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社会契约论读后感

《社会契约论》(法文：Du Contrat Social，又译《民约论》，或称《政治权利原理》)是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于1762年出版的政治著作。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卢梭社会契约论读后感5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卢梭社会契约论读后感1

卢梭，一个有着浪漫天性与卓越才情的人，是法国18世纪所有启蒙思想家中最独特、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位。他敢于坦露自己的灵魂，是真诚的象征。对他来说，自然就是真理，真理高于一切。而他的独特的个性思想成就了他后来的命运。他的著作《社会契约论》就是很好的见证。

《社会契约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受到了热情地赞美，许多革命者将其视为人生宝典。“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本书开篇，卢梭就向世人宣告了人类对于自由、平等的永恒追求。这是一本倡导契约自由、确定公共意志之书。《社会契约论》一书的中心论点：人生而自由与平等，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国家的主权和立法权在人民，政府只是法律的执行者，如果政府不合人民的“公意”，人民就有权推翻它。

自由是人本性的产物。人性的第一关怀就是对于自身的关怀。人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的适当的生存方式，并且，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平等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此外，人只有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把自由转让出去。当人在枷锁之下而丧失自由时，并不是他没有了天然的与生俱来的自由，而是由于外界强势的干扰。总而言之，人生而自由，自由是人的本性的产物。

然而，世界上确实存在着强势与弱势之分。人类想要继续生存，唯一的办法就是集合起来，形成一个联合体，充分发挥全部的共同力量，以保护每个成员的人身与财产。这种结合一经实现，就产生了一个共同体。人们通过订立契约来实现这种结合。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订立契约，不仅是一种自由加入的约定，而且不应把转让自己作为条款。在共同体中，每个人自然拥有权利和所属的自由。

主权者是由参加共同体的各个人所构成的。它代表着各个成员的公共利益，绝不可能有损害共同体利益的行为，否则则违背了社会公约。当然，各个成员都有义务服从公共利益，这样，社会公约才是合法性的。主权是一种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的权利，因为它代表着民众的公意，而不是个人意志，既是不能随意转让的，也是不可分离的。主权是共同体形成的一项权利，它是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之上的。主权者有权利约束每一个成员，但它的权力却是有限的。它不能超出社会契约所规定的界限，不能过分要求、约束成员，这样，才能保证主权权力行使的公正性，才能保障成员在参与社会契约中所获的收益。

何谓法律?这在《社会契约论》中得到很好的阐述。法律是由公意产生的各项规定。法律对国家的成员有着普遍的约束力，它的对象普遍的，它所代表的意志亦是普遍的，而不是个别意志的简单相加。想要国家稳定，人民安定，就必须制定相关的法律，指引着社会向正义的方向前进。

论政府。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是法律的执行人而已。政府的设立，是以主权者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政府共同体，代表着主权者的共同意志执行国家事务，它是民众与主权者相联系的一个中间纽带，其职能在于实现民众与主权者的相互适应，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持社会及政治自由。从一个高的角度来讲，随着国家的扩大，人民给予了政府的权力就越多，那么，政府受诱惑的可能性就越大，滥用权力的办法也就越多。因此，人民要加强对政府的约束。当然，不同国家存在不同政府体制，但唯一相同的就是：政府只是主权者的执行人而已。

《社会契约论》这一本书，包含了很多的内容，我无法一一列举，在这里我只是列举几个印象深刻的方面谈谈感受。总之一句话：人生而自由平等;政府只不过是法律的执行者，人民也有权利推翻它。

卢梭社会契约论读后感2

《社会契约论》是卢梭的重要的政治性著作，本书或又称为《政治权利的原理》。正如卢梭开篇所讲的“我要根据人类的实际情况和法律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探讨，看是否能在社会秩序中找到某种合法的和妥当的政府行为的规则。“合法和妥当的政府行为”是本书所论述的重点。

为什么公民要关心政治?这就要从政府和社会的起源探寻。

社会秩序是一切其他的权利的基础，没有稳固的社会秩序，其他权利都是空中楼阁。但他并不来自自然，而是建立在许多约定的基础上。正如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论述的在卢梭看来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是生来自由的和平等的，但人会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让渡一部分自然状态下的自由。而且个人的力量有限，无法克服生存中的巨大障碍。因此，人只有与其他共同协作和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才能更好的生存，结合的基础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契约：每一个个体都应毫无保留而且平等地转让一部分自然状态下的自由，服从于共同体的意志。对于这个共同契约如果有人有所保留，或者占有特权，那他成为契约的破坏者，而成为共同体的敌人，将被驱逐出共同体。缔结共同体的每个个体都是主权者，但也是臣民，个人意志需要服从共同体的公共意志。公共意志永远都是公正的，但并不是他说他永远都是正确的。人民永远不会被败坏，但是人民往往受欺骗。因而公意也会出现错误。

公共意志的集中表达便是大家共同遵守的法律，法律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约束一切个人。按照法律治理的国家，无论政府形式如何，都能称为“共和国”。制定法律的立法者应该是最有智慧的和理性的人，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法律最重要的是保证社会状态下的公正性。立法权与行政权要独立，正是为了保证法律的公正性。

但主权的行使却有着各种形式，不同的行使形式形成了不同的政府形态。政府是主权者和国家之间的中间人，代表主权者行使权力。人类社会有三种最基本的政府形式，卢梭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形式永远是最好的。而且也不存在单一的政府形式，往往都是三种基本形式的混合。不同的政府形式适合于不同的国家大小和不同的气候，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政府形式。

在卢梭看来，不存在彻底的民主制，因为多数人统治少数人是违反自然秩序的，如果存在完美的民主制政府的话，那一定都是神的子民，完美的民主制政府不适合人类。因此，选举产生的贵族制政府，是相对而言较好的政府，因为它能保证最贤明的人来管理政府。他认为，在一个政府的治理下，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条件下，人口的增长，是政府是否为好政府的重要标准。

政府会发生蜕化。人类社会的政府形态经历从民主制，过度到贵族制，再到君主制自然演变和收缩，在君主制形态下，再次收缩而发展到专制政府，君主不再按照法律治理，从而公意被个人意志所取代，政府和国家会走向灭亡。罗马政府形态的发展便是这样的过程。

政府只是作为主权者即公民的公意执行者。卢梭的这个观点，在当时还是“君授神权”的时代，无疑是平地一声雷。虽然不能说卢梭的思想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但是正是卢梭的政府论，祛除了“朕即国家”的谎言，让民主和自由平等的思想席卷欧洲大地，从而开启了整个现代人类社会。破坏者，而成为共同体的敌人，将被驱逐出共同体。

卢梭社会契约论读后感3

《社会契约论》分为四卷，第一卷论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契约。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秩序并非来源于自然。社会秩序来源于共同的原始、朴素的约定。当自然状态中，生存障碍超过个人所能够承受的地步，人类就被迫改变生活方式。人类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集合并形成力量的总和来克服生存的阻力。解决办法就是形成一个约定，使每个人都把自身的能力置于“主权者”的指导下。主权者是尽可能包括最多社会成员的、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共同体中的约定对于每一个成员都是平等的。

第二卷阐述主权及其权利。主权是公意的运用，不可以转让，不可分割。主权由共同利益所决定和约束，籍着法律而行动。法律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意的行为。立法者的存在就是必要的。然而本身并没有权力只是指导者。他们起草和提出法律建议，只有人民自己才有权设立法律。

第三卷阐述政府及其运作形式。政府是主权者的执行人，而非主权者本身。政府中的执政者只是受委托来行使行政权力。世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政府形式：民主制，即由全体或大部分人民治理;贵族制，由少数人所治理;国君制，由一人治理。结构单一的政府是最好的;实际上政府都是混合形式的，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其他形式。没有一种政府适用于一切国家，但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与其人民的特点相适应。

第四卷讨论几种社会组织。公意是不可摧毁的，通过投票来表达。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选举模式，例如：人民大会、保民官、独裁、监察官等。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只要他们的教条一点都不违反公民的义务。

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卢梭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卢梭声称，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虽然他没有定义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但他建议由公民团体组成的代议机构作为立法者，通过讨论来产生公共意志。社会契约论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所说的政治权威在我们的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契约。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他阐明政府必须分成三个部分：主权者代表公共意志，这个意志必须有益于全社会;由主权者授权的行政官员来实现这一意志;最后，必须有形成这一意志的公民群体。他相信，国家应保持较小的规模，把更多的权利留给人民，让政府更有效率。人民应该在政府中承担活跃的角色。人民根据个人意志投票产生公共意志。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么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力，包括用起义的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

总而言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社会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推动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理论上本身的缺陷。他之谓“我要探讨的是权利的道理，而不是事实”，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到理解，但是这种唯心的论证方法，显然还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此外卢梭还有一个地方存在严重的思维混乱—“主权者”。有时它指全体人民的集合，有时指国王或君主，有时则指立法机构。其实，这三者是不同的主体。人民的整体，构成主权者。立法机构，是由人民中间选出的代表组成，代表全体人民执行立法职能。国王或君主，或总统，以及政府，都是人民的代理人。正因为存在这个混乱，卢梭在统治与代理的问题上也存在混乱。所以他有这样的说法：统治者的统治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和认可。其实，依据他的基础观点，也是我所同意的观点，必然得出国王或君主或总统仅仅是人民的代理人而已。

在中国不平等的现象也是十分普遍的，性别不平等，职业不平等，贫富不平等，权利的不平等……这无数的不平等似乎在向我们说明这个社会存在非常深刻的矛盾，尤其是现在的“富二代”“官二代”现象，更是深深刺痛国人的眼球。“人生而平等”成为了一句充满讽刺意味的空话，而“人生而不平等”才是这个社会的至理名言!人生而平等，人事实上又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完全的出身决定命运，就是种姓制度或者“血统论”;而完全铲除出身的作用，实际上也只能衍生出新的不平等。但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自有其特殊内涵。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一方面是反映社会垂直流动的程度，或者说公职和职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的程度，正所谓“举贤不避亲”;另一方面是二代之间的沟通问题。在二代标签的背后，是这个社会早已弥漫的仇富、仇官心理的进一步放大。这种放大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人们日益担心，社会的优质资源将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而这正是任何一种极端思潮诞生的社会土壤：以极端的方式重新洗牌。

自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各种划分版本就层出不穷。和严谨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划分不同，类似“富二代、穷二代和官二代”的划分实际上是网络舆论对于直观社会现象的反应。尤其是在就业和谋取更好职位的时候，当更追求职业前景激励的年轻人在关系、家庭资源、甚至是行贿竞争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一种“出身决定命运”的悲观情绪势必会蔓延。而当看到其他的人在享受到父辈积累的财富和人脉资源的荫庇，却又自认为理所当然，摆出一副傲慢姿态的时候，不平、不满和愤恨的情绪就会滋长。

究其根源，我认为自从实行“让一部人先富起来”之后，代际之间的公平问题就迟早会出现。这个政策的出发点很好，但是却没有达到它真正的目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错，但是接下来应该“让先富带动后富”这点却没有做到!先富起来的人抢占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再加上社会保障体制严重缺失，让贫困的人们无法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的不平等现象。资本和劳动的分配严重失衡，这直接影响大多数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土地和资源带来的暴富，以及土地和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由于政府公共物品服务方面对于民众起点公平的保障严重不足，个人和家庭为此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比如为了孩子读书条件好一点，或者承受高房价，或者承受高昂的择校费)。等到要“还债”的时候，相关的人们也不得不加入到对于稀缺性资源的寻租大战中去。没有“公平正义的光辉”，最终的可能结局只能是“丛林的战争”。

之所以如此关心二代现象，我想恐怕还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公日益固化，在社会代际之间遗传，社会断裂得不到有效弥合。本来年轻意味着新锐和突破。但现实也昭示体制的力量更大。中国最严重也最需解决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才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只有挖去陈腐已久的计划经济残存的“毒瘤”，中国的社会发展才能走上健康向上的道路，一切的一切才有可能完全解决。但是现在缝缝补补的小动作是无法撼动旧有的体质的，只有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才能打破一切。但是上层的既得利益集团会让这种有损于自身利益的改革实现吗?从目前的改革动向来看希望不大，个人在其中能起到的作用实在是太渺小了!难道真要等到一切矛盾激化到无以复加之时，政府才能下定决心吗?

卢梭社会契约论读后感4

我曾经觉得卢梭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物。之所以给我这样的感觉，源于他早年的一篇文章《论科学与艺术》。当时第戎学院有奖征答一个问题，即艺术和科学的复兴有没有改善人们的举止和道德。卢梭的好友狄德罗建议他回答“不”，因为这样的回答更容易得奖。最后，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卢梭在他的这篇征文中，给出的答案是“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没有改善人们的举止和道德”。

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写到：“在艺术还没有塑成我们的风格，没有教会我们的情感使用一种造作的语言之前，我们的风尚是粗俗的，然而却是自然的;从举止的不同，一眼就可看出性格的不同。那时候，人性根本上虽然不见得更好，然而人们却很容易相互深入了解，因此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安全;而这种我们今天已不再能感到其价值的好处，就是得他们能很好地掩饰种种罪恶。”

然而从史料中不难发现，卢梭本人是极爱文学与音乐的。他谱写过音乐作品，撰写过音乐理论，希望成为在音乐领域有所作为。他曾写过一个小文章标题就是《我喜欢音乐》。

卢梭真的是口是心非吗?如果他是这样一个人，那么《社会契约论》的真知灼见，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呢?

卢梭在书写《社会契约论》前，还写过一本《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在此书中将人类的不平等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然(生理)的不平等，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第二类是精神上(政治上)的不平等，起因于一种协议。第二种不平等包括某一些人由于损害别人而得以享受的各种特权。

在《社会契约论》里，我认为卢梭其实是针对上述的这两个不平等，设计出他理想中的公约。

首先，他认为公约可以改变自然(生理)的不平等，他说“公约不是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社会条约“保全”缔约者为目的，使他们不因为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不同，而在现实中遭遇不平等。

其次，他觉得要改变精神上(政治上)的不平等，就要改变过去的协议方式，“设计一种人类集合体，以用集体力量来保障每一个加盟的个体和他的财产。在这一集体中，个体虽然和整体联系在一起，但依然自由如初，只听从自己的意志。”

简单言之，我觉得卢梭的社会契约，一方面要在自然(生理)方面，成为所有缔约者的生存保障。另一方面，要在精神(政治)方面，不干涉个人的意志。

得出这样的结论后，我觉得再读《论科学与艺术》就有了一番新滋味。卢梭所处的18世纪法国社会，凡尔赛宫的皇室奢华风气统领着整个欧洲艺术的发展。不难发现，卢梭憎恶艺术，明确的说，应该是憎恶皇室精神(政治)统治下的艺术。他说“今天更精致的研究与更细腻的趣味已经把取悦的艺术归结成一套原则了。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都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礼节不断地强迫着我们。”而另一方面，卢梭喜爱对音乐与文学的喜爱，则是出自于对朴质自然的追寻。他厌恶那些在精神统治下的艺术，他向往在自然中抒情高歌。

于是，我觉得卢梭不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他的艺术观、政治观是一体的，它们都来源于卢梭对于社会的整体认识与判断。

卢梭认识到社会的不平等分为自然(生理)方面和精神(政治)方面。他一方面认为人们不应该在精神方面被统治(艺术不应该被风格、矫饰化)，另一方面他认为要用社会契约来改善人在自然(生理)方面的不平等，从而保障人在精神层面能够崇尚自然。

由此我联想到，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时代的文化、经济、政治状况，都是一个不可分隔的整体。特定的经济、政治状况，导致了特定的文化状况;而社会对于文化的认识，也必然反映了这个社会对于经济、政治的态度。欧洲社会从百科全书式的混乱的18世纪到如今，艺术的面貌已经全然改变。概念艺术、行为艺术的当代艺术概念，一次次成为社会思潮的先锋。我想这艺术面貌改变的背后，是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的深层变化吧。

我想起一个学景观设计的朋友，曾经跟我抱怨，中国现在景观设计追求的简约风格，主要是照搬西方近现代极简主义的风格。但其实我们特别没有根基，欧洲从几个世纪前的繁冗奢华的巴洛克风格，变化到今天的极简主义，是几百年的变迁里，一步步走过来的。我们不懂得蕴含在这精炼的简约线条背后的深刻的历史，而只是基于风格的简单模仿。这必然是肤浅而流于形式的。

我觉得这个有些无奈的抱怨，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当下的社会状况。我们的国家经历的现代化历程，其路径与欧洲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流行风格上对欧美的模仿，体现出的是这背后，在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现代化过程中的的全方位模仿。困惑的是，我们作为模仿者，到底要模仿什么。就如我的朋友所说的那样，我们不懂得蕴含在这精炼的简约线条背后的深刻的历史，而只是基于风格的简单借鉴。这必然是肤浅而流于形式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要读卢梭，不是在寻找一个通往现代化和谐社会的“现成”的契约，而是在读他的痛苦和挣扎，反思他对社会的整套想法。卢梭告诉我们，社会的公约是基于人的自然(生理)的基本保障，社会公约不能干涉个人的精神(政治)意志。我想这是基础，不同的社会各自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其不同的发展路径寻找现代化的道路。

那么，我们的社会读透卢梭没?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思想有几分在中国?

我想起前几天一个朋友从日本回来，聊起日本当下的文化发展。觉得各种稀奇古怪、甚至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人在当做职业非常认真的弄，而且竟然弄得很好，只要有需求，无论多古怪，都会有相应的东西来满足(比如为宅男创造的午夜动漫和咖啡厅)。相比之下，中国要保守得多。主旋律艺术的色彩非常浓厚，主流和非主流的意识非常强烈。

虽然这种当下文化上的差异没有孰对孰错，但我觉得从中还是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读懂卢梭。因为如果我们读懂了，我们的社会有卢梭所述的某种公约，那么我们社会应该会在文化上呈现出没有主流、非主流之分的状态。既然文化是如此，那么社会的其他方面，应该也是吧。

卢梭说：“我们向往自由，但我们带着镣铐。”或许我们应该对这副承载着历史厚重感的镣铐，有更深一点的领悟才好。

卢梭社会契约论读后感5

《社会契约论》全书分为四卷。依据伏汉(C·E·Vaughan)本的注释，第一卷讨论的是人类怎样由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状态，以及公约的根本条件是什么;第二卷讨论的是立法;第三卷讨论的是政治法，即政府的形式;第四卷则是继续讨论政治法，并阐明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我在写作本文时阅读至第三卷第一章，以下就这已阅读过的半部书来谈谈自己的感受。

卢梭在第一卷里便开宗明旨地提出了“人生而自由”这一观点。他认为奴隶制是很荒谬与不可思议的，因为没有一个拥有健全理智的人会去无偿地奉献自己。同时他驳斥了格老秀斯和其他一些人从战争里籀引出奴役权的观点：他认为战争只能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关系，一国的成员为了摧毁敌国而杀死敌国的成员，而一旦当对方放下武器投降后，就不再是敌人了，于是别人也就不再对这些投降的个人再握有生杀之权。所以那些认为在战争中能够以别人的自由来赎取对方生命的看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在论述完以上这些观点后，卢梭提到了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个论点，即存在着一个社会公约。对这个社会公约，卢梭认为是与“人生而自由”的观点相一致的.。人们在签订社会公约后并未改变其自由的本质，而是将原有的自然属性的自由转化为了社会属性的自由。何谓自由?卢梭的原话是“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我赞同这一看法：当人类在原始社会凭着最原始的欲望而行动时，并不是完整的自由，那是卢梭谈到的“天然的自由”;而当人类真正有了理性，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来给自己设定一个限制并加以遵守时，这时的人类才是真正获得了自由。那是一种可以完全掌握自身的欣喜，是为了人类不再是被原始欲望驱动的动物的欢愉。

当然，卢梭似乎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一些认识的矛盾。在本书第三卷第一章里他写到：“国家越扩大则自由就越缩小”。照我看来，这似乎是又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反认为遵守法律是不自由的。这也许是个悖论，因为人们真的很难去界定自由与不自由的界限，这也是数百年来思想家们争论的缘由。

卢梭很推崇公意，他甚至认为公意是绝不会犯错的。我在最初阅读时就感到很困惑，觉得这样“迷信”公意会酿成“多数人的暴政”。可卢梭先生之后就给出了解释，他认为公意不是众意，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利益，而众意则是指着眼于私人的利益。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公意并不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因为尊重公意并非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至于如何表达公意，卢梭认为最好是国家内没有派系的存在，如果难以实现，那么退而求其次应该尽可能繁殖派系数量并防止它们之间的不平等。在我看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道理，即一切的民主自由建立的基础应该是制衡。

我以前对民主的概念很模糊，似乎投票选举就是民主。但事实上，在某一个集团特别庞大的情况下，投票反映的只是某一个集团的意志。这种个别意志就会掩人耳目地成为了公意，并且对全体成员施以影响。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只不过是幌子，而丝毫没有给人们带来实质的好处。所谓制衡，则是能让少数派、能让所有人发出声音，能像卢梭说的那样，防止一个集团独大。当各种意见缤纷多彩汇聚在一起，这时候再全面加以考虑，才能够真正得到公意。这个过程显然耗时长久工作量巨大，这也就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为什么办事效率不高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关键所在。

卢梭先生还谈到了法律，他认为法律即公意的行为，也就是说法律就是公意的具体表现。至于立法者，卢梭认为那应该由一位(或许是几位)“非凡人物”来担任。他不赞同号令法律的同时还号令人。所以照我看来，在我们国家，国务院依照法律赋予的权力来制定的行政法规是不应该称其为法律的。因为那不是公意的体现，难以贯彻公正的原则。而反过头来看我国的立法工作，立法是由全国人大法工委来进行的，但是制订过程中却存在国务院各部委的力量角逐。一部法律的最终诞生，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内容受到了行政力量的干扰，这里面体现的也不是公意，而是政府中的部门利益。

在第二卷里，卢梭先生花费了很大的篇幅去论述人民。针对之前对立法者的论述他进行了补充，他并不认为立法者单纯从“好法律”的角度去立法，而更应事先考察他要为之立法的那些人民们是否适宜接受法律。他说：“大多数民族，犹如个人一样，只有在青春时代才是驯服的;他们年纪大了，就变成无法矫正的了。当风俗一旦确立，偏见一旦生根，再想加以改造就是一件危险而徒劳的事情了”，我们中国最引以为自豪的即我们是千年文明古国，殊不知这绵长的岁月里我们亦是积累下了无数的偏见。时至今日，我们再想要抛开历史的包袱重建一个民众能够接受的全新法律体系，恐非易事。

在第九章论人民(续)里有这样一段话：“距离愈远，行政也就愈发困难，正好像一个杠杆愈长则其顶端的分量也就会愈重。”卢梭之后还提到了同一个法律难以适用于不同的地区，人民会对自己庞大的国家里那些永不见面的陌生同胞公民们缺乏感情。我很认同卢梭的这一观点。在我看来，中国的国土面积如此广阔，各地的风俗习惯又各不相同，既然我们可以设置民族自治区、自治州乃至自治县、乡，为什么不可以推行联邦制来赋予地区以更大的自主权呢?我依稀记得有人说中国若是推行联邦制，那国家马上会肢解崩析。这是种完全没有理论依据的看法，当初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时还有人提是资本主义复辟，而今我们再去看这样的论调，是否显得可笑呢?其实这样的讨论早在清末民初便存在，当时关于“联省自治”的思想以及广东陈炯明的民主联邦制方案，都属于这其中的内容。我并没有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但对这样的想法提出感到很欣喜，这似乎为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提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卢梭的观点亦有我不以为然的，譬如他对“好政府”的论述。他说“在其治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最多的，就确实无疑地是最好的政府”。我以为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片面。因为在第一卷第六章里，卢梭是认为公民、人民、臣民、主权者这些概念都是相互通用的。若是这样，仅以尽可能多地繁殖人民数量那么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责，那政府实在是太轻松了。除非将公民这一概念严格定义，认为其所指的应该是具有社会担当、明确个人权利义务并能积极参政议政的个体。一个国家的政府能不依靠外力，自我培养和吸引进入尽可能多这样的人，那才算是一个好政府。