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哲学史有感

掌握自然规律，是人类一直所向往的。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了解自然，更好的利用自然，在近200多年以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内心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更多的是"有限"和"无限"的更迭。道家认为，规律没有极限，而是相符相依的关系。凡事到了极端，就会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依";因此，要"戒骄，戒盈",凡事不可太过。

传承几千年的"轮回"的思想根源，无形中让中国人有了更多的希望，在逆境中有了更多的斗志，这也许也是中华民族多次处在亡国灭种边缘的时候，能够奋发崛起的原因。

但是，如果仅仅顺乎自然规律，人经常处在"无为"的状态下，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人类本性中，不管根源是"善"还是"恶"(儒家)，一味放纵没有约束，懒惰是不可避免的，趋利除害的性格也会让已经成型的社会组织或者国家陷入混乱(墨家)。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你从哪里来?——人类本性需要以"礼""道德",甚至是"法律"加以约束。(儒家，名家，法家)。

第一个思想层次属于少年，放荡不羁，没有束缚，任凭天性自由发挥。第二个层次的思想属于中年，人不是完全离群索居的动物，而是社会组织——国家中的人。以入世的思想成为社会中的一份子，则需要有规矩，既有外部的约束，也有内在的自我升华。名家和法家虽然有矛盾，但是联系更为密切。名家创建了对于条文措辞的推敲，法家承载了其工具，开创了"以法立国"的精神体系。两者相同之处，都在于以外在国家机器的存在，去约束人的本性，使其不能为所欲为。

而传颂千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则是更加强调内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能够由己及人，则是为"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千年来传统主流思想的主题。

依靠外界的法令工具，和内在的修养修为，人在社会中和国家中，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更清楚的认识，有更准确的定位。而明白了从哪里来之后，到哪里去的问题的答案就已经不远了。

第三个层次：你要到哪里去?——我们究竟在追求什么?

大家应该对这个问题思考的最多，抛开意识形态的区别，30年内的历史变迁，我们身边人所追求的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在中国哲学史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呢?诸子百家都给出过自己的答案，而最多的则是"内圣外王",但我认为境界最高的，只有庄子的"内心的快乐".

"内圣外王"的概念非常流行，从儒家，道家，再到墨家，都有过类似的阐述。在古圣贤们看来，最理想的社会结构，应当是让"圣人来为王".圣人，可以做到"仁，义，礼，兼爱，无为"等等，各家各派都将自己的最高认识用到了"圣人"的标准中，而做到这些标准的人，一旦成为了"王",则是天下苍生的福祉，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佳状态。

如今看来，在今天社会，"为王"不一定非要做最有权势的人，可以理解为做一个优秀的人，通过外部行为，将内心的修养表现出来。自我发展以"内圣"为目标，"外王"为表现，这样的社会和国家，无疑在任何时代都是令人羡慕和赞叹的。

而之所以将庄子的"内心快乐"作为最高境界的认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老年的智慧，是一种历经世事沧桑之后的大彻大悟。当然，有这种认识和追求的未必都是老年人，而是可以以此来达到那个很多年来大家所追求的目标——不惑。

庄子认为，能够做到"内心的快乐",需要人们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也是一种遵循自然规律的表现，但不是老子的那种"无为"的懵懂，则是经过思考和认识之后，内心的一种睿智的选择。

只有经历了，才知道自己最适合作什么;只有努力了，才明白自己最应该作什么。然后去做了，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够真正的不惑。

听说最近在中国粉丝暴涨的韩国总统朴槿惠，也是在万念俱灰时，读过《中国哲学史》，才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念，才解开了内心很多的疑团。

冯友兰先生在开篇就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特别盛行的宗教，因为中国人，将哲学当做了宗教：我们在哲学中寻求真谛，也在哲学中寻求内心的安宁。

读中国哲学史有感2

读《中国哲学史》有感而叙

序

文|朱新艳

丁酉年冬月，12席读书会

呼志同之友，共读哲学史

识诸子百家，知史学传承

周周末一聚，聊读后之感

他言我语兮，时间瞬息过

三册读全者，皆曰获益多

吾也亦有感，此一吐为快

2017年11月非常有幸和12席读书会的书友们一起共读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在读此书前巧合的读到慈怀书院编辑的文章《胡适：聪明的极致，是厚道》，因此初步了解了胡适先生的宽容大度和对旧式婚姻太太的不离不弃。

胡适先生把中国哲学史分为三个时代：古代哲学、中世哲学、近世哲学。需要对所有史料的审定，求证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写这部书所需的深厚的史学知识和对史料的辨识能力。

因今年的一月份读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读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简史》时对史学知之甚少，读时更多的是了解史学知识，如诸子百家是哪些?经过一年的学习积累再读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没有那么晦涩难懂，可颠覆我之前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以前认为正确其实是不对的。有书友说胡适的这本书是“我注六经”，书中有胡适先生自己的主观思想。而我通过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也有自己的想法：任何思想、道理、行为、事物都有正反、利弊、得舍，从中汲取自己所需，故我读此书也如是：

首先，胡适先生读的史学书籍之多，应该也都是精读，需用膜拜二字。第一章和第二章大篇幅引用《诗经》，通过《诗经》所说论证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潮流。而我通过这二章，对《诗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其次，胡适先生通过各种史学证实很经典书籍是伪书。如《孟子》或许是全假，《墨子》、《荀子》两部书很多为后人杂凑伪造，《邓析子》为假书，很多人物出生年代更是错的离谱，读后觉得心惊，不管是真假如何，但会让我会辩证的看待生活中遇到的事和人。

再次，胡适先生认为《淮南子》哲学是一部“集大成”的书，兼收各家的长处，修正各家的短处，其中无为的真义，进化的道理，变法的精神都是极具价值的。如果淮南王起义成功，那如今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四、胡适先生对儒家“孝”的敢说。现在我们还在传颂“卧冰求鲤”的典故，而胡适先生在民国时期对这种孝已有了批判，认为是一种不人道的孝。而我更同意王阳明对孝的理解，真正的孝就是“让父母安心”。

……

通过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条理清晰的讲述中国五千年各个时期的哲学思想，能读此书真为幸事。

读中国哲学史有感3

看《中国哲学简史》看的非常吃力，不要说能读到什么，有什么领悟，能把这本书大致浏览一下翻一遍，都是件痛苦的事情。看这书最大的感觉就是，在这书之前，应该对百家各自的书籍有过涉猎，不然只是看对百家的归纳总结和评论，会让人措手不及，眼睛和心灵都饱受折磨。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对儒家和道家稍微熟悉一点，是当年高考奠定的基础，为了高考，对《论语》、《孟子》、《庄子》的内容都有较为认真的学习，所以读这些的时候，感觉像遇到老熟人，至少知道其中大意和主旨。看了本书之后，发现自己以前的理解更加片面一些，没有将儒家作为一个体系去理解那些内容，更多的只是从字面意思去了解儒家思想。一个是从面到点的分析，一个是从点到面的探索，两个不同的境界，所探究出来的深意当然不可相比。比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以前理解的小人，会跟现今社会上通俗理解的小人混为一谈，虽然知道这两个小人肯定不是一个意思，但我猜想现在通俗理解的小人，应该很大缘由是从这引申过去的。读完这本书我更加理解了这小人的含义已经此话的缘由。在儒家体系，遵循的是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关系，而各阶级有有不同等级的，按照士、农、工、商各自排序。而小人是平民老百姓，是不在这序列以内的，他们没有获得教育的资源，不知道深明大义为何物，唯利益而趋，女子也是如此。所以孔子说，不要跟女子和小人讲道理，是讲不通的。

喜欢冯老对哲学的态度。一直以来都觉得高深莫测，哲学是可以给人新的知识的。但冯老说，哲学不是增加积极的知识，而是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的价值。这样，我感觉我对哲学可以更加大胆一些，应该不会将其束之高阁。

看完这本书，感觉更多的是对中国各种文化的一种解析、概括，而这些影响着每一位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处世哲学，有人认可儒家克己复礼，有人喜欢道家洒脱随心，有人喜欢名家善于辩论，也有人崇拜心学内圣外王。不同的思想会造就不同的人生，哪个信仰的多些，人生哲学就会往那个方向多靠一些。

读中国哲学史有感4

冯友兰先生系上世纪中国知名的哲学家。初读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是四年前吧，因内容与先前所读的哲学迥异，再加之有大量生涩的古文，所以就放下了。在读《南渡北归》时，方知冯先生1924年始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后到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新中国后冯在清华大学任教，涉及诸多相关内容。近段重读《南》书时，尾部出现一段梁漱溟先生评价冯先生的话，让我十分警觉。称冯友兰曾经谄媚过江青，冯的品行是墨家，实践的是功利主义。将我对冯先生博大的哲学、国学知识和文人独具品格的崇拜，从高空跌落谷底。先不说冯先生在那个特殊年代，放弃了文人独立自由的品格，谄媚江青，出于什么目的，冯先生在上世纪中国哲学界当属大咖级的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他的哲学思想一定有可读性，就再次捧起了这本《中国哲学简史》。为了便于印证或纠偏，同时在读希金斯的《世界哲学简史》。

西方人说中国古时有哲学思想，但没有哲学家。那么，古时希腊知名的哲学家有柏拉图及其师傅苏格拉底和学生亚里斯多得三人。冯友兰先生从希腊和中国在地球所处的位置进行了分析。他说：希腊是海洋性国家而中国是大陆性国家。海洋性国家崇尚贸易，追求利润。随利而逐的个性荡漾着平等和自由。而大陆性国家的中国，以农为本视商为末，重本抑末鄙视商业。那么，我可不可以这样认为，由于土地固定的羁绊，形成以家庭为单元，世代家族相伴诞生的是森严的长幼尊卑等级观念。当时，耕种土地是非常依靠经验相传，看天的营生。而哲学思辨恰巧是无需经验积累的心智活动。遵循传统，恪守春生夏长秋收冬储的四季交替，由此自然会出现“君臣、父子、夫妻”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无论儒家的孔子还是道家的老子为了扬名立业，只能顺应国家和民生大的环境，研究相适应的哲学思想。

儒家顺应的是“治国”和“平天下”，道家顺应的是“修身”和“齐家”。至此，中国古时哲学思想多了低头研思具体的人间实事，少了仰望星空思考上帝和来生轮回无形无影形而上的层面。这种农业民族的特性，也许就是有哲学思想没有哲学家的重要成因。这一结论可能有些牵强，但这个成因于我十分重要，先前一直困扰着我，或许是读这两本书的收获之一。

读中国哲学史有感5

孟子曰：“扬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句话是孟子对杨朱的评价，也侧面体现了杨朱的基本思想之一：“轻物重生”。那么，我们是否要做到轻物重生呢?

在回答问题之前，我想我们得讨论一下“物”与“生”。“物”即为物质。我们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是物质的影子，如：金钱、名利、地位、珍贵的物品等，他们都是物质。物质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无疑是巨大的：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能否得到别人的尊重，我们能否行驶更大的权力，能否满足自我的虚荣心等这些都与物质息息相关。假设说，物质消失了，那么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寸步难行。于是，“物”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生”。“生”很好理解，那就是我们的生命。生命的重要性大家都明白——没了生命，就什么也没有了。就仿佛是失去水源的鱼，失掉了一切，自然也包括“物”。

由此可见，“生”的确比“物”更重要。那么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是从何而来了。只是，我对此仍有点异议。我认为，还有比“生”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义”。

《鱼我所欲也》中，孟子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顾患有所不辟也”，生命是我想要的，但我还有比生命更贵重的东西，所以有些灾祸我不躲避。这里孟子所说的比生更贵重的东西，就是指“义”。“义”的解释繁杂多样，每个人的心中都不尽相同，但肯定会有相同的一点——不违背自己的道德底线!假使让一位有“义”的人去为了生命而做一些卑微苟且，违背他们内心的事，那么他们一定会觉得生不如死。故此，在这种情形中，“义”更重于生。

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国家的热爱，都应该是心中的道德底线。国家的耻辱，灭亡，使得屈原纵身投入汨罗江，这也是屈原“义”的体现。所以，我对于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并不认同。

当“生”与“物”出现了碰撞时，“生”比“物”更加贵重，那些因钱财的短暂失去，偏激之下自杀了断的人，死的并不值得;而当“生”与“义”擦出了火花，那么“义”要更领先于“生”，那些因更好的物质生活而背叛了自己的灵魂的人，也不值得!

我们应该做到“轻物重生”，但更应该做到“轻生重义”!这就是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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