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观后感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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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因改革而生，因开放而强，这一年是深圳特区40周年，大家有什么心得感受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观后感，以供大家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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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观后感(一)
经济特区给了我新力量
“深圳培养了我敢闯敢拼、努力奔跑的人生态度，通过奋斗改变命运。”
见到戚卓，是在深圳电视台“都市调查”栏目录制时。专业的分析、缜密的逻辑、从容的谈吐，让人很难将她与20年前的打工妹联系在一起。
“深圳培养了我敢闯敢拼、努力奔跑的人生态度，通过奋斗改变命运。”坐在记者对面的戚卓，眼神里透出从容与自信。
戚卓与深圳结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她的父亲在深圳打工，常说起深圳发展速度、温暖的大海、世界之窗……从那时起，这些点点滴滴就刻在戚卓的心里，到经济特区去，成为戚卓心中的向往。
2000年，这个生在东北、长在东北的女孩一路南下，来到了心仪已久的经济特区。刚到深圳的她，在北郊公明镇的创维电子城找到了工作，“印象中厂区很大，一进来就看到很多身着蓝装的工友，都很年轻、有活力，来自全国各地，为了各自的梦想打拼。”戚卓说。
就这样，戚卓在创维集团电视机厂有了第一份工作——生产部统计员。每天，她要跟进生产计划表，在插件、机芯、整机等不同工段之间进行协调，满车间跑上跑下。
虽然对打工生活的艰辛有心理准备，可让戚卓没想到的是，上岗第一天就忙到晚上11点。“在老家，大家晚上10点就休息了，可这里的人们却依然精神抖擞。”戚卓说，厂里会给加班到夜里的人发加餐券，可以领牛奶和面包。“那段时间，大家相互鼓励着。晚上碰到加班的同事，都会相视一笑，说‘一起去领券吧’。”
“老家的日子很安逸，但我更喜欢经济特区的氛围，来深圳就为拼一拼!”戚卓说。
“记得当时一个新项目启动，工艺图绘制工作需要有人兼职承担，我下了班连饭都没吃，就去镇上买了一本CAD(计算机辅助设计)教材，一边自学一边做。”戚卓记得，那时候经常和办公室一位来自江西的同事“比赛”，看谁晚上在办公室留得更久、学到的东西更多。
“在深圳，企业普遍提倡内部选拔和招聘，只要你努力就可能得到更好的机会。”戚卓说。
由于表现出色，创维集团成立品牌部时，戚卓作为其中一员来到位于深圳南山区的集团总部工作。从郊区来到摩天大楼林立的市区，这段路，戚卓走了3年。深南大道、地王广场、华强北……这些曾令她艳羡的景观成为生活中的日常。
繁忙工作之余，戚卓保持着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2012年，一次偶然机会，她参加了海之梦心理咨询中心组织的体验式沙龙，受到很大触动，对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心生向往，开始着手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学习相关知识。
那时，已经34岁的戚卓没有任何心理学基础，她能行吗?
“最初我也很犹豫，觉得自己早过了学习的年龄，但在同一个学习小组里，既有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也有50多岁的职场资深人士，大家的相互鼓励让我燃起信心。”戚卓说，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只要有空余时间，她都会约朋友去图书馆看书学习。“深圳的图书馆里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在学习充电，来晚了就会找不到座位，只能‘转战’咖啡馆和书吧，正是这种氛围激励你去学习。”戚卓说。
2014年，36岁的戚卓决定，离开创维集团，挑战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看到这座城市在改变中进步，身边朋友在改变中成长，我也想改变一下。”戚卓说。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心理咨询师，除了要取得资格证外，还得经历长期的实习锻炼。2016年，她进入海之梦心理咨询中心开始实习。然而，实习非但没有工资，还得“倒贴”学费。
“前半年的实习期，各类理论学习、接受培训的费用加在一起，我一共花了近两万元。由于还没达到签约条件，后半年的实习期，我给自己加大了学习和培训强度，又花了三四万元。”戚卓说，尽管那段时间经济压力和学习压力都很大，但她还是坚定地往前冲。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年，戚卓通过了海之梦心理咨询中心考核，正式成为签约心理咨询师，开启了自己人生的崭新一幕。“在常住人口超过1300万人、竞争激烈的深圳，有很多人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戚卓深深地热爱着这份工作。
戚卓喜欢骑车去深圳湾公园，沿着滨海栈道骑行，凉爽的海风吹过，视野中的大厦高耸入云，近处的公园草木葱郁，让戚卓更加热爱这座城市。“虽然已经人到中年，但我还是想不断奔跑，因为深圳的活力、朝气给我力量，让我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观后感(二)
相关资料显示，上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市政府下设经济社会发展委员会、工业发展委员会和城市规划委员会等。其中，经济社会发展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制定特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设计经济发展战略模式，调节经济运行，从事经济预测等。工业发展委员会是管理工业企业，进行工业发展规划和引进新的工业项目、调整工业结构的权威机构。城市规划委员会负责市政建设规划和市政建设工程管理。
“这个政府架构很简单。”杨勤说，1985年，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工业发展委员会上班，对深圳早期工业有了深入认知。
深圳成为特区后，由于毗邻香港，加之有税收、土地、人工等低成本优势，很快进入了“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加工制造快车道。
“早年，深圳很多都是香港人把从国外买的零配件带到这里来组装五花八门的简单小电器，比如收音机、单放机、小喇叭、风扇、按键式电话机和简单的对讲机，通常对讲机块头大，但功率不大，3至5瓦，在没遮挡情况下只能辐射两三公里范畴;日资三洋电机和华强集团合作后，把许多来自日本的零配件用于组装三洋电视机，在当时已经最高端的电器产品了。”杨勤回忆称，当年国人印象最深刻的京华牌收录机也是在深圳组装完成。
为推动帮助企业就地消化产品和培养消费能力，当地政府推出所谓“地产地销”措施，即深圳生产的产品在当地销售予以免税。
“这是全新的社会和经济治理体系，它就是‘照猫画虎’学习香港建立一套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杨勤说，深圳就离香港一桥之隔。不少内地人到沙头角买港货，眼睛都是发亮的，哪怕购买一块香皂、一把雨伞，一个裙子或一块布都好。
当年的深圳，对于年轻人来说充满机会。
1987年，杨勤从政府机构辞职，开始了创业人生。
他最早到原国家教委下属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公司位于深圳的八卦岭片区。
“我和一位领导一起去的这家企业，只用了一年时间便起死回生，挣了100多万元，把它从原国家教委下属20多个企业当中的倒数第一名，变成正数第一名。”杨勤说，在上世纪80年代，100多万元几乎是“天文数字”。
在那个年代，这是唯有深圳才能创造的财富神话。当时，杨勤每月基本工资也是200多元，但提成每月达到几千元，在当时算很高的工资。
这份工作只做了1年，他便辞职创立现在企业——深圳市和发实业有限公司，最初挂靠在某部委，但由于部委没有实际投资，企业此后与部委“脱钩”，彻底成为一家民营企业，公司业务主要是提供电子与信息系统服务，曾是华为公司UPS供应商。
“我们在深圳是老牌企业，早期拥有人事权和户口指标，目前只有数百家左右，像华为、赛格、华强、京华这一类拥有30多年历史以上老牌企业，深圳不多了。”杨勤感叹道，早年他帮助公司不少应届大学毕业生在深圳落户，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旬，他所在公司的业务达到了历史巅峰，每年拥有大笔订单和业务。
对冒险者来说，那是深圳的黄金年代。
“当年买房子，零首付，你只要敢拿身份证去签订合同，一栋楼的产权都可能是你，只要你办完银行按揭完后，分批租出去，用租金抵扣银行贷款，相当于一分钱也不用出。”杨勤说，不少企业改制也一样，只要你敢签订责任状，相当于把一家拥有土地和房屋的企业白白送给你。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观后感(三)
深圳鲲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展示该公司研发的数据流AI芯片(8月12日摄)。 企业家精神驱动“深圳奇迹”1991年，在大学任教的郭万达获得了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7月，他调任深圳市政府信息中心工作。
他到深圳闯荡的原因很简单——“深圳很有前途。”
“我到深圳的心情肯定是很兴奋，在读大学时，在深圳实习的同学回来就报告说，深圳还没有太多的工业，1990年时，我曾经到过深圳，突然发现这座城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80年代初还一片工地，1990年深圳已经像模像样了。”郭万达说。
各路人马都纷纷往深圳，像他和三十几位南开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一起闯深圳，在当地一度掀起热议。
当时深圳并不大，仅有268万常住人口。
“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建设，上海宾馆往蛇口方向还尘土飞扬，深南大道到上海宾馆往西走的道路还没完全铺好。”郭万达回忆称。
他决定留在深圳第一个原因是，这里大多数人都讲普通话，让他没有外来人的感觉;其次深圳拥有内地无法比拟的自由流动。
“当年内地调动工作审核很严格，在深圳，你来了，户口放在人才市场，想到哪个单位都有机会。”郭万达说，最初从天津调到深圳时，他费尽周折。到深圳后，他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今天在政府工作，明天下海，后天干研究，可以随意选择，原来认为户籍很重要，在这里似乎不那么重要。
“深圳最大的魅力不是别的，就是市场化。”郭万达说，1995年，他到中国最早市场化运作的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任职。
如今已声名显赫的研究院，起初也很艰难。
郭万达说介绍，1988年开始创办研究院之初，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兼深圳市市长李灏给该机构定位为“思想库”，有段时间被翻译为“中国脑库”。
研究院成立后，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我们约90%都是政府合同，大多都签有保密协议，外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个研究院，只有很多政府部门知道。”郭万达说，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现已被列入国家高端智库，这个历程本身就是深圳40年的缩影和样本。
在他看来，深圳40年的成长历程，最大特征就是不断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从最初的加工贸易到今天的高科技创新，这是深圳最大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不是政府规划，更不是智库去规划出来，而是企业家的行为。”郭万达说，正因深圳有一批创新企业家，给这座城市的产业带来不断的变革。
他在一篇名为《制度创新如何影响企业家创新》的文章中指出，深圳特区经过40年的发展，从一个边陲农业县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城市。2019年深圳GDP达2.69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1.7万家，专利授权达16.66万件，占全国的6.4%，PCT国际专利申请1.75万件，占全国的28.7%。深圳特区40年发展的历史，就是企业家创新和制度创新演进的历史。
深圳诞生了一批世界级创新型企业，企业家创新精神是驱动“深圳奇迹”的主要动力。
“在深圳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几乎把自己身家性命都押进去了，没白没黑地奋斗，这已形成了社会风气，大家都以命相博，才创造出了深圳的今天。”杨勤说。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观后感(四)
这座城市的气质，不仅仅在富士康和华强北。
位于高新区的科兴科学园，4栋大楼里容纳了腾讯互娱在内的近百家公司。
有人做过比较，在北京，夜生活排行第一的地方是工体，在上海是158坊，广州是苏荷酒吧。
而深圳，是科兴科学园。
这些年，无数款中国人熟悉的游戏都从这里诞生，或是引进。
从初代智能手机上的切水果、汤姆猫，到如今的火热的和平精英、吃鸡手游，风靡十年成为国民游戏的英雄联盟、地下城与勇士……都出自这里。
有人一口气拿了60个月工资，总数过百万的年终奖。
财富的背后，隐藏着艰辛的付出。
这里是深圳最难打到车的地方，晚上排队叫车需要等待一个小时以上。
每天早上，深圳人平均要花费44分钟在路上，8点28分之前赶到公司;有36.9%需要加班到晚上9点以后 。
只不过，辛勤劳动也不一定获得对应的回报。
2017年，中国有9000款手机游戏拿到版号。而版号暂停审批的2018年，这里有一半公司倒闭。
这些奋斗者们还决定了一件事：
深圳，是一座爱吃快餐的城市。
过去一年里，深圳的餐饮订单交易中，55%是快餐，以绝对优势排在第一。
而快餐里，订单最多的是麦当劳。
这座城市和麦当劳的缘分从1990年开始。那一年，全中国第一家麦当劳在深圳开业。如今，这座城市已有超过213家麦当劳。
这座城市有太多令人瞩目的辉煌，和令人羡艳的奋斗者。
以至于很少有人能留意到，它同样有一批最颓废的人，和最廉价的生活方式。
当他们集体曝光在大众视野里，魔幻程度令人咂舌。
在深圳龙华新区三和人才市场附近的城中村，聚集了一群无家可归或自我放逐者。时常有这样的场景：
一个衣衫不整，精神萎靡的年轻人，从网吧出来，突然直挺挺栽倒在街道上;
警察来了宣布他死亡。但由于没有发现死者的任何证件，身份难以确认。
这几年，当媒体们纷纷涌入到这个城中村时，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三和大神。
但在内部，他们更愿意称自己为“屌毛”，一群无足轻重的人。
他们，多数是在深圳工作时沉迷赌博而陷入债务深渊的年轻人，也有不少外地的流浪汉慕名前来投奔。
让他们聚集在此的，是三和人才市场每天都有的日结工。
因为附近的工厂需要大量的短期劳动力，每天打零工100-150元，号称“做一天玩三天”，以及低廉的生活成本，“大神三件套”：
大水(2元)、挂逼面(4元)、红双喜散烟(5毛)。
大水是深圳能买到的最便宜的大瓶装矿泉水，挂逼面是几片菜叶和一把清水做汤的挂面，红双喜散烟则是生活中为数不多的调剂。
舍不得花6块钱买一包，就烟瘾发作时花五毛买一根。
也有人连日结都懒得做，选择将身份证出售抵押。走投无路之后，等待死亡的降临。
2018年，一部名为《三和人才市场》的纪录片，在日本NHK电视台播出。不少平成废宅大吃一惊，原来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并不孤单。
为了清理这个影响城市形象的顽疾，深圳每年都会组织整顿，查封遣散。但没过多久，被驱逐的人们还是会相继回来。
在深圳这所城市里，死亡每天都在上演，却并不经常被人提及。
这里的死亡和这所城市一样年轻。深圳每年大约有2万人死亡，但只有三分之一是老年人。
这些死亡的人中，每25个就有一具无人认领的尸体。他们会被送进深圳唯一的殡仪馆，装进一个长2.05米，宽0.6米的冷冻柜里，以零下九度的低温冷冻保存。
时间在冷库中凝固，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自哪里，从事什么工作，生前经历了什么，每天只有巡逻的保安，检修的电工和查验尸体防腐的工作人员经过。
通常，殡仪馆会为他们刊登认尸启示，但仅仅只能提供性别、死亡日期、死亡原因和收敛地点等有限的信息。
即使联系上了亲属，往往也会出现拒领的情况。
他们给这些有亲人却似没有的人，起了一个带点罗大佑味道的名字：
亚孤儿。
按照规定，这些遗体在冷冻保存70天后进行火化，骨灰会在殡仪馆附近的墓园里树葬，或者到深圳最西边的大鹏湾海域海葬。
这一系列程序都是免费的，没有户籍方面的差别。
对于死者来说，这是他们融入这座城市的最后一种方式。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观后感(五)
深圳又是一座从来不缺少野心的城市。
一位华人经济学家放话：深圳将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
一位大学教授通过伪造文件获得许可，修改了一对双胞胎婴儿的基因，使她们出生后便可以天然抵抗艾滋病病毒。消息一出，震惊世界。
一家以深圳为总部的企业董事长宣布，未来公司所有员工均可利用独家技术，平等的活到100岁。
而他本人将会更加平等，有望活到120岁。
他们三个，都不是深圳人。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抱怨，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在逐渐失效。
最大的分别体现在户籍上。
2019年，在满分460分的情况下，一位郭同学考了425分也没能被公办高中录取。因为他的父亲在深圳没有缴满3年社保，他只能报考私立高中。
因为几十年来年轻人口的快速涌入，这座城市还没来得及建起足够的中学。
在深圳参加中考的8万初中生中，只有3.5万人能上公办高中，因为深圳只有47所公办高中。
为了赢得升学机会，他们需要在每一个环节竭尽全力。
比如想在体育测试中拿到满分，男生需要在2分53秒内跑完1000米。而在北京的话，这个数字可以宽松到3分37秒，足足差了44秒。
这又应了深圳那句著名的口号：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在这场角逐中，如果孩子没考上公办高中，就意味着家庭需要付出至少上万元的额外成本。
在深圳，一所公办高中每年的学费为2000元，而较好的私立高中，学费则要几万元，最贵的一所，一年的学费是二十万。
任正非公开说：
华为向海外派遣的4万多名员工不愿意回来，在非洲他们的孩子可以上最好的学校，而回到深圳就进不去学校。
即使2018年，华为员工的平均年薪是110万元。
有些家长们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在香港生孩子，让孩子拿到香港身份，去香港接受教育。
深圳每天有三万名跨境儿童前往香港读书，其中至少有一个孩子每天花在交通上的时间是5个小时。
他的家在龙岗区布吉街道。每天，母亲先带着他坐一个半小时的地铁到福田口岸，用半个小时等跨境保姆车和过关，再坐车半小时到幼儿园。
在2013年绿色通道(学名：深港跨境学童电子标签查验系统)开通之前，这一时间更长。
做出这一决定的家长没有反悔的余地。深圳公立学校明确拒收港澳籍和外籍学生，而整个深圳为港籍学童提供港式课程的私立学校也只有11所。
深圳是一座处处透露着年轻的城市。这里的人，平均年龄还不到33岁，六成以上单身三年。
这些单身的年轻人，在深圳承担着比北京更夸张的房价。
2018年，深圳整体住房贷款接近2万亿，人均住房负债15万。
即使政府强制将房价管控在每平5.3万，深圳的工薪阶层也基本都买不起房，每年9万的平均工资，只够他们买1.68平。
在深圳，人们只图当下，无心预测自己的未来。
2018年，深圳有65640对情侣到民政局登记结婚，平均每天是180对。
按照深圳2180万的实际常住人口计算，深圳的结婚率只有3‰，全国倒数第一。
倒数第二的上海还有4.4‰ 。
按照深圳市政府公布的数据，深圳的离婚率(离婚对数与结婚对数的比率)达到了42.4%，全国领先。
这座城市最知名的企业家之一，就是60多岁离的婚。
而337公里外的潮汕，离婚率却只有深圳的大概五分之一，全国倒数第一。
因为那里的家族体系和传统约束更为稳定。
有人说，在深圳生命不息，摇号不止。因为不仅买房买车要摇号，看病也要。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孕妇的摇号中签率只有15%左右。在黄牛手里，一个号源可以炒到5000元。
然而，全国各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还是像潮水一般，不停地朝这座城市涌来。
每天，深圳有大约1000架次航班，8个火车站，3000辆以上的大巴车，带来数十万的人口流动。
在知乎上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离开深圳?
一位网友说了这么一句话：
人容颜弹指老，深圳却永远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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