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伟大的开端》心得体会范文5篇

《伟大的开端》这本书史料丰富，能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的历史，值得大家阅读一下。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读《伟大的开端》心得体会，以供大家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读《伟大的开端》心得体会(一)

1921年7月，上海望志路106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们从四面八方走到这个红色起点，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

_年风雨历程，这个熠熠生辉的红色起点，为今天昭示了一颗初心、一种信仰。这值得我们一再追寻历史——为何是上海这座城市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这一历史选择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必然性?这需要我们总是牢牢铭记——不忘初心，肩负使命砥砺前行。

南昌路100弄，这条上海小弄堂，在四周车水马龙的映衬下，静谧地诉说那段历史。_年前，这里诞生了中国大地上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南昌路100弄2号，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旧址，也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建之地。1920年，陈独秀风尘仆仆来到这里。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遭囚禁近百日。此后，在李大钊护送下，他离开北京，辗转天津，由海路来到上海。

意属上海，是因为这座城市的底色是红色的。“中国共产党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先进文化，工人阶级则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胚胎里的红色基因。

当时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使上海成为思想舆论传播的重镇，维新派、改良派、革命派……各类思想学说争相登场、展开论战。而随着陈独秀的南下，上海又迅速崛起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心。

住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留日归国学生，都热心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1920年4月，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李汉俊校译的《共产党宣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

读《伟大的开端》心得体会(二)

_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回顾那一个历史时刻,细节虽已模糊,但意义却更为清晰。在中国共产党诞生_周年前夕,本报“朝花·夕拾”专栏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联合推出“伟大的开端”特辑。今起隆重刊发首篇文章《树德里的灯光》。

如果政党也有籍贯的话,中国共产党的籍贯便是上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驻守达11余年之久。在这里,无数革命先驱和共产党人刻下了奋斗的足迹,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中国红色基因发源地的光荣……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召开过十八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民主革命时期,分别在上海、广州、武汉、莫斯科和延安等地召开了七次党代会,其中,中共“一大”、“二大”和“四大”都在上海秘密召开。

共产国际代表现身上海

1921年夏季的上海,濡湿闷热。租界的洋人们沉浸在异域财富带来的快感与苦恼中,上海的小市民正在一如既往地终日劳作。没有人注意到,那天下午,一位年近40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正踏步走下十六铺码头的台阶。化名为安德莱森的这名外国人戴一副金丝边框眼镜,衣着考究,他搭乘的“阿奎利亚”号(Acquila)轮船经过一个半月的航行,途经新加坡来到上海。自3月份离开莫斯科后,他沿途游历维也纳、威尼斯,到达上海已是6月3日。他正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在此前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来到了上海。

他们来不及欣赏这个城市的繁华景象,而是急切地要面见李达、李汉俊两位中国人。李达、李汉俊,这两位曾经留学日本并读过大量社会主义文献的年轻学者,此时已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他们接待了陌生的外国来客。

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的李大钊、武汉的董必武、济南的王尽美、长沙的毛泽东、广州的谭平山以及留日的施存统、留法的张申府等人已先后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如何将中国这些分散的小组发展成一个有影响力的政党,马林、尼克尔斯基与上海的这两位成员商议,应当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等事宜。于是,李达、李汉俊立即写信,函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让每地速速选派两名代表赶赴上海开会。

读《伟大的开端》心得体会(三)

自觉担当起改变中国的使命

在历史上留下悬疑的不仅有这次会议时间的始末、代表权的争论，还有此次会议产生的两份重要文件以及至今未见影踪的“宣言”。

经过代表们激烈争论后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确立了共产党的纲领及奋斗目标。令人惋惜的是，这两份珍贵文件的原件并没有保存下来，现存于世的有前苏联的俄文版和陈公博的英文版。

陈公博后脱党，1923年2月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4年完成了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硕士论文，在其论文附录中收入了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这两份文件，后来随着学术交流传到中国，这是英文版“一大”党纲的由来。俄文版是1_7年苏共中央移交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其中第九卷中有中共“一大”的这两份文件，现保存于中央档案馆。这两个版本的具体内容完全相同，只是在个别文字上略有差别。研读这份党纲，你会惊讶地发现，它与《美国共产党党纲》和《美国共产党宣言》内容有些相似，可见刚组建的中国共产党参考了曾经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美国统一共产党的章程和纲领。

至于中共“一大”上是否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不少与会代表回忆中都肯定会议讨论过宣言，并因对南北政府的观点分歧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据陈公博的说法，会议最后决定由他把“宣言”带到广州，交由当选为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来决定是否发表。由于陈公博在陈独秀那里力陈“宣言”内容偏激终“决定不发”，致使这份手稿未能发表。

当年，参会13名代表的平均年龄尚未超过28岁，如初日般朝气磅礴，意志风发，其领袖陈独秀、李大钊亦只有42岁和32岁。他们中具有大学学历的就有李达、李汉俊等7人，中师学历的有毛泽东等4人，高师学历的陈潭秋1人和中学学历的邓恩铭1人。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中，他们辨别着时代前进的方向，在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的复杂中选择后来的道路，这其中有奋斗目标始终如一的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共6人，有离开党组织后为党作出有益贡献的李达、李汉俊、刘仁静、包惠僧4人，也有脱党沦落为后人所不齿的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3人。而这次会议的开幕时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经学者多方考证，方才将其定格在1921年7月23日。至于闭幕时间，仍存在几种说法，尚未能最终确定。

1921年的中国并不太平。仅史书明确记载的地震就达10次，水灾、旱灾、火灾及鼠疫此起彼伏;国内军阀混战，匪盗和兵乱蜂起。中共一大，这个后来被称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开天辟地大会，当时在社会上却没有引起任何注意。然而，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了。

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肇始，就确立了鲜明的旗帜，规定了革命前进的方向。一个共产主义的巨影开始在中国踯躅着，反射出这个巨影的中坚力量，充满着勇往直前和专心致志的革命精神。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创业维艰并不能阻挡共产党人前进的步伐。树德里的灯光从窗棂门缝中透出，照亮了中国共产党前行的征途，引导着中国共产党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中乘风破浪，抒写了从建党到执政的辉煌篇章，构筑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

读《伟大的开端》心得体会(四)

志同道合，最佳翻译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列宁亲自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呼吁“国际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加紧进行”之后，一对俄国夫妇悄然踏上了中国这块正在迸发革命火种的土地，他们就是维经斯基和他的夫人库兹涅佐娃。

维经斯基到中国的第一站是北京，见到的第一个熟人是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苏俄左翼人士鲍立维，他对鲍立维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需要有一个置身于革命浪潮之中的汉语翻译。维经斯基出生在俄国，早年参加美国社会党，尽管除了母语之外还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他知道，受共产国际委派来中国了解情况，与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没有这样一个翻译，他仍将寸步难行。

鲍立维推荐的不二人选是张太雷。

张太雷

张太雷曾经是他的翻译。鲍立维与张太雷相识于1918年秋。其时，鲍立维从海参崴来到中国天津北洋大学，按理说，他是一位汉学家，在汉语交流上并无障碍，但是，为了有利于接触更多的英美籍人士，他想找一位英文翻译。时任天津北洋大学法科主任的美国人福克斯就为他力荐了正在该校就读法科的张太雷。当下，维经斯基需要一个精通英语的汉语翻译，岂非就在眼前?而张太雷不仅是备受共产国际关注的中国“五四”运动天津学生领袖之一，而且是李大钊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之一，岂不又是一个志同道合者?

听了鲍立维介绍了张太雷的情况，维经斯基欣然应允。

此后的共事也确实让维经斯基对张太雷倍生好感，在他第一次逗留中国的9个月里，张太雷协助他与各方人士开展了交流，而最为重要的，就是在北京与李大钊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

读《伟大的开端》心得体会(五)

抓住契机，埋下伏笔

维经斯基终于要回国了。

1921年1月，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设立远东书记处。原俄共中央远东局委员、苏俄红军第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委员舒米亚茨基上任之初，就想到了维经斯基，并任命他为远东书记处的秘书。而维经斯基在奉命回国之前，向李大钊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派出一名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同去远东书记处协助工作。

此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早已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随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正式成立;同一时期，湖北、广东、济南、湖南也先后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风生水起，在此时派出代表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的扩大，都是一个绝好的契机。

机不可失!可是，派谁去好呢?

李大钊考虑再三后决定派张太雷去，自有他的理由：第一，张太雷参加过“五四”运动和工人运动，革命立场坚定，工作积极负责;第二，张太雷加入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筹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具有革命工作实践经验;第三，张太雷当过鲍立维和维经斯基的翻译，并获得了他们的好评;第四，张太雷大学毕业后，目前尚无固定工作，可以立即动身赴任。

维经斯基一听是派张太雷去，自然高兴，不过他也担心：“张先生会同意吗?”李大钊对张太雷的思想和为人了如指掌，自然信心十足：“一定会去!”

正如李大钊所言，对于能够赴苏工作，张太雷非常高兴，因为他一直希望有机会亲眼目睹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再说，能够亲身参加共产国际工作,对中国革命事业大有好处,对自己也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何乐不为?

对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来说，则不仅是抓住了一个扩大国际影响的契机，而且也为物色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人选埋下了一个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