成黄皮肤，把黄皮肤拍成白皮肤。
这个品牌继承了华强北DIY的极客血统，比如它支持四卡四待。因为非洲地域广阔又信号不好，用户可以同时装四张电话卡，用四家电信运营商。
如此炫目的黑科技，背后是无数人的奋斗与欲望。
这座城市从来不缺乏一夜暴富的梦想。
四十年前，深圳一年的工农业产值才只有7100万，不及2018年GDP的三万分之一。
但也有更少的人，可能美梦成真两次。
比如2018年，深圳一位姓黎的市民以60元购买30注双色球，中得双色球一等奖，赢得福彩有史以来最高奖金：1.61亿元。
短短一年后，他又以6元购买3注双色球，再中一等奖3000万。
在深圳，平均每秒就有146注福利彩票卖出。2018年，深圳市福利彩票交出的销售答卷是：45.93亿元。
绝大多数人永远是充当分母，作为慈善的那一部分。
庆祝深圳特区40周年感悟【篇四】
见证“移民之城”大时代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在短暂的40年间，从一个人口只有30多万的边陲“小渔村”，发展为如今管理人口超2000万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背后秘诀可围绕一个“人”字展开。
从创市之初，深圳就是一个对人才开放的城市，最早打破传统的地域、体制等限制，引全国之才、集全国之力建设。早在特区创办之初，就曾出台不少全国瞩目的引才之策。包括农村户口入深圳户籍，家属没工作的，深圳安排工作;分配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住房;高薪聘任人才，聘用期满留去自由等等。
例如，蛇口1981年在全国公开招聘人才，打破了由上级部门调派干部的做法，首开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先河。1983年，蛇口率先实行薪酬改革方案，不论级别职务，根据才能和贡献确定薪酬。
一时间竟引得全国人才东南飞，不少人受特区朝气蓬勃的生机召唤而来。放弃“铁饭碗”闯荡深圳的徐少春就是其中一位。
1990年，徐少春带着368元的养老保险金前往深圳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不久后他再次辞职，借了5000元购进一台286电脑创办了深圳爱普电脑技术有限公司。这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金蝶软件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1997-1999年间，深圳人才大市场仅接待像徐少春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求职者，数量就超过了350万。而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之初，深圳全市技术人员只有一名拖拉机维修员和一名兽医;如今这一数字已超过200万，40年间深圳科技工作者的数量增长了近100万倍。
如此大揽人才，不难让人想起“来了就是深圳人”那句脍炙人口的口号。有学者将深圳的创新气质与其移民特色联系起来，解释“移民之城”为何能够成为创新之城。“早期到深圳的移民大多都是抛弃了原有的稳定生活，愿意承受迁移带来的不确定性，去满足其对未来的高预期，这种文化特质尤其适合以IT为背景的高科技领域的创新。”
唐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移民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打破了原有的阶层，多元化的交往变得很正常，比如5个人凑在一起，一个是包工头，一个懂技术，一个能办得下贷款，一个做过处长，再来一个搞财务的，新公司就诞生了。
过去40年，深圳的常住人口增加了约42倍。直到目前，深圳依然在采取宽松的户籍政策，大专以上学历落户不受限制。深圳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透露，2019年，全市新引进人才28万人。
庆祝深圳特区40周年感悟【篇五】
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的教授代明，他曾于1999-2004年在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先后任职研究员、研发部长，对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颇有研究。
在他看来，深圳特区成立之初曾是一座“四无”城市——无重化工业基础、无重大国家项目、无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无资源环境承载力，深圳凭什么迅速实现崛起?
不少学者认为，深圳的崛起得益于其区位优势，毗邻香港;也有学者认为，其得益于政策优势，税收优惠、土地保障带来巨大红利;更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有为政府加之有效市场。
代明认为，区位论、政策论、方略论皆有一定道理，但多少有些“失焦”。在众多沿海、沿边经济特区中，深圳的成功与其背后的制度创新不无关系。
唐杰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很多人说深圳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但忽略了一个方面，深圳很早就在科技创新方面尝试系统化地设计制度。
早在1987年2月，深圳市政府就出台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在全国首次提出科技人员可以以现金、实物及个人所拥有的专利、专有技术、商标权等工业产权作为投资入股，并分取应得的股息和红利。
这意味着承认知识产权的价值，直接带来一股以华为为代表的创业潮，也为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打下了体制机制基础。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对此也颇为赞同。他表示，深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高科技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例如，建立和完善不同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人才服务体系、以高交会为主要平台的高科技交易市场体系、以高新园区为平台的区域服务体系、以华强北为代表的为高科技产业服务的产品配套市场体系。
“正是因为上述全方位的政府体制创新服务体系，才为深圳高科技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支撑。”张思平说。
不仅于此，深圳已经成为制度创新的策源地，不少制度改革经由此推向全国。据2017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的统计，深圳25年来制定的法规和法规性文件当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在国家和地方立法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先行先试，这些法规不仅护航深圳的发展，也为国家提供了参考蓝本。
例如，今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拟新提交审议立法项目29项，包含新制定法规14项，其中，个人破产制度在深圳“破冰”，科技企业有望实施“同股不同权”，深圳的立法探索背后，是这座城市改革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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